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就帝王业，智争胜力取——唐太宗李世民的智谋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从小聪颖过人，又武艺高强，有胆有识。隋大业十三年(617)，随父在太原起兵，后率军西取关中。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李世民被任命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兼雍州牧，封秦王。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武德七年(624)的7年中，李世民率军削平了割据势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世民的政治、军事地位和声望越来越高，这引起了皇太子李建成的妒忌，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欲除掉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旋被立为皇太子。八月，受父禅即皇帝位，改明年为贞观元年，尊父为太上皇，立妻长孙氏为皇后，时年28岁，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修明政治，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在政治上，他礼贤下士，惟才是举，知人善任。贞观一朝，出现了人才济济、群英满堂的空前盛况。他虚心纳谏，从谏如流，鼓励臣下犯颜直谏，树立了一代谏诤之风。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因病去世，年53岁，谥号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

1 抚民以静，民为国本

隋朝末年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中原大地，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凄凉景象。唐朝武德年间，统治者主要从事统一战争，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唐太宗即位之初，全国经济仍凋敝不堪，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的生活还未安定下来。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实现天下大治，成为贞观君臣面临的头等大事。唐太宗出生于隋朝盛世，又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王朝由兴盛而迅速走向灭亡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以史为镜，隋亡视为前鉴

唐太宗当上皇帝以后，把隋朝的兴亡史作为一部政治教科书，孜孜不倦地从中吸收教训。以“隋亡为鉴”，成为贞观君臣不绝于口的话题。隋文帝苦心经营起来的强盛一时的大隋帝国，到了隋炀帝手上，不到23年便土崩瓦解，原因是什么呢？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探讨，归纳为3点：一是隋炀帝广治宫室，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劳民伤财；二是隋炀帝纵欲恣情，贪得无厌，美女珍玩，征求不已；三是隋炀帝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趋民赴死。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隋炀帝屡兴暴政，残害百姓，搞得人民无以自存，不得不起来造反。

从隋亡的历史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为政者政策的好坏。

从总结隋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阐述和发挥了儒家传统的爱民、保民、养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克己寡欲的君道观。他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人民的生活状况又取决于君主是否贤明。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国治的关键是君贤，而君贤的主要标志是克己寡欲，躬行节俭，使民以时，取民有节，以民为本，与民休息。如果君主昏庸无道，奢靡骄纵，百姓就会困危离散，而一旦百姓困危离散，国败君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武德九年(公元626)十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止盗，唐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之所以为盗，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而造成的。止盗的根本办法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不久，他又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人君之患，不自外来，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这话说得何等深刻，何等精辟！令人掩卷深思。

贞观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多次谈到君民关系，再三强调：“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就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地区则免征一年。这是全国性的减免赋役。此后，唐太宗又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租赋，妥善安排灾民的生活。贞观元年(627)，关内发生旱灾，粮食歉收。他下令政府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有的州甚至做到了逐户送粮。又规定，考核地方官，要把安置移民的好坏作为主要内容。贞观二年(628)，长安一带发生大蝗灾。眼看着田野的禾苗被一群群的蝗虫吞吃一空，唐太宗心急如焚。一天，他到禁苑中观看庄稼的生长情况，抓住几只蝗虫咒骂道：“庄稼是百姓的命根子，却被你们吃掉了。若百姓有过，应由我一人担当，你们应该吃掉我的肺肠，而不能祸害百姓。”说着就要吞食蝗虫。随从们急忙制止道：“吞食蝗虫是要生病的，陛下千万不能这样做。”唐太宗说：“我就是希望把灾害转移到我的身上。”说完就把蝗虫一口吃掉了。这年，唐太宗下令，拿出宫中的金宝，赎出因饥荒而卖掉的男女。贞观时期，唐政府先后出资赎回流亡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达200万人之多。唐太宗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义仓，每逢灾荒，必开仓放粮赈济。唐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贞观初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百姓很少怨言，社会相对稳定。灾区人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战胜了一次次的灾害。

