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内讧的牺牲品
成为内讧的牺牲品
1621年冬天,对英国来说,一切事情都很不顺利。这年冬天,暴风雪肆虐,泰晤士河的河道都结了冰,阻碍了水路交通,商船的贸易往来也被迫停止。城市中到处堆着垃圾,臭气熏天。
由于政府采取的各种政策都十分乏力,物价猛涨,民众叫苦不迭,不少人抱怨为了活着不得不债台高筑。此时,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大家都在抱怨从未有过的糟糕生活。甚至有人相信,英联邦体制本身已岌岌可危。
但是詹姆士国王看上去,好像没把这些状况放在心上。只要宫廷里的奢侈生活没有改变,巨额开销保持不变,外面民众的抱怨就影响不了国王的心情。
当时,有个国王的宠儿,国王亲切地叫他“史迪尼”。他的原名是乔治·维利耶,后来成为白金汉公爵。国王把所有的特权都给了他。詹姆士国王的第一个儿子亨利,是一个很有出息的王储,但不幸夭折了。亨利的弟弟查尔斯现在成了威尔士王储。通过交友和刻意逢迎,白金汉公爵博得了这位年轻王储的喜欢。
白金汉公爵脖颈上绕着全国最有威信的荣誉之物,即镀金的古老的嘉德勋章。国王的宠爱使他信心倍增,也给他带来种种特权。如果有人希望国王高兴,那只要让白金汉公爵高兴,就意味着国王也高兴。
培根非常希望詹姆士国王能支持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启蒙运动,但事与愿违。启蒙运动的概念,国王很欣赏,但他更大的兴趣是饮酒作乐、狩猎以及在其他方面。他先是宠爱桑默塞,随后又宠爱白金汉公爵。
在1621年,培根的政治生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官爵、地位、名望、财富他都有了。但是在得意之中,培根也免不了要记起那些为了逢迎旨意、奉承权势所干的违背初衷、违背良心的事,维护王室关于专利的特权,听任白金汉公爵干涉司法。
培根由于逢迎上意而背离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专利权既是保证宫廷朝臣取得利益,又是妨碍和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制度。议会代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要求,从1597年起就开始了反对专利权的斗争。
詹姆士一世来自没有议会民主的苏格兰,因此他把议会看作他王权的敌人。他还亲自撰写了《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宣扬“王权神授”,“自由君主永不受外界的干预,也不受臣民的要挟约束”。
詹姆士一世反对议会讨论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命令议会把国事托付给唯一有权掌握国事的国王枢密院。詹姆士一世声言,臣民辩论国王所做的任何事等于煽动叛乱。
詹姆士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议会的强烈不满。因而议会断言说:它有权自由讨论一切真正有关臣民及其权利或地位的事务。
因此,1611年议会被解散。1614年的议会也因为批评詹姆士一世的政策,致使议会未及办理任何事务就被解散了。此后,英国议会一直未曾召集。
培根迫不得已地夹在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的斗争之中,思想感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内心虽然倾向于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客观上却站在王权一边,维护王室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培根才能得到国王的赏识和重用,但却得罪了议会。
到1621年,离最后一次国会开会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其实,詹姆士国王也不想现在就召开国会会议。如果此时召开,那无异于给国会两院的人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的机会,这可不是他想要的。但资金短缺的压力太大,如果他还想继续支持陷入困境的女儿波希米亚王后和她的丈夫腓特烈的话,他就必须告诉国会,自己真的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因而不得不召集议会。然而,这届议会的头一个举动就是要求改革专利权法案。
在开会的这一天,整个伦敦笼罩在一触即发的氛围中,民众怨声载道,上院贵族与下院议员之间冲突不断,形成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形。人们都希望有人掉脑袋。詹姆士也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有多么危险。不过,他很有手腕,知道如何掌控形势。他必须把自己掩饰起来,然后找个替罪羊,帮他解围。
詹姆士国王一走进国会,就开始演戏。国王谦和的讲话,让很多人心存感动,下议院顺利通过了他的资金议案。然后,讨论起颇多争议的“特许权”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国王已将不少“特许权”赠予出去。不过,都是因为听了一些“进言者”的建议,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应该由“进言者”负责。至于国王,只是耳根子太软罢了。大家都知道,法官是国王的主要进言者。
