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民如治水，顺情平天下——汉武帝刘彻的智谋故事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他即位之初，西汉王朝在文帝、景帝的治理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了少有的盛世。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没有躺在前辈创造的安乐窝里，享受荣华富贵。汉武帝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常常把自己与大汉帝国的永存联系起来，认为自己应当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于是，他一登帝位，便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改变了汉初以来较为保守的政治风貌，对内以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意识形态，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经济上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使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步伐。对外则积极开边拓疆，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军事上则重点打击北方匈奴族对边疆地区的袭扰。

汉武帝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逝世，做了54年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他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把西汉王朝推进到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武帝以他无与伦比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伟人。

1 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是一种艺术，任何一位高明的帝王，都不会只用单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汉武帝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自然对此也是轻车熟路。他在前朝诸侯王不断作乱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不断削弱诸侯实力的有效方法——推思令。通过这种方法，诸侯国逐渐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从而一步步消除了诸侯谋反的可能性，为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开了一付灵丹妙药 。

诸侯王骄纵不法

汉初，各诸侯王国力量较小，朝廷易于控制，它们在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成了朝廷的威胁。这些诸侯王“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之诏，觊觎天子之位。文帝前三年(前11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反抗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其后尘。这两起叛乱虽然被平定，但其他诸侯王的不臣之迹却愈来愈明显，他们在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到了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了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事件——七国之乱。这次由七个诸侯国联合发动的叛乱，虽然最终也被平息下去，但它对汉中央政权的打击很大。因此，从那时起，中央一直采取抑制诸侯的政策。王国的行政权由中央派官员负责，诸侯王只享有封国内的租税，其他一概无权过问。

汉武帝继位后，大臣们推行前朝抑制、打击诸侯王的政策。经常向武帝汇报和揭发诸侯王的过失和劣迹，有时还召来诸侯王的部下，逼迫他们检举诸侯王的罪过。诸侯王们惶惶不可终日。

建元二年(前138年)冬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洛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宴款待。宴会上刘胜突然大放悲声，向武帝哭诉了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种种事情。刚刚继承皇位的武帝，既要限制诸侯王势力的膨胀，防止对帝位造成威胁，又要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为了笼络宗室，武帝下诏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废止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以体现天子对宗室的亲亲之情。

对诸侯国政策上的宽容，使得一些诸侯王又骄奢淫逸起来。他们在封国中，无视朝廷法律，有的杀人抢掠财物，有的奸淫妇女，荒淫乱伦，有的甚至谋害朝廷派去执政的国相，采取种种手段，与朝廷暗中对抗。如胶西王刘端为人狠毒狡诈阴险，多次触犯朝廷法律。朝廷派人调查他的情况，他便暗中派人调查执法大臣的罪状，抓住把柄，有罪的向朝廷汇报，无罪的就下药毒死，这样伤害了许多朝廷的命官。赵王刘彭祖，表面恭谦有礼，而内怀歹毒。每逢朝廷派来国相，他都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去迎接。在谈话时他故意设下圈套，引诱国相说些犯忌讳的话，若稍有失言，便偷偷记下来，进行要挟，使国相乖乖受制，如不听从，便上书告发，进行诬陷。刘彭祖为王60余年，皇上派来的国相没有能任满二年的，都因罪被罢免。严重的受诛，轻的受刑。因此，大臣谁都不敢去赵国任相治事，他便独专国权。

“推恩令”缩小封地

诸侯王的不法行径，不仅激化了封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直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武帝在对匈奴作战的繁忙国事中，不得不分神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日渐发展的封国势力。

新受武帝宠幸的侍从之臣中大夫主父偃，猜透了武帝的心思。一天，向武帝奏道：“陛下，如今诸侯之势日有所增，臣以为实非社稷之福！”主父偃的话语出惊人，正中武帝下怀。武帝点了点头，让他说下去。主父偃接着说：“古代的时候，诸侯的封国方圆不过百里，朝廷强，封国弱，所以容易控制。现在，诸侯王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对他们的约束宽缓，他们就骄横奢侈，荒淫作乱；对他们约束稍稍一严，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抗朝廷；如果以法削割他们的封地，他们就会萌发反叛的念头，发生像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事情。”说到这里，主父偃略略停顿了一下，他要看看武帝的反应。