唐太宗特别反对劳役无时、滥用民力，并用法律手段来加以防范。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有土木兴建，必须依据《营缮令》，计算用工多少，报尚书省审查批准。对于违反者，以坐赃罪减一等论处；虽经批准，但在农忙季节动工，也属违法行为，也要以坐赃罪论处。贞观五年(631)，皇太子要举行冠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的说法，选定二月举行。唐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要改在十月农闲时举行，太子少保萧瑀说：“太子行冠礼是国家的大事，二月是吉日，不宜改变。”唐太宗驳斥道：“我从来不信阴阳家的那一套，如果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怎么能得到呢？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就是吉，吉凶在人，而不在阴阳。农时是最重要的，万万不可耽误。”

唐太宗把“存百姓”视为巩固统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呢？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与思考，唐太宗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魏徵在一份论时政疏中指出：“隋朝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他又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这些话，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君臣以静治国的思想。唐太宗本人也一再强调，只要君主能以静治国，百姓就可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得到大治。并说自己日昃忘食，未明穿衣，日夜孜孜，惟欲清静，令百姓休养生息，不生怨叛之心。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核心，是为政者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与民休息。

提倡节俭，反对奢靡

唐太宗不仅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早在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刚过，他就以太子身份，下令减省宫中费用，放掉禁苑中供皇帝玩耍的鹰犬，罢除各地向朝廷的贡献。他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按照以往的习惯。新君即位后都要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饰一番。但他一再下令不准营建宫殿，杜绝宫内各项奢靡。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秋季节容易复发。贞观二年(628)秋天，有人提议为他建一个高燥的阁子居住，他坚决不肯。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直至他晚年修建玉华宫时，仍要求督造官员务求俭约。玉华宫建成后，除了住宿的宫室盖瓦以外，其他建筑物都用茅茨盖顶。贞观十一年(637)，洛阳遭大水，许多百姓房屋被冲毁。唐太宗下令废掉洛阳一些宫殿，改做灾民住房，又把修洛阳宫的材料分发给居民，供修房之用。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准备制作木偶戏道具，以讨好皇帝。不料唐太宗不仅未给奖赏，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唐太宗出外视察到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唐太宗，令州中父老穿黄纱单衣夹道欢迎，又盛饰廨舍楼观，用百余头羊、数百条鱼设宴招待，可谓用心良苦。可是唐太宗一看，大为恼火，斥责赵元楷说：你搞的这一套是亡隋之弊俗，希望今后再也不要见到这样的行为。否则将予以治罪！

唐太宗还严格约束王公勋戚，禁止他们奢侈挥霍。有隋以来，勋戚之家厚葬成风，浪费了大量财物。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并要求各级地方官明加检查，有违令者一律治罪。他又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度者，一切禁断。由于唐太宗躬行节俭，率先垂范，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王公大臣骄奢淫逸，所以，当时出现了不少崇尚节俭的大臣。户部尚书戴胄的住宅十分简陋，死后甚至连个祭享的地方都没有。温彦博身为宰相，可是家中穷得没有一个像样的正厅，他死后只得把棺木停放在旁室。魏徵家中原先也没有正堂，一次他患病在家，唐太宗前去探视，一见此状，大为感动，就命人把自己准备造小殿的材料运来，为魏徵建了一个正堂。中书令岑文本的住宅地势低湿，十分简陋。一次，有人劝他建造一处新宅，遭到他的拒绝。那人叹息而退。由此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蔚然成风。