于是,国会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开始对国王持有批评态度的议员们,此时却对国王少见的谦卑样子和明显“对民众的爱”所打动了。可他们还是想找个替罪羊,于是,培根的敌人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战场。
由于培根对王室在专利权上的维护态度,议会在培根宿敌爱德华·库克的鼓动下,开始着手进行行动了。爱德华·库克是下院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小撮密谋者的召集人。这一小撮人都感到受到了培根的冷落和怠慢,或受到很多委屈,其中也有人想借机把培根踩踏一番,以便自己能够升官发财。
他们借口维护国家的稳定,想把“最正义的法官”从法官的宝座上拉下来。他们批评司法界,要求弹劾大法官培根。弹劾的原因是:培根接受了待决案件的诉讼当事人的礼物。
库克他们找到两个人提供证据。他们说,法官在听证案子时收取了贿赂,其中一人付出了100英镑,另一个人给了300英镑。但这些礼物并没有使法官改变判决的内容,最后他们还是被定了罪。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个职员,指控法官后,自己反受到不良行为指控而遭到解职。但这不是事实。
当时,“贿赂”与“送礼”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送礼给政府官员并不被认为是贿赂。法院所有的开销,都要由诉讼双方支付,政府不给法院提供一分钱。法院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与法院产生关系的人。“送礼”额度越大,可能越会得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处理意见。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实用的体系,培根心里也很清楚。
所谓法官犯罪,是指在不顾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只为换取费用而随便做出判决。这样看来,无论是大律师培根,抑或是法官培根,都是清白无辜的。
但公众对法官培根知之甚少,再加上有人煽风点火,说不合理的“特许权”主要是听了法官的意思给了相关的人,从而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也有人希望,“法院费用体系”应该彻底改变。改变的方式不是通过相应的程序来进行,而是通过激愤的群众打击在位的那个人来进行。
在早些时候,培根的一个朋友就提醒过他,告诉他外面群众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培根则回答:“我问心无愧。”因此,培根在给詹姆士一世的信中表白说:“我自认为还不是一个无节制的忠告者,不是一个贪婪民众的压迫者,也不是一个傲慢、不能忍受的可恨的人。”
此外,培根还表示: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下的,就是一个天生的爱国者。
培根在给白金汉的信中,进一步辩白说:“我晓得我有两只干净的手和一颗纯洁的心。同时我敢说,我有一所可供朋友或仆人居住的干净的住室。不过约伯本人或任何人作为最公平的法官,如果遇到有人对他们搜求罪状,如人们对我的时候,那他们也会暂时显得很丑恶的,特别是在一个矛头指向高位,控诉成为时髦的时代尤甚。”
库克及其同党,成功地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下议院由开始讨论负担沉重的特许权问题,转而成了一场对培根的攻击。上院接受了对法官培根的贿赂指控。
当培根听到这些对自己的指控时,他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一下子就病倒了。他把秘书叫到病床前,让他替自己起草一份遗嘱,希望把“自己的灵魂最后交给上帝”,遗体“找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掩埋”,名字“留给后代和全世界”。
虽然培根已经感到万分气馁,但最终结果却迟迟不来。有人指控培根装病,以避免面对他的全部指控。于是培根给上院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真的不是装病。他希望议员们别带着偏见看他,并期望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有与证人们公开面对面对质的机会,并希望自己也能提供证人为自己正名。
另外,培根还请求议员们能仔细看一下他审查过的好几千宗案子,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错。一旦所有的事情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疑问,培根就会变得清白。“我的手很干净,我的头脑很平静。”他再次告诉议员们:“我问心无愧。”
当然,把一切都光明正大地说清楚,这不是培根的敌人想要的结果。他们知道,如果给培根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他一定会全身而退。指控他的人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容忍培根与他们的证人进行相互的质问,最好还是使一切都模糊不清。
如果听凭光明正大的法官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王室里所有的弊端与腐败就会全部呈现:浪费国库,中饱私囊,卖官鬻爵,宠臣当道,任人唯亲。