“那么大夫对此有何高见呢？”武帝急切地问。

主父偃胸有成竹地说：“臣以为可行推恩之策。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的人虽然也都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不能享到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陛下可下诏给诸侯王，允许把朝廷给他们的恩惠推及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国的封地立众子弟为侯。这样，得到土地和爵位的人，个个都会高兴，感谢皇上的恩德。皇上广泛推恩，诸侯国的领地越分越小，势力也就自然衰弱。如此，还用朝廷强力去削夺吗？臣不敏，愿陛下采择施行！”

汉武帝听了，连称妙策。夸奖道：“大夫确实不负朕的信重！”

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策”，暗示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先做出个表率。元朔二年(前127年)正月，二王上书，奏请愿将部分属邑分与其弟。武帝立即批准，并下诏说：“诸侯王中有人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众子弟者，可一一奏报，朕将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于是，各诸侯王纷纷报呈，请求推恩。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都是分封为10余个侯国。这些新分封的侯国，由朝廷定封号，归属于各郡统辖。武帝后期，朝廷直辖的郡由汉初的15个扩展到80余个。昔日诸侯王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汉武帝贯彻生父偃提出的“推恩策”，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一方面，那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被削弱了，他们再也无力和中央对抗；另一方面，那些由贯彻“推恩令”分得了土地的王子侯们，对武帝十分感激，一箭双雕，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对加强中央集权有利，十分符合武帝的心意。

谋反者予以一网打尽

正当“推恩令”顺利执行的时候，发生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

刘安和刘赐是亲兄弟，是武帝的堂叔。刘安本是个喜欢读书、弹琴的人，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文学造诣很高，连武帝也很钦佩。《汉书》说武帝让他写解释《离骚》的《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也就是一天就完成了。武帝在给刘安写信时总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写完之后还要请大文豪司马相如润色一番，以便在叔父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

但刘安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招揽宾客数千，这些宾客有的是学问家，也有许多轻浮之辈，他们常常怂恿刘安的野心。建元六年(前135)，天上出现大彗星，就有几个术士对刘安说：“孝景之时，吴楚起兵，天上曾经出现彗星，星长不过几尺，但血流千里。这次彗星大多了，横贯天际，恐怕要有更大的战乱啦！”

刘安想，武帝这时还没有儿子，一旦大乱，天下诸侯都起来争夺皇位，谁当皇帝就要看实力了。于是他暗暗积蓄人力、物力、财力，修治兵器，派自己的女儿刘陵到长安去结交、收买武帝近臣，探听消息，随时准备起兵。

淮南王的密谋活动不久便走露了风声。一天，淮南王宫的禁卫官雷被与太子刘迁比剑，伤着了刘迁。刘安为此斥责雷被，并把他撤职。雷被便潜逃到长安，向武帝告发淮南王要谋反。

刘安还做好了登基后用的皇帝之玺，以及丞相、御史大夫、文武百官之印，还制定了起兵反叛的计划。对这一切，武帝都派人了解得清清楚楚。元狩元年(前122)，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武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廷尉的属官率兵包围了淮南王宫，刘安、及其同党被一网打尽。刘赐与刘安有勾结，这次也一块儿被捕了。结果是，刘安、刘赐二人自杀，两位王后、太子及参加谋反的人，都被处死，那些与刘安有过交往的人，也都被判死刑。

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武帝又制定了“附益之法”，禁止诸侯王交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仅让他们得到“衣食租税”，不许他们参与政事。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祀宗庙，规定诸侯国必须奉献助祭的“酎(zhoòu)金”，又以所献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废掉了106个列侯。武帝还制定“左官之律”，把那些到诸侯王那里去做官的人称为“左官”，“左官”是被歧视的，他们再也不能到中央政府去当官。