兴修水利，推行均田政策

唐太宗不仅注意节流，也重视开源。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一是大力提倡和鼓励兴修水利。贞观时期兴修了许多大的水利工程。如贞观七年(633)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溉田200顷；贞观十年(636)在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二是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奖励垦荒。均田令颁布于武德七年(624)，但当时并未认真贯彻。直到唐太宗即位后，均田制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这一制度的认真实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这对唐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高祖的均田制。武德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用步丈量土地，一步为一个单位，长240步为一亩，100亩为一顷。百姓刚出生叫作黄，4岁(虚岁)以上叫作小，16岁以上叫作中，21岁以上叫作丁，60岁以上叫作老。授田的规定是：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每人一顷，其中80亩是口分田，20亩是水业田；老男和残疾人，每人40亩，寡妻妾30亩，他(她)们当中单独立户的增加20亩，都以20亩作为永业田，其余的作为口分田。永业田，种上榆、枣、桑或其他适宜的树木，都有一定的数目。田多足够授田的叫做宽乡，不够授田的叫作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一半。土地有厚薄，一年一换，加倍授给。宽乡换三次后，不再加倍。从事工商业的，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是百姓迁移以及家贫无法下葬的，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迁移宽乡的，连口分田也可以卖。已经出卖的，不再授田。死了收回，授给无田者。凡收授田都在每年十月。授田先授给贫民以及有课役的。凡是田地，乡有余给邻乡，县有余给邻县，州有余给邻州。凡全国民户，按照其家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里决定，州里复核。100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邻为一保。在城市叫作坊，在农村叫做村。村坊邻里，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民各业，食俸禄的家庭，不准与下民争利。工商杂类，不准当官。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唐太宗并没有颁布新令，而是按照这一法令实行均田。例如，长孙顺德担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刺史，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都占州内肥沃的田地数十顷，长孙顺德弹劾他们，而且追夺田地，分给贫户。又如，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下大暴雨，谷水冲决堤岸，进入洛阳宫，深四尺，冲坏左掖门，冲毁十九座宫室；洛水也暴涨，淹没六百多家，淹死600多人。二十日，太宗下诏拆毁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水灾农户。

整顿吏治，提倡勤政为民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另一项内容是整顿地方吏治。地方官为亲民之官，直接统治人民，他们的良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没有好的地方官，国家的政策再好，也难以真正贯彻落实。

唐太宗首先针对官多政繁、十羊九牧的弊端，下令合并州郡，大幅度裁减冗官，将文武官员的总数由2000多人减少到643人。这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任和考核。他亲自掌握州刺史的选任，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政迹，及时褒贬升降。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核，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个监察区，即10道。经常派遣监察官巡视各道。对于贪官污吏，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资历深浅，一经发现，即依法惩处。由于唐太宗重视整肃地方吏治，所以贞观年间涌现出许多勤政廉洁，深得民心的良吏，从而保证了“抚民以静”方针的贯彻落实。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年的悉心治理，大唐帝国呈现出国泰民安、生机勃勃的盛世景象。农业连年丰收，流散的人口返回故里，大量荒地变成了良田，成群的牛羊遍布原野。在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和世风的好转。出现了人心向善、夜不闭户、犯罪率极低的新气象。唐太宗君臣终于将国家富强、天下大治的夙愿变成了现实。

亲自籍田，增加农业劳力

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唐太宗还亲耕籍(一作藉)田。籍田是我国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土地，天子1000亩，诸侯100亩。每年春耕前，天子或诸侯为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亲手用犁在籍田上三推一拨，叫做“籍礼”，即亲耕籍田。贞观三年，太宗亲祭先农，亲耕籍田。原来，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但东晋南迁，北魏又出自少数民族，中原分裂，又有少数民族杂居，经过北周、隋朝，这种礼仪很久没有举行了，到这时才重新举行，因此旁观者欢呼雀跃。太宗还叫岑文本撰写《籍田颂》来歌颂这件事。从此，每年都举行这种仪式。

为了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太宗还经常派使者到各地去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各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十分生动。首先，他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如果禾谷不登，恐怕是由于朕不亲耕所致。接着，他介绍了自己亲耕的体会：他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除草除不到半亩，便感到十分疲劳。由此推想，农夫实在是非常辛苦。因此，他要求各位使臣到州县时，派官员到田间劝农，不准有迎送。如果迎来送往，耽误生产，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指示各级官吏惩罚懒惰的人。贞观二年，窦轨出任洛州都督。洛阳因为隋末大乱，人多轻俘、虚伪。窦轨叫他们都去务农，并且命属县有游手好闲的全部处罚。从此吏民全都害拍，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

为了增加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两次共释放了四五千人。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妇人被幽禁在深宫里，实在是可怜。……如今准备放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去找伉俪。这不但是节省费用、减轻百姓负担，而且也使她们能够适合人的本性。”

