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厄运仍笔耕不辍

培根尽管热衷于做官为宦，但他的志向远远不只在这一个方面。他想给不幸的爱尔兰带来和平与安定，想简化英国法律，改革教会，研究自然，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要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利用做官的地位和权势外，他还一直在著书立说，推行他的各种主张。

由于他自己经历了宦海的浮沉，阅历丰富、眼界开阔、思想敏锐，因而写出的东西能够力透纸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受贿案结束之后，培根随即脱离了政治生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

一项计划已经在进行之中，经过合理的分配时间，加上有助手帮助，培根的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最让培根日思夜想的，是关于理想联邦国的计划。

培根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个“遥远的国度与几个世纪后的未来”。

培根描述那个地方，并为此写出一段传奇故事，让人们相信他们将要看到的是怎样的国度。建立一个更趋完美的国家，一直是培根梦寐以求的事情。如果这个完美的国家不能在英国建立，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大洋对岸了。

从文学与哲学的观点来看，由此，培根才真正开始了他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历程，其暮年是培根一生中最光荣的阶段。

培根每天清晨就起床伏案写作，查阅各种资料。累了，他就在书房里来回走走，或用冷水洗洗脸、擦擦手，活动一下四肢。中午稍微休息一下，起床后就立即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培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他生活得最艰苦、最顽强，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几年。为了减少与他人的往来，也为了节约经济开支，用培根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安静，并且更简单”地生活，在受贿案宣判后，他又重新住在葛莱公会的老房子里。

振作起来的培根写了一篇《论厄运》的文章，增补于他的《论说文集》中。

可以说，这篇文章正是培根这一时期心态的真实写照。培根在文章中写道：

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忍。这后一种是较为伟大的一种德性。

顺境是《旧约》所宣布的福祉，逆境是《新约》所宣布的福祉，而新约者乃是福音更大、昭示上帝的旨意更为清晰之书。

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更令人惊叹，这是塞尼卡得之于斯多亚派哲学的名言。

确实如此，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塞尼卡又曾说：“真正的伟人是像神那样无所畏惧的凡人。”这是一句宛如诗歌一样美的名言。

在圣诗中，哀歌是与颂歌相伴的，而圣灵对约伯所受苦难的刻画比对所罗门财富的刻画更为动人。

一切幸运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厄运也绝非没有希望。最美的刺绣，是以明丽的花朵映衬于暗淡的背景，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衬于美丽的背景。

从这图像中吸取启示吧！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在烈火焚烧中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正如恶劣的品质可以在幸运中暴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厄运中被显示的。

这是培根的心曲。培根要在厄运中表现其最美好的品质，他在这个时期的学术活动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此时的培根，已经60多岁了，他的身体一向就不太好，精力也大不如前了。但是，培根就在这年迈、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在他下台后的几个月里，就完成了《亨利七世》。此书被后人称为“近代史学著作的里程碑”。

培根在《亨利七世》中，流露出对一位开明君主的仰慕之情，同时也反映了培根此时的心境。由于培根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写作过程中又做了认真的考证，所以培根在《亨利七世》中挖掘出许多新的东西，引发出一些新的思想。

培根虽然是初次撰写关于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但他写得十分出色。许多人在读过《亨利七世》之后，就好像跨过时空，又回到100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亨利七世，在培根的笔下复活了。

《亨利七世》获得了普遍好评。荷兰著名法学家格罗蒂斯·雨果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都称赞这部书富有哲学意味，是史学著作的楷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也援引了其中的资料。

培根的体质一向都很差，再加上长年伏案写作，身体就越发地衰弱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培根比谁都懂得身体健康对于事业的重要意义。多年来，培根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有一天，秘书罗莱劝培根说：“您年岁大了，应该注意适当休息，不要太劳累了。”

培根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幽默地对罗莱说：“只要上帝保佑我头脑清醒，手能握笔，我就可以完成拟订好的写作计划。”

在完成了《亨利七世》之后，培根开始写《亨利八世》，并写出了大不列颠史的大纲，培根还为他的《英国律苏格兰律提要》做了笔记。这段时间，培根比较集中地撰写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这可能与他在受贿案宣判前对詹姆士一世的承诺有关。

1621年4月，培根上书詹姆士一世，请求帮助使他免予起诉时就提出：“受贿赂的人易于给人以贿赂。假如陛下给予我安宁和闲暇，上帝给予我健康，我将献给国王一部好的历史和较好的法律提要。”“至于我本人，我发现适于我的莫过于研究真理。”

除了写政治历史、法律方面的著作外，培根主要还是继续他的哲学研究。

1623年，培根出版了一本未完的哲学小说《新阿提兰提斯》。这本书阐述了培根的一种半实际半诗意的关于组织一个思想家的团体的想法。1662年建立的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算是部分实现了他的这种想法。

这一年，《论学术的进展》的拉丁文增译本刊行。在给国王的献词中，培根写道：“我也许更适宜做一个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建造者，但是，我不惜做一个普通工人、挑夫，诸如此类的为大家所需要的人；把许多非做不可，而别人由于天生的骄傲而规避或拒绝做的事情亲自负担起来，亲自去执行。”

培根不仅这么说了，他也这么做了。培根很早就开始做“小工”的工作了。

1608年，培根写过一部《随笔》，这是他用一周时间，把以前的思考和实践，就记忆所及，信笔写下的记录。

例如，培根记下为了某件可能发生的事，他是如何做了长期准备的；他又如何不避困难完成眼前的某项任务，并表示准备做更困难的工作；他还观察自我，纠正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如改进自己说话时的声音和姿势；他健康不佳，记下如何保持个人健康，观察身上出现的大小症候。

培根还记下他的收入、支出和债务，如何管理和处理自己的土地和珠宝，以及新建一些花园的设想等。这些都是日常琐事，对培根的哲学研究可能毫无裨益，但从他写《随笔》这件事中，却能反映出一种精神。

以培根的地位和才智而自任“挑夫”，这给了后人良好而深刻的影响。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为了编纂“百科全书”有关实用的工艺、技术及其工具、机械的制造、操作的词条和附图，也是自任“小工”、“挑夫”，亲自到有关的现场向能工巧匠请教学习，收集资料。狄德罗崇拜培根，可以说在这方面培根为他树立了榜样。

暮年时的培根，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完成他的《伟大的复兴》。首先他为了给“科学和实验的历史”做准备，开始研究具体的“自然现象的历史”，计划每个月出版一种关于自然现象的书。培根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每年要出版12种书，还要保证质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培根的顽强努力下，1622年11月，其著作《风的历史》出版了。《生与死的历史》后来也终于出版了，但遗憾的是，这本书成了培根伟大计划中所能够完成的最后一项了。

1623年，培根把主要精力放到写作《伟大的复兴》第一部分上。他的意图是把这部分作为一项关于“科学分类”的著作、一种知识世界的地图。

过去，培根曾想以《论学术的进展》来担当这部分的任务，现在他感到《论学术的进展》还远远不够，可要重新撰写这个题目的新著作又毫无希望。于是他就下决心修改《论学术的进展》，以补空缺。

在修改的过程中，培根增添了大量的新材料，把原来的两卷扩充到九卷，并且全书都用拉丁文写成。翻译的工作，有些是他本人做的，有些是请人翻译的，不过这些翻译工作都是在培根的监督下完成的。修订本取名为《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于162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