2 重商兴利，发展经济

在经济上，汉武帝一方面继续采取汉初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另一方面在财政方面采取许多新举措，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武帝时期，因经常对匈奴用兵，致使国库严重空虚，因此曾实行过纳粟拜爵、“算缗”等经济政策。但是，武帝深知靠卖官鬻爵、实行算缗、告缗，只能暂时应付财政危机，要想从根本上富国强兵，还必须采取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重商兴利、发展经济就是汉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的重点。

重用商人，搞活经济

武帝懂得要扭转经济危机的严峻局势，敛聚财富，兴业富国，靠那些只会读孔孟之书，谈天下之道的儒生是不顶用的，必须充分发挥那些懂得经营之道的富商大贾的作用。元狩三年(前120年)，大农令郑当时向武帝推荐盐商东郭咸阳和孔仅二人。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二人都是“致产累千金”全国知名的大商人。武帝任命二人为大农丞，总领全国的盐铁事务。武帝又命侍中桑弘羊主持计算，协助东郭咸阳和孔仅共行理财之事。汉初以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律制度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东郭咸阳等人的任用，从此打破了商人不得为官的禁令。这是汉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桑弘羊是洛阳人，景帝四年(前153年)生于一个富商之家。13岁时入宫为侍中，一直在武帝身边，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桑弘羊精于计算，善于筹划经济。武帝任命他为东郭咸阳、孔仅二人的助手，正是发挥了他的长处。这一年他34岁。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尤其是桑弘羊为武帝中期以后汉王朝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统一货币，稳定市场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混乱，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又取消了不准私人铸钱的禁令，各级官府和私人都可以随意铸造钱币。在市场先后流通的钱币，种类繁多，有高祖年间铸造的“榆荚钱”、有吕后二年(前186年)改行的“八铢钱”、吕后六年(前182年)又通行的“五分钱”、文帝五年(前175年)新铸的“四铢钱”等等。这些频繁更改的货币，都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统一于新币，实际上是各类货币都在流通。由于各种货币轻重不一，需要互相换算，使用起来，混乱而又不方便。这些货币的铸造，既不统一，大小轻重也不一致。一些豪强和大商人，为了牟取暴利，铸造时常常是偷减钱币的重量，铸钱的重量严重不足。如文帝时的“四铢钱”，最轻的钱币才达法定重量的百分之十三。流通时只好用天平称量。因为钱币的重量不够，一百钱还要加上若干钱。钱币的质量也严重不纯，铜内常常夹杂着铅、铁等其他金属。这些劣质钱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导致了物价飞涨，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

自由铸钱，不仅使国家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助长了封国、豪强割据势力的发展。如“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就是以冶铜铸钱、煮海为盐等积累了大批财富而发动叛乱的。

景帝中六年(前144年)，认识到了自由铸钱危害的景帝，下诏禁止私人铸钱，收铸钱权于各个郡国，私自铸钱者处以死刑。

武帝即位后，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改铸三铢钱。建元五年(前136年)，废三铢钱，重铸半两钱(实重四铢)，但是盗铸之风仍然愈演愈烈，盗铸的钱愈来愈轻。物价居高不下。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接受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决心对货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制造了三种货币：第一种是白金币、由银、锡铸成。币分三品：上品重八两，圆形龙纹，面值三千钱；中品重六两，方形马纹，面值五百钱；下品重四两，椭圆形龟纹，面值三百钱；第二种是铜币，取消半两钱，改铸为三铢钱；第三种是皮币，用御苑中的白鹿皮制成。每个皮币长宽一尺，缘上绣五彩花纹，面值40万钱。皮币不在民间流通，它是用于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托衬。还规定，盗铸钱者处以死刑。但这次币制改革，由于币制不合理，钱的质量不好，盗铸的人仍然很多，特别是白金币的面值远远超过本身的实际价值，盗铸者更多。盗铸者不仅有商贾，还有地方官、甚至列侯。吏民犯私铸钱币罪判为死刑者达数十万之多。最后不得不允许赎罪或赦免。元狩五年(前118年)，因三铢钱太轻，令郡国改铸五铢钱，再次废止三铢钱，元鼎二年(前115年)，又废止了白金币。同年，武帝又令京师铸赤仄钱，一枚赤仄钱相当五枚五铢钱。赤仄钱集中于京师的钟官制造，造币权趋于统一。但由于一枚赤仄钱相当五枚五铢钱，使藏钱、用钱者一下子遭受贬值几倍的损失，因而受到抵制。加之屡屡盗铸不止，所以仅用两年也废止了。