民众都想改革,但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詹姆士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这样的日子一旦来到,所有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其实,培根明白这件事的背景和意义,所以他上奏詹姆士一世时,力求詹姆士对议会采取压制态度。他还告诫詹姆士:“现在打击你的大法官的人,恐怕将来也会打击你的王冠。”不过,培根当时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请求国王对议会的做法采取抵制的态度,帮助他渡过难关。然而,在28年之后,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果然被议会送上了断头台。培根可谓是有先见之明了。
此时,詹姆士一世心里也十分明白:这场斗争表面是整治培根,实质是为了削弱王权。因此,詹姆士在接到培根的上奏后也曾为之奔走。他曾亲自到议会去,要求议会停止对培根正在进行的处理,或者建立一个经过他挑选的包括下院12人、上院6人的委员会来处理培根的案件。不过,这些都被拒绝了。上院强调他们对罪犯审判的权威性。白金汉公爵则建议詹姆士索性解散议会,但是詹姆士未予采纳。
当这一切仍然不能奏效时,詹姆士一世竟下令囚禁了此事的幕后策划者爱德华·库克。但即便这样,也没能平息弹劾培根案。
培根其实是议会与王权斗争中的牺牲品,是詹姆士一世的替罪羊。就接受馈赠而言,培根承认确有其事。无论是接受馈赠,还是收受贿赂,这终究是事实,尤其是对一个大法官来说,更是不能容许的。
对此,培根从三个方面向国王、议会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说:第一,他认为这些在英王朝算不了什么,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培根认为仅仅只是这些并不能成为给他定罪的理由。第二,有些馈赠不是培根本人接受的,而是家人、仆役代他接受的。这是由于他终日既忙公务,又忙学术研究,疏于管束家人所造成的。这是他的失职之处。第三,培根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接受馈赠而“贪赃枉法”,以颠倒是非黑白的判决作为回报。
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说:
律法的神圣性,不仅体现于司法身上,而且也体现于执法者的身上。《圣经》上所说的,“从荆棘之中是采不到葡萄的”,从那些贪婪的吏役荆棘丛中也是不能结出美果来的。
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警句:“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应当知道,一切法律如果不以这一目标为准绳,则所谓公正就不过是一句梦呓。因此就这一点而论,法官与君主和执法者负有共同的使命,他们应当携起手来,以避免司法与政治发生矛盾。
法律与政策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所罗门王的宝座前站着两只狮子。法官正是王座前的狮子。法官的最高职责,就是贤明地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对于这一点,圣保罗说:“我们知道法律是好的,只要人正确地运用它。”
培根的自我辩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行贿受贿索贿这种事,上自国王、下至一般的小官吏,十分风行。詹姆士一世自己就是一个卖官鬻爵以中饱私囊者。他曾对西班牙大使说:“如果把我这里受过贿赂的官员都解除职务,那就没有一个人为我的王国服务了。”
对培根来说,他的确没有因接受馈赠而贪赃枉法,在他审理、判决的案件中,没有发现因为接受馈赠而偏袒某个人的。所以,培根案发下台后,他所审理的案件没有一个要求平反。
1621年4月底,培根被指控犯有28项受贿罪。所有的指控者都宣称,他们给他送过礼。现在该是站到法庭上,对这些指控进行反击的时候了。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培根没有这么做。
4月21日,培根给国王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要将印玺交还给国王,以此来换取免于对他的起诉和判决。培根认为,在忏悔的基础上交出国玺,这是400年来最严厉的惩处了。
培根将不对所有指控进行辩解,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有罪。上下两院对此惊愕不已,仿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身为法官却不为自己辩解开脱?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弗朗西斯·培根真的有罪。
4月22日,培根又通过查理王子,呈交给议会一封“悔过与恳求”的信。他在信中说:“现在我只有毫无掩饰地承认,我在得悉对我的控诉的详情后,我发现有足够的材料使我放弃辩护,并请求各位贵族对我加以谴责和申斥。”
但是,培根同时也提醒议会:“各位贵族不要忘记,这不仅有我个人的过错,也有时代的过错。”为此,培根提出:“我谦恭地恳求各位贵族,以我的忏悔作为对我的判决,交出国玺作为对我的惩处,而你们则不要做任何进一步的宣判了。”
培根是在病榻上写就这封信的,人们认为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了。
1621年4月29日,培根的信在上院宣读后,会场上长时间地寂静无声。后来查理王子和白金汉公爵表示接受这一忏悔。
但是,从前埃塞克斯案的同谋舒桑顿则提出:“培根是以受贿罪被指控的,但他在认罪书中却没有提到受贿和对腐化行为的忏悔。这怎么可以接受?”