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

三是鼓励结婚生育。

这三项措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结果贞观二十三年比武德年间净增了180万户。

2 以身作则，倡廉反贪

封建帝王作为天下万民的主宰，可以说喜欢怎么享受都无可厚非。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则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英明而又理智的君主，他曾眼见和亲历隋朝因炀帝的腐败而快速灭亡。所以，为了国家的长治之安，人民的安居乐业，他登基之后，不仅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减轻人民负担；而且能够主动约束自己的贪欲，以身作则，为群臣做出榜样。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是贤君中的贤君，智者中的智者。可以说，这种评价还是很恰如其分的。

自己先做好清廉的榜样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过来说，上梁正则下梁不歪。唐太宗为了效法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那样的英君明主，克己自励，节欲勤俭，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宫殿能够躲避燥热和潮湿就可以了，音乐能够使人精神快乐就可以了，全都有所节制，不追求豪华奢侈；小溪小河就可以观赏，何必远到大江大海边去呢？宫殿就可以游玩，何必到山野中去呢？忠良可以交友，何必追求海上神仙呢？京城可以游览，何必到瑶池之上呢？抛弃朴实，追求奢华，损害百姓，放纵私欲，扰乱大道，君子认为是耻辱。”

自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正就能正人。太宗既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他就能够严格要求别人。太宗要求群臣都当正直清廉的正臣，以便监督和约束他，辅佐他治国，君臣之间也应当互相监督和约束。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们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

为了使官吏能够保持清廉，太宗除加强道德教育外，还实行了厚禄养廉的政策。贞观八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书说：“外官卑品，俸禄不高，身受饥寒，难保清白。如今仓库逐渐充实，应当酌情给以优厚待遇，然后再要求他们不贪赃，严厉监督和禁止。”太宗采纳了。这里说的是低级官员，至于中高级官员，俸禄是很高的。

严惩贪官，绝不姑息

太宗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严厉禁止，从重处罚，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留情，严惩不贷。

太宗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做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样，官吏大多清廉谨慎。

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了“追还解任”，即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卿拿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只是因为贫穷，赐你一百匹绢，仍然立即赴任，不要再犯罪了。”这里，太宗有点徇情枉法的味道。以“贫”而“贪”，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辞罢了。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仗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太宗听了，“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做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一定会使为善的人都不用心了。”太宗总算压抑了自己的“私意”，而那个贪官只得“默默流泪而去。”

贞观十二年，太宗的堂弟、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贪赃，太宗十分恼怒，立即下令把他逮捕入狱。太宗对侍臣们说：“朕富有四海，兵马如林，如果想要乘车走遍全国，巡游不停，到远方去寻找奇珍异宝，到海外去品尝美味佳肴，能办不到吗？只是劳扰百姓，而使朕一人快乐，朕不这样做。人心没有止足，应当用理性来克制。道宗俸禄很高，宴请、赏赐也不少，多余的财物很多，却如此贪婪，使人感叹和惋惜，难道不可鄙吗？”下令把李道宗免职、减少封邑。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亲征辽东，派太常卿韦挺为运粮使，崔仁师为副使。韦挺至幽州，命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视水渠畅通与否。韦挺先拿出幽州库物，买木材造了600多艘船，运米而进。从桑干河一直运到卢思台，距离幽州800里。王安德回来说：“从此以下，漕渠堵塞了。”韦挺因为北方天寒下雪，河渠堵塞，前进不了，于是把米卸下来，放在台边储存好，等第二年开春，再转运去，估计大军前来，军粮必定充足，因此上奏。太宗不高兴，下诏给韦挺说：“兵贵神速，不可拖延。朕打算十九年春天大举进军，你却说二十年运粮，实在不对。”太宗派繁峙令韦怀质到韦挺那里去运粮，巡视渠水。韦怀质回来上奏道：“韦挺不先看漕渠，便聚集工匠造船，运米而下，到了卢思台，才知道漕渠不通，前进不了，又加上水干，只好储存，耽误前线之用。而且韦挺在幽州，天天设宴，实在缺乏公心。陛下明年出师，据臣想来，他恐怕不合意。”太宗大怒，派将作少监李道裕去代替韦挺，又命治书侍御史唐临骑驿站马去逮捕韦挺，押送洛阳，把他除名，又叫他以百姓身份从军。崔仁师也因此被免官。