武帝总结百余年货币改制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要真正禁止盗铸货币，保证货币的质量，确保货币的正常流通，必须完全由中央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采纳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下令：第一，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指定上林苑水衡都尉所辖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掌管鼓铸、刻范和原料，统一铸造货币；第二，新铸造的货币重五铢，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因为五铢钱是由上林三官所铸，所以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三官钱是全国惟一合法流通的货币。非三官钱不得流通。第三，郡国所有的旧币一律作废销毁，将铸钱的铜输入三官。

这次货币改革，一是把铸钱的原料集中控制在中央，使私铸币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技术高、质量好，不易仿盗：三是货币“重如其文”，使盗铸者无利可图。因此，这次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终于取得了对富商大贾、豪强等私铸钱币斗争的胜利。货币的统一、货币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武帝所铸的五铢钱，一直流通到隋王朝，700年不废。

官营盐铁，充盈国力

汉初，国家允许私人经营煮盐、冶铁。国家仅是设官收税，不加任何限制。特别是文帝，更是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一家冶铁或煮盐使用的奴婢、工匠多至千余人。他们垄断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煮盐业，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还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身为大盐商的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的孔仅，他们当然知道盐、铁业的收入如何之多，对国家的财政是何等的重要。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经过一年多的筹谋，制订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于元狩四年(前119年)，上奏于武帝。其要点是：将原来归少府主管的盐、铁业划归大农令主管，并由国家垄断生产。在产盐地募民煮盐，盐民自负费用，由国家定价收购，并统一销售；在产铁的地区，则设置铁官，由“卒徒”即士卒、刑徒开山鼓铸。不出铁的地区，则置小铁官，统属于所在的县，负责回收废铁，改铸其他的器具。盐、铁严禁私人经营，违者没收其器具，并处以割去左趾的刑罚。

这一盐铁由国家专卖的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盐铁业富商大贾们的强烈反对，朝廷中许多大臣和士人即“贤良文学”也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纷纷表示异议。武帝对这些“沮事之议”一概不理，毅然批准这一计划，下诏推行。并派人到全国各产盐、铁地区，选用家资丰裕而又对盐、铁经营有经验的富商大贾担任盐官、铁官，建立专卖机构，主持专卖事宜。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是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在40个郡国设铁官48处，从中原到边远地区。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盐、铁专营机构，基本垄断了盐、铁的生产与销售，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均输平准，让利与民

元鼎二年(前115年)时，武帝所进行的统一货币、盐铁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都已经初见成效，有的措施正在深化完善，财政形势大见好转。武帝颇感欣慰。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桑弘羊愈发显露出敛财兴利的才能，颇得武帝的赞赏。桑弘羊不负武帝重望，他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思考，认为对郡国送京贡物的运输和京师市场的供销应该进行改革。

自汉初以来，各郡国都要向中央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品或中央所急需的其他物品，雇人送往京师。有的物品非本地出产，还要到其他地区购买，商人则乘机抬高物价，从中渔利；有的地区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费用甚至比贡纳的物品还要高出许多，并且途中损失严重。送到京师的物品，有的并非急需，造成积压。而急需的物品，往往还短缺。造成供不应求，物价暴涨。而商人则在运输中和市场销售中牟取暴利。鉴于这种情况，桑弘羊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控制和管理，收权于中央，收财于中央。他奏请武帝行均输、平准之法。其具体做法是：

