努力协调教派之争

1607年6月25日，培根终于被委任为副检察长，这是20年前伊丽莎白拒绝给予培根的职位。在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培根忙于协调英国的教派之争。

当时的英国，教派纷争剧烈，主要是英国国教与清教之争。其时，清教内部也有保守的长老派和激进的独立派之争，但主要还是清教与国教的纷争。

清教要求以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对英国国教的教会组织、教义等进行彻底改革，要求彻底消除天主教的影响。

而在16世纪3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开始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后的英国国教，除了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外，主教制度、天主教的主要教义与仪式等却留存着。英国国教是英国王权的工具，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都极力加强国教的统治地位。

詹姆士一世非常明白神权统治的共和制度化是对君主专制的威胁，为此，他对清教徒扬言：

如果你们要一个长老制的教会，这与君主政体势不两立，正如魔鬼与上帝势不两立一样。没有主教，也就没有国王。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将强迫你们接受国教，不然就把你们驱逐出境。

斯图亚特王朝残酷地迫害清教徒，对其进行严厉的惩治。此时，教派纷争已经明显地与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正是以加尔文教派作为反对英国国教和王权的武器，后来他们终于在1640年在清教的旗帜下，掀起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

对于教派纷争，培根持中庸之道，既反对国王对清教徒的迫害，也反对清教徒利用宗教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主张国教、清教双方和国王都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他的努力终归无效。

培根认为，既然宗教是维系人群的，那么其自身也应当保持一种和谐一致。在培根的《论无神论》和《论迷信》两篇文章中，都论及教派的分裂。对于这种事情的原因、结果和害处，他做了中肯的评价。

培根的宗教宽容思想认为，宗教应该统一，但宗教统一不等于划一，要允许教会间在非根本问题上教义、教仪等的不相同。培根说，上帝的外衣的确是完整无缝的，但教会的衣服却是多色的，应该允许教会有多种色彩的思想。

培根还强调不能为了取得或增强宗教的统一而动用武力，即不能“以流血的压迫手段强迫人的良心”。他既对国王迫害清教徒的举动甚为不满，同时也反对利用宗教来颠覆政府。

培根说，使宗教大义堕落到谋杀君主、屠戮百姓、颠覆国家与政府，是残忍而又可恨至极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同在圣灵的像上以兀鹰取代鸽子，或把基督教会的船舶挂上一面海盗或凶徒的旗帜一样。武力在这儿是不允许的，是罪恶的。

培根事实上在反对宗教迫害的同时，也未做区分地反对了资产阶级以宗教外衣为掩护的斗争策略，这与他作为一个王权的拥护者不无关系。

当时，英国政治上也有一个大的争论，就是所谓“王权天赋”之争。这场争论实际是“君权”与“民权”的消长之争。这场起于詹姆士一世之朝的斗争终究酿成内战，下一代的君主查理一世也因此而上了断头台。

培根起初的主张是一种“中和主义”，他认为“君权”、“民权”之间应该有一种“中道”、一种妥协的办法。他还著文赞扬过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很优良”，认为民主共和国比有贵族王室的国家通常都较为平静，不易发生叛乱，国家也能持久。因为有民权的地方，政治上的争议都比较重事而不重人，民众对纳税等也较为乐意。在那里维系民众的是实利而非对在位者个人的崇仰。

从这些议论看，培根赞赏共和的民主国家。不过，议论终究只是议论。“王权天赋”之争引起的枝节太多，使培根不知不觉地修改了他的主张，由一个具宽容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变为一个比较温和的王权拥护者。他完全赞成和拥护英国当时的体制，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且培根强调，在君主国里要保持一个足以增加君王威严的、在一种高位上的贵族阶级：“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

在培根看来，贵族生来就应享有荣华富贵，并且有发号施令之权。因此，他主张对有能力的贵族就该委以重任，这样既使贵族得到安置，也使国家事务能够较为顺利地发展。

培根对都铎王朝第一位国王亨利七世排斥、打击封建贵族的做法是颇为不满的。实际上，亨利排斥贵族，是为了使英国王权空前地强化，从而使国家在多年内战后，最终恢复了元气。亨利七世在英国历史上是大有建树的一位国王。

赞成并拥护一个不依附罗马教会的强大的中央皇权专制，是培根与大多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共同的主张。作为新贵族，在对待王权的态度上，培根保有资产阶级的意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培根坚决反对“极端的绝对的君主专制”，他强调王权应受限制，强调国王应以法治世，强调国王应通晓君王权力的限度与职责。培根借用两条关于帝王的箴言说：

记住你是个人，因而要约束自己的权力，

记住你是个神，或神的代表，因而要控制自己的意志。

培根还强调国王应广开言路、善于纳谏。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谏议》的文章，强调关于进言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安全就在忠言之中。即使是最聪明的国王，也不要以为借助了臣下的进言就有损自身的伟大、有伤自身的名誉，相反，“国王的尊严与其说参与议论而削减，不如说反而增高了”。

不仅如此，培根还专门论述了该怎样充分发挥国会和各种议事机构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只作为一种御用工具。这里包括事前把要议论的问题提前公布，以及国王在主持会议时，应当注意不要过早表露自己的意向，防止参与议事的人为取悦国王而不能真正议事，等等。

培根对詹姆士一世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的思想也是不赞成的。他曾写了《论王权》、《论国家的真正伟大》、《论叛乱》等文章，以极其温和的态度来劝导詹姆士。这都表明了培根在根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边的。

在《论王权》中，培根这样写道：

我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不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总是人们希望获得比现在已得到的快乐更大的欢愉，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多求的话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的美好的生活手段也保不住。

因此，权势至尊的君王便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其权势。而当这一点办到之后，新的欲望又会随之而起。有的人是为求得新的疆土之名，有的人是为求得安逸和肉体之乐，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在某些艺术或智能方面出类拔萃，以博得人们的赞扬或阿谀。

在《论国家的真正伟大》中，培根这样写道：

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

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

在《论叛》一文中，培根这样写道：

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必须用心了解全人类，而不是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

但是，在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斗争中，培根也表现出了软弱、妥协和保守，以至于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他又站到了国王那一边。正是由于培根拥护王权的保守态度，最终导致国会告发培根，通过打击培根来打击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