同年二月，沧州刺史席辩因为贪赃，太宗下诏斩首，而且叫朝集使都来观看。

由于太宗带头节欲勤俭，倡廉反贪，因此在各级官吏中形成了清廉节俭的良好风气。下面仅举几名大臣的例子。

户部尚书戴胄死亡，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他建造家庙。

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家里贫穷没有正室，等到死时候，停枢在侧室。太宗听说后很感叹，立即命令有关部门给他造正室，要优厚赠给财物资助办理丧事。

岑文本任中书令，住宅低矮简陋，没有帷帐掩饰。有人劝他买置家产，岑文本叹息说：“我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从来没有出征作战的功劳，只凭文字工作，官职做到中书令，这也是顶点了。享有很高的俸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家产吗？”劝告的人感叹地退了下去。

魏徵的住宅里，原来没有正堂。到生病时，太宗正准备建造小殿，就停工用小殿的材料给魏徵建造正堂，五天竣工。魏徵死后，太宗派遣宫廷使者带着白色褥子和布料被子去赐给魏徵，以满足他崇尚节俭的志向。

3 举贤任能，慧眼识才

凡行大事业，必有大人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无不懂得人才是事业之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事关兴国安邦这样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发现人才是头等大事

李世民即位以后，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颇有远见地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从李世民和封德彝这段对话，我们不难有所感知：李世民在认识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李世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使得封德彝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非常羞愧。

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正由于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因而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公元631)，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直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而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以至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片面性，避免错用人才，李世民还亲自召见、面试英才。他刚即位时，听说当时已任景州录事参军的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问之政道，见张玄素对答如流，李世民点头称赞，便决定改任，将其提拔为侍御史。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听说治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这些事例，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

发挥不同人才的特点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史。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帖，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下面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的众星(文昌乃星官名。这里把尚书省比做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指尚书省所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邮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

用人做到不疑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君臣之间最易生于猜忌，说到底，其中作祟的是权力问题，君怕臣越权、谋权、篡权，臣忌君专权，由此构成了一重重的心理争端、一层层的设防，临到终了，多是做臣子的遭罢免、遭贬谪、遭诛戮。由此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到了李世民这儿，历史有所不同。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人，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知己，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那时，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曾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供职十多年，长期掌管记室，做事十分认真负责，深得李世民器重是顺理成章之事。正缘于此，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怀恨。这种怀恨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建立之后，成为太子的李建成在暗地里向唐高祖进谗言，使得房玄龄连同杜如晦二人一起遭贬。

李建成、李元吉争权作乱时，李世民把房、杜二人召回，让他们穿上道服，悄悄到太宗内阁议事。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前面提到的轻物取人就是明证，而且不仅如此，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对公文十分谙熟，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独任宰相十五年。在此期间，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贞观年间二十三载，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专制社会统治者专制禀性的形象总结。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

用人不拘一格

贞观六年(公元631)，李世民去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当时，长孙无忌自觉有趣地说：“王桂、魏徵，从前侍奉息隐太子，我视他们如同仇敌，不想今天会在一起进餐。”李世民也不无自豪地说：“是啊，魏徵从前的确是我的仇敌，但他是对他的职责尽心尽力，值得称道。魏徵敢于犯颜直谏，不允许我做错事，这正是我重用他的原因呀。”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别人，也是在勉励自己。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才是人中豪杰，智者中的智者。李世民正是这样去做的。李世民不仅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贤哲，还量才起用了李靖、虞世南、戴胄、封德彝等隋末遗臣；他曾赞赏虞世南有五项难得的优点：一是品行端正；二是忠诚正直；三是博学多才；四是文章秀美；五是书法出众。虞世南死后，李世民极为伤悲，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我来说，就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为国事救漏补缺，一日不怠，实在是当今的名臣，为人的楷模。我有善举，他尽力助我完成；我有过失，他一定直言劝谏，不怕犯颜。现他已与世长辞，石渠、东观(西汉和东汉皇室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之中，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悲痛惋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此，李世民赋诗一首，追思古代治国之道，进而叹息说：“春秋时代，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为此毁琴殉知音，而我作此诗，又能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起居官格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桌前读后焚烧。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又下令把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和李靖等二十四位名臣的像，画于凌烟阁的墙壁上，以示对他们的怀念。这自然是虞世南逝后的事。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在用人上，李世民不仅任用帝王后裔和宗室子弟，而且还提拔庶族、寒门和低级官吏出身的刘洎、孙伏伽、马周、张玄素、张亮等名臣；他选拔任用统治阶级和集团中的贤才，委以重任，同时还大胆任用农民起义军出身的李世勋、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名将。