(1)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在长安设平准官，掌握运到京师的货物和物价。各地的均输机关与京师的平准机关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2)各郡国向中央贡纳的物品，一律按当地市价，购买成当地出产的物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负责将它运输到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再在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运往其他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这样辗转运输、销售，国家利用地区差价，从中获取巨大利润。最后根据平准官提供的信息，在最适宜的地区购买京师所需要的货物，运到京师；

(3)在京师的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利润上缴国家。并且“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平抑市场物价。既保证了对京师人民的供应，又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

武帝对桑弘羊的建议非常满意，下令在一些郡国试行。这一措施在开始推行的时候，由于制度本身还不够健全，曾一度引起物价浮动，市场秩序混乱。但武帝认为这一经济政策，从长远看一定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毫不动摇地支持桑弘羊推行下去，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总结五年来推行均输、平准的经验，在全国各郡国普遍推广。武帝根据桑弘羊的建议，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派往各郡国，与盐、铁专卖结合起来，为盐铁均输官，主管均输事务。均输法在全国推行后，贡纳货物的运输更加畅通，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仅均输一项，每年国家收入就多达500万匹帛。因为这都是从商贾手中夺来的利，所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解决了国家的行政费用、战争费用和赈济灾区的费用。《盐铁论·力耕》篇记载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汉书·食货志》也说：“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同时，京师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3 富国强兵，以农为本

在封建的自然经济阶段，农业始终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汉武率即位之后，仍然视农业为国家之本，兴修水利、移民屯田、奖励耕织、鼓励饲养牲畜等，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放宽了传统的抑制工商的政策，使工虞商贾，各兴其业，从而促进了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使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的时期。

大规模兴修水利

首先武帝在关中地区开凿了许多水渠，运送漕粮，灌溉农田，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批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主持修建漕渠，历时3年完工。漕渠凿成后，西起长安，东通黄河，流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全长300余里。不仅减少了漕运的时间，还可以灌田1万余顷。

在开凿漕渠的同时，武帝采纳了一个叫严熊的人的建议，又凿挖了龙首渠，历经10年完成。水梁从征县(今陕西澄城西南)始，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因所经商颜山地段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塌，水工便在地面每隔一段距离凿一井，深者40余丈，使井下渠道相通、形成一条长达10余里的井渠。由于此渠在开凿时曾挖出龙骨化石，因此时人称为龙首渠。龙首渠的以井通渠，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大创举。龙首渠引洛水灌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的田地，改变了因缺水而低产的状况，据估计每亩可产谷10石。

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批准左内史倪宽的奏请，开凿六辅渠。六辅渠在秦代所修的郑国渠之旁，以解决郑国渠南岸的农田因地势高而得不到灌溉的问题。因为六条渠道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小渠，所以称为“六辅渠”。六辅渠修成后，武帝为了督促各地官员都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特意下诏表彰倪宽。诏令说：“农为天下之本，有泉流灌溉，才能生育五谷。左右内史所辖的地区，名山川原众多，应当予以充分利用，在这里通沟渠，蓄水源，可以预防旱灾。今内史辖区内的水稻，田租太重，要酌量减轻。官吏百姓应当努力务农，发挥土地的潜力，公平地使用共同的水源，千万不要误了农时。”这个诏书，表明了武帝对农业的他地区新开的水渠、陂塘也很多，灌溉农田各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

治理黄河是武帝兴修水利的最大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使东郡一带遭受严重水灾。朝廷征发大批民夫，才将决口堵住。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洪水流往东南的钜野泽，以至于淮泗，使受灾地区达16郡之多。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发10万士兵治河，但屡塞屡决，20余年，不见功效。梁、楚一带地方，受害最深。