1621年4月30日,当培根知道上院对自己“忏悔信”的反映后,心里实在是难过极了。他整天茶饭不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晚上他又给议会写信,承认了受贿的罪行。
当培根写到“曾从未从诉讼的当事人手中接受过金钱”这句话时,握笔的手哆哆嗦嗦得几乎不能下笔,好不容易写成字句,又用笔涂抹掉了。就这样,删改了几次才写完这封“认罪书”。写完后,他顿感筋疲力尽,长叹了一声,便瘫倒在床上。
5月1日上午,培根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他两眼布满了血丝,眼袋下沉,背驼腰弯,一夜之间,他居然变成了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他脸也没顾得洗,就用嘶哑的声音唤来仆人,让他们把信送到议会。
1621年5月3日,除了白金汉公爵持反对意见外,上院终于通过了对培根的宣判,并正式公报如下:
1.圣奥尔本斯子爵、英国大法官须付罚金及赎金40000英镑。
2.圣奥尔本斯子爵必须监禁于伦敦塔以候王命。
3.在国家或联邦中永不被雇用,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4.不得任国会议员,不得进入宫廷范围以内地区。
这最后一条意味着弗朗西斯·圣奥尔本斯子爵将永远被隔绝在皇室外面。也就是说,他将永远不许再走近伦敦一步。这是相当残酷的判决。作为受贿罪,这一判决简直是太离谱了。
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后来在评论培根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在那个年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废弛堕落。几乎每个法官都接受馈赠,而且通常双方都收。
培根获罪本是一场党派争斗中的风波,并不是因为他格外有罪。
这个案件对培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培根拿到判决书之后,没有读完,他就瘫倒在床上,两天水米未进。家里人都十分焦急,请来医生为他诊治。
3天后,培根有气无力地坐起来。他脸色蜡黄,颤颤巍巍地移步到桌前,右手哆嗦着握住笔,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份遗嘱。
培根并没有马上被收押进塔楼,直至南安普敦伯爵向上院抱怨,为什么还不将弗朗西斯关押囚禁到塔楼去?南安普敦伯爵曾一直是培根的朋友,但他一直对埃塞克斯案件中培根所扮演的角色耿耿于怀。
白金汉公爵解释道,是国王允许延后收押的,因为培根已经有重病在身。其实,白金汉公爵与国王都明白,培根不该受到如此的审判,但政敌们一再坚持立即收押囚禁他。
对于这个判决,培根在给白金汉公爵的信里说:“我承认这是近200年来国会所做的一次最公正的裁决。为了改革,这是合适的。”同时,培根指出:“我可以说是自尼古拉·培根以来,已更迭5任的最公正的法官。”培根的这番话是含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他用这种矛盾的陈述,暗示了当时英国宫廷中贿赂风行的腐败政治情况。
通过贬黜培根大法官,国会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王权的目的。培根案后,英王室在政府中的特权受到了冲击,国会全面展开了对专利权问题的讨论,而在过去詹姆士一世是决不允许这样做的。同时也树起了国会对法庭的最高权威,审判无须与国王商议,也不容国王干涉。
培根被关进了可怕的塔楼囚牢之中。在历史上,培根的很多亲戚都曾被关押于此。但是,4天后,培根出狱了,并被安排到威尔士王储的一处住所歇息。王室也废除了对他的罚款判决。法官的头衔并没有被剥夺,尽管他不再担任公职,但是这一头衔他可以使用一辈子。
后来,听很多人说,国王经常哀叹,再也听不到法官的进言了。“唉,要是我那位老法官在身边就好了,什么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了。”国王陛下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想起培根。
但是,培根仍然不能进入王宫。判决书上规定他必须保持离王宫12000米以外,还规定他不能走近伦敦最豪华的地方。没办法,培根只能再次搬回乡下的古汉堡家里。
当培根踏上回家之路时,很多朋友和祝福者们都陪着他一路走去,这些人想以此表示相信培根的清白。当威尔士王储看到这一场面时,不禁说道:“这人这样走了,他是在蔑视我们。”此言不假。
约翰·张伯伦在与卡灵顿从未间断的通信中写道:
今天,他走了。我听说,他回乡下古汉堡老家去了。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是灰溜溜走的,他本应该表现得很沮丧才是。他还是那个样子,一副闲暇、幽默的样子,一如他在位时一样。
1621年6月4日,培根致函国王,感谢国王给了他自由;而且提出,国王在他的麻烦产生之初,曾为他的际遇掉过泪,他希望今后国王仍继续给予他恩宠之露。他表示,活着就要为国王服务,否则就没意义了。
同一天,培根也致函白金汉公爵,感激公爵使他获释。同时又提出,除非他能继续为国王、为公爵服务,否则他的身躯虽出狱了,但精神却仍在牢狱之中。
此时的培根,仍未放弃对政治生涯的追求,他努力谋求着政治职位。
其实,培根不仅是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在政治、法律活动方面,他也有杰出的才能。他担任大法官后,曾迅速解决了大量积存了几十年的陈案。在西方法学界,作为法律思想家的培根至今仍受到很高的评价。在英国培养律师的葛莱公会里,至今仍有培根的铜像。
但是,无论培根有多么杰出的才干,受贿一案还是终结了他的仕途,培根被逐出了官场。之后,他与妻子爱丽斯的感情也破裂了,这对培根来说是雪上加霜。
还是在受审关押期间,培根对自己一生做过深沉的自省和忏悔。其间他一度身染重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他写过一篇著名的忏悔祷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自我评价:
仁慈的主,面对我的无数罪孽,
我在你面前深沉自省。
我感谢恩赐我以才能。
对这一才能,我既没有埋没,
也没将它们用在可能给我带来最大利益的场所。
遗憾的是,我经常误用它们于不适宜的事物上。
我是人的旅途中一个迷途者,
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肉体是陌生的!
在这一忏悔中,培根懊悔不该久久迷恋仕途。同时,他又有一种信念,上帝赋予他的作为一个学者和科学家的才能,他不曾也不会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