在任用汉族贤哲的同时，李世民还以封建帝王少有的胸怀和气魄，一视同仁地提拔了一些少数民族中的贤哲良才，契必何力就是其中之一。

贞观年间这种不拘一格地选择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大大调整了地主阶级、阶层内部的种种关系，调整了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等诸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也就是真正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为唐朝政权竭力尽忠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把那些不利于唐政权巩固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它们适应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休养生息，与民更始的形势和需要，从而为李唐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策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这种智慧也是一种前朝未有的大智慧。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擢良任贤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这是一种自古即为人称道的原则，然而真正做到者，却为数寥寥。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摆驱使。而议者多称‘被者皆宰臣亲放’，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旧臣，以其有才行也。”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一月，李世民又提拔身为外戚的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李世民回答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封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一等功臣，封给食邑的实际数目为三千三百户。其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为此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并没有军功，却功勋列在一等，我内心不服。”

李世民解释说：“国家的大事，惟赏罚为至要。如赏赐和功劳相适，无功的人就不会往里挤；惩罚与罪恶相符，行恶之人就都会畏惧。由此得知，赏赐与惩罚是不可轻易施行的。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筹谋帷幄、治国安邦之大功，这同汉朝的萧何一样，虽无在疆场厮杀的功劳，却有为征伐的部队指踪寻迹、推动战车的作用，故而功居第一。我叔是皇室的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这些封赏，只因为不能滥徇私情与功臣一样地封赏您啊！”

此言一出，功臣们相互说：“陛下以这么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赏赐不私其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仅如此，李世民为了封赏公平，决定重新审议父皇李渊过去封赏的人选，看其中是否有不合理的部分。其实，李世民这样做是明白的，当初高祖李渊置宗室名籍时，兄弟、子侄以致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的人封王的就有几十人。针对此种情况，李世民对手下众大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没有大的功劳，如汉朝的刘贡、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食邑的户数，就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无功劳的，李世民断然下诏，把他们都降为县公。

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秦府旧人未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

李世民即位之后，秦王府旧人确实受到过李世民的有意冷落，为了天下人感到公平，他不能仅从旧人感情出发而置才资于不顾。对此，他解释说：“王者至公无私，方能取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此言足以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向来是有坚定的原则性的，不徇私情，不讲恩怨，不避嫌疑，这才足以保证收拢在他身边的人都是贤哲良才。

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人

常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这是用人者的一个重要原则。从道理上看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李世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但他却努力地做到了。

他是这样认识这一道理的：“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他在这里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将一般道理作了更深入的理解。将贤者与不贤者区分得如此分明，处理得如此妥切，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他能较全面、准确地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对他下面的文臣武将更是如此。

在生活中，李世民发现，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因此，李世民就让他们专门掌管典章制度、台阁规模，一些细小事务，都委之于别人。二人竭尽所能，“房谋杜断”，共掌朝政，终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李世民还发现，戴胄的长处是性情忠直，秉公办事，但有不通经史的不足。于是，李世民便扬长避短，任戴胄为大理少卿，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法官。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李世民向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征求意见，要他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说：“人不知其过，卿可对朕明言之。”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李世民真诚地加以批驳，说：“朕问公之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众臣僚们皆表拜谢。

李世民接下来说道：“长孙无忌善决嫌疑，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坚信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检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到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在这里对在座诸臣一一加以品评，对每个人的长短优缺说得如此中肯，足以可见李世民对臣下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他们委之以政，自然是各得其所，如此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优势，而尽量减少他们的自身劣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了君臣谐和的效果。

正是由于客观地对待人才，同时又能容纳一些人的缺点和不足，所以使一些个性、性格不同的人能聚拢于一朝，尽其所能，为唐政权服务。甚至对有严重缺点的人，也因才使用，用其所长，发挥其有利于唐王朝的积极作用。李世民的这些有创建性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4 虚怀若谷，开明纳谏