元封二年(前109年)，天旱少雨，武帝认为这是天赐治理黄河的好时机，决定全面治理黄河。四月，武帝命汲仁、郭昌二人为治河官。发士卒数万人，堵塞瓠子河口。这年春季，武帝出巡至东莱，欲会晤神仙未果。归京途中，武帝亲临治河工地。面对滔滔黄河，武帝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祈求收束河水，赐福万民。之后，武帝下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去负薪竹沙石，堵塞决口。

工地上，数万官兵掘土垒石，背负肩挑，人如潮涌。武帝深为官兵治河的壮观场面所感动，特作《瓠子之歌》：

瓠子决兮将奈何？

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

鱼弗郁兮柏冬日。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河汤汤兮激潺湲，

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茭兮湛美玉，

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茂林竹兮揵石菑，

宣防塞兮万福来。

官兵们见皇上在烈日下亲自指挥，士气大振，终于完成了堵塞河口的巨大工程。奔腾狂滚的黄河之水，终于被镇束在坚如磐石的大堤之内。武帝命人在原决口处兴建宫室一座，名叫“宣防宫”；为了减缓洪水暴涨时对瓠子口的冲力，又挖掘两条渠道，将黄河向北引导，使之流入大禹治水时的旧道。从此以后，黄河在80年间再没发生大的水灾。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是武帝一生中的丰功伟绩之一。

太始二年(前95年)，武帝批准赵中大夫白公的奏请，从仲山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全渠长近200里，时称“白渠”。白渠修成后，灌溉田地4 500余顷。当时有歌谣赞颂白渠道：

“田于何所？

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

白渠起后。

举水为云，

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

其泥数斗，

且灌且粪，

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

亿万之口。”

白渠与郑国渠对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班固在《西都赋》中说：“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此外，在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还有灵轵渠(在今陕西兴平西)、成国渠(在今陕西武功北)等等。水渠纵横，形成一个广大的灌溉网，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技术

武帝在晚年以田千秋为相，封其为富民侯，推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富民政策”。以农业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令其推广他所总结的“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是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甽(quan，音犬)三垄。甽深一尺，宽一尺；垄台垒土高出地面，也是宽一尺。种子播于甽中。苗长高时，不断挖拨垄土培固甽中之苗的根部，使之根耐旱抗风。第二年，甽、垄互换其位，以调节地力。西北地区雨少风大，这是一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文献记载，代田法用二牛三人耕作，每年可耕五顷地，亩产量比通常的耕作方法耕种的田地可增加一斛(石)以上，多的可增加两斛或更多一些。赵过首先是在各离宫附近的闲地上试验，继而又在三辅地区的公田上试验。成功之后，向各边郡及居延城推广，之后各边城、河东、弘农、三辅等地区都纷纷学习代田法。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为广大农民所乐用。

赵过又使大农所属的能工巧匠，制造各种精巧的农具。他自己设计的耧(lóu，音娄)车，是一种精巧的播种机。耧车装有耧斗，种子盛在斗中，下面有三个铁制的耧足，将种子通过耧足均匀播在耕地中。耧车用一个牛拽引，一个人扶耧播种，日种一顷。还有一种耦犁，耦犁以二牛三人耕作。二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还有一种单长辕犁，一人在前牵二牛，一人在后扶犁，控制犁辕。使用这种犁，人力多的一天能垦耕30亩，人力少的一天也能垦耕13亩。

武帝对代田法和各种先进的农具高度赞扬，令全国各郡的郡守派遣辖区内的县令、三老、耕田能手以及有生产经验的老农，都分期分批地来学习代田法、先进农具的使用和制造。这些人回去后，再在各地传播。由于武帝以身示范，三令五申以农为本，并有组织地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全国各地的土地更多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富农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武帝时期的农业生产，比汉初有了明显的发展。

农业是汉王朝的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封建国家财政来源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农工商贾各兴其业，使西汉的经济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高度发展的经济，为武帝的政治、军事作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4 倡行风雅，重视文化建设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相联系的。西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大大加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汉武帝在加强国防建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化的建设也没有予以忽略。他专门在都城建立了乐府，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他倡导儒学、派专人撰修历史，倡导和欣赏辞赋的创作等等，所有这些，都对西汉的文化事业起到了大力的推进和繁荣的作用。

汉武帝刘彻不仅崇尚武功，重视军事和经济建设，而且对文化建设，他也从没有予以忽略过。因此，武帝时期，文化建设也是具有一定的成就的。

武帝不仅崇尚武功，开疆拓土，还特别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

兴辞赋：大兴文化之风

武帝自少年始，即酷爱文学，尤其是对“辞赋”兴趣极浓。辞赋又称为赋，它是汉初以来在古诗、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是一种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进行叙事、咏物、抒情的长篇韵文，题材广泛。武帝即位后，便广泛延揽文学之士，倡兴辞赋。

枚乘是文帝、景帝时著名的辞赋家。武帝为皇太子时，就熟读他的作品，对他非常敬仰。武帝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以安车蒲轮征枚乘入京。但因枚乘年岁太大，死于途中，武帝非常的惋惜。

最受武帝器重的辞赋大家是司马相如。有一天，武帝在上林苑的行宫里，读了一篇描写诸侯游猎的《子虚赋》，场面壮阔、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寓意深远。武帝以为这是前代哪位大家的遗作，不禁感叹道，“只可惜朕没能与此人处于同一时代！”当时蜀郡人杨得意任狗监，恰在武帝身旁，便奏道：“陛下，此赋乃是臣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如今他仍然居住在蜀郡。”武帝惊喜，命速召司马相如来京进见。

司马相如奉召来到京师，叩见武帝。武帝见他一表人才，心中已有几分欢喜，便问道：“听说《子虚赋》是你所作，可是真的吗？”司马相如回答：“正是微臣所作。不过那只是一篇写诸侯之事的小文，实在不值一看。若陛下喜欢，请允许我作天子游猎之赋。”武帝命人取来笔和木简送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通过虚构的“子虚”(空言虚语)、“乌有先生”(没有这事)、“亡是公”(没有此人)三人的对话敷陈成章。文章以诸侯和帝王的游猎为题材，极写齐、楚山川海泽之广，物产之饶，盛赞天子上林苑囿的辽阔壮美，天子射猎规模的盛大威武，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最后歌颂天子的功德，讽谏皇帝要施行德政、改革制度、变换服色、更改正朔、与天下除旧布新、要顾及广大百姓、不要因贪恋射猎而忘记国家的政事。这篇大赋便是有名的《上林赋》。武帝反复咏诵，赞不绝口。遂命司马相如为郎官，随伴在自己的身边，充当侍从顾问。每所幸及奇兽异物，辄命司马相如作赋进呈。司马相如作赋成文缓慢，但写出后往往是众所不及。

围绕在武帝身边的文学之士，除了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严忌、主父偃、终军等。他们时常随武帝巡游、射猎等，奉武帝命作赋。而公卿大夫倪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他们有的作赋数十篇，有的甚至上百篇。如司马相如29篇、严忌24篇、严助25篇、吾丘寿王15篇、朱买臣3篇、枚皋120篇。

武帝自己也作赋。他才思敏捷，下笔即成。自作诗、赋数百篇。但武帝在作赋方面还是很佩服司马相如写作艺术的高超精妙。曾经与司马相如开玩笑说：“以朕之快换你之迟如何？”司马相如回答说：“臣当然乐意，只怕陛下不肯哩！”

设乐府：倡导音乐艺术

武帝不但喜爱阳春白雪的大赋，还喜爱带有浓厚山野味道的民歌，始创乐府。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汉惠帝时曾设乐府令一官。武帝时，也设立了一个乐府，以乐师李延年为都尉，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并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以及一些文人创造的宗庙祭祀颂歌，都由乐府整理、谱曲，因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虽然经过文人加工，但仍然还保持着浓郁的民歌特色。它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战争和兵役的劳苦，贫病交加的哀愁，男女离情和相思，对世态人情的感叹等。其形式活泼自由，句子从一二字到八九字，参差错落。这种现实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充满生活情趣的风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的出现与发展，也是与武帝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集古籍：继承先人瑰宝

秦始皇禁锢百家思想，焚书坑儒，使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还有一部分宝贵的典籍，散失于民间。学者畏惧“挟书律”，将保存的古籍深藏秘室，不敢使之见天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一些密藏的儒家经书及其他古籍不断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注意复出的各种古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缺少具体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武帝即位后，在大力发展儒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严)助、司马相如以类分别之”；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开展征集古籍的工作。《隋书·经籍志》记载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即是由专门的官员具体负责，并组织人整理抄写，建立皇家图书馆，收纳藏书。

在武帝的号召下，各封国都争相仿效，想方设法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各类古籍。早些时候，武帝之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自己的宫殿时，拆毁了靠近孔子旧宅的墙壁，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古籍，全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据传说，在从夹壁中往外取这些古籍时，孔子庙堂中的钟磬、琴瑟同时并响，吓得鲁恭王赶紧修好坏壁，并将这些竹简交给孔子的后裔。后来经过孔安国整理，得知这些古籍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因出于孔壁，所以称为“壁经”。孔安国将这批古籍，献于武帝。壁经中的《礼记》比当时汉廷博士宫所藏本多出39篇，《尚书》多出16篇。

在各封国中，搜集古籍最多的是武帝的兄长河间王刘德。河间王好古喜读书，做事讲求真求实。他搜集古籍的办法与别人不同，凡是寻得善书，先是使人抄下一个副本，然后将原书送归藏书者，并赏以金帛。因此，四面八方的藏书者，都不远千里来献书。河间王所搜集的古籍几乎与朝廷一样多。他所集得的书，皆先秦古籍。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皆经传所记，孔子七十弟子所论。

淮南王刘安也好书，但他所搜集的古籍远不如刘德，多是一些无实用之书。

终武帝一世，一直没有停止搜集古籍的工作。国家和皇室的图书馆——秘府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在武帝主持下，搜集和整理出了许多古籍，使之得以永世流传。为汉代的经学、文学、史学、医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武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修史册：注重历史研究

汉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繁盛阶段。时代要求有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书问世，以便鉴古而知今。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的宏愿还没有实现，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他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的太史，历掌天官，不能到我这里就断绝了。我死以后，你会做太史，一定要完成我未竟的事业。汉朝兴盛几十年了，上有明主，下有贤臣，海内一统，天下大治。我做太史而不能把它记载下来，实在是失职。我想写的史书还没写完，可惜再没有时间了，这件大事就要你来完成了，切记呀！”司马谈死后三年(元封三年，108年)，武帝任司马迁为太史令。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大约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前后。元朔二年(前127年)家迁于长安。司马迁生长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元朔三年(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司马迁大约在二十几岁时做了郎中。虽然只是一个秩四百石的小官，但经常随侍在武帝左右，很得武帝的信任。武帝每次出巡，司马迁常陪侍左右。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著史大业。他说：“我的父亲曾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个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一定会有人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发扬《诗》、《书》、《礼》、《乐》之本。’我的志向正在于此，怎敢推辞呢？”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加主持更制的《太初历》完成。就在这一年，他正式开始了著史的工作。

天汉三年(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腐刑即割去生殖器之刑，这是断子绝孙有辱先人的刑罚，为流俗所鄙薄。司马迁几次想自杀，但是一想到父亲的遗志没有完成，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就感到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前不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司马迁悟出了一个人生的至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为完成伟大的使命，忍辱负重，发愤著述。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司马迁终于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约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50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武汉时期，文兴史盛，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繁荣的一个光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