纳谏，就是君王做什么事都能够听从和采纳臣下的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封建帝王是一国之主，以家为天下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什么事都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但是，治理一个国家，单凭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唐太宗对此就非常明智，他不仅是善于听从大臣的谏言，而且主动地鼓励大臣们对自己多提意见和建议，即使讲的不对，甚至冲撞了自己也不加罪。他的虚怀若谷，在千古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鼓励臣属大胆进谏

正因为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由于李世民平日仪表威严，常使朝见的百官举止失措。当他了解此事后，每次召见朝事者，都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以希望听到大臣谏言，了解政教得失。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桂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

李世民对王桂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与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假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诛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对此发表见解，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杜如晦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太子废掉时，司空的张华并不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玉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据此总结说：“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李世民听了杜如晦这番大论，十分赞佩，便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又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少卿姚恩廉等人的上书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遂召见他们说：“朕遍察自古以来大臣尽忠之事，如果遇到明主，便能够竭尽忠诚，加以规谏，像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遭到杀戮而且祸及子孙。这说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做一个正直的臣子尤难。朕又听说龙可以被降服驯养，然而龙的颌下有逆鳞，一旦触犯就会伤人。君主也是这样，他的颔下也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龙鳞，各自进谏奏事，如能经常这样做，朕又何忧社稷的倾覆呢！每想到你们忠心进谏的诚意，朕就一刻不能忘记。所以特设宴招待你们来共享欢乐。”在赐酒欢宴的同时，还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布帛。

大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晋文公有被管仲射中衣带钩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又说：“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正如前面所述，贞观二年，李世民对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其实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已属相当不易。不但希望别人对他极谏，而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规谏。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己谏。你们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功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阐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想到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视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此时已是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送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徵：“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徵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不上。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徵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们向魏徵学习。

据史载，有一次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从前舜打造漆器，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多人，盛装食物的小小器皿，何须这么多人苦谏？”

褚遂良说：“雕琢器皿会影响农业生产，纺织五彩绦条会耽误女子的工作。追求奢侈糜烂，那么国家就会慢慢走向灭亡。漆器不满足，必有金器代替；金器不满足，必用玉器代替。所以正直的大臣的规谏必须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规谏的必要了”。

李世民听了，深以为然，高兴地称赞褚遂良说得对，并说：“朕的行为如果有不当之处，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应该进言规谏。近来朕看前代的史书，有的大臣问君王谏事，君主总是回答‘已做过了’或者‘已经允诺’，实际上却并不加以改正，这样下去国家走向危亡，就会像翻掌一样容易啊。”

作为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从这些生动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贵为天子的李世民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历史中这些认识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

接受批评不怕难堪和尴尬

作为一代封建明主，李世民以“受谏诤”著称于历史，他的从谏如流是出现“贞观之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为了巡视方便，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当时社会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下来，这时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有可能会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给事中张玄素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上书劝谏说：“陛下恩惠遍及万物，囊括四海，所下命令哪里敢不执行，要做的事，何人敢不服从？小臣暗地思考秦始皇为君主时，凭借周室的余力，依仗六国的强盛，要把帝业传给子孙万代，然而到了他的儿子二世时国家就灭亡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他逞嗜纵欲、违背天理、伤害百姓造成的吧！由此可知，天下不能用暴力取得，也不可以仰仗神灵。只有提倡节俭，轻徭薄赋，慎始善终，才能使国家社稷永远牢固。”

现在陛下在百王之后承继王位，正值凋衰破落的处境，一定要用礼仪制度去治理国家，陛下也应该以身作则。现在巡视东都洛阳的日期尚未确定，就下令征召士卒，修补装饰乾元殿；各位诸侯今日要一起出就藩国任职，同时又要修造官室。征发人员很多，岂是疲劳的百姓所希望的？

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财力耗尽，今蒙陛下天恩养育，百姓初步得以生存，然而饥寒还很深重，生活出路还不安定，三五年间，恐怕不能恢复正常。怎能劳民伤财营造暂时不去巡幸的都城呢？

张玄素说：“依陛下的打算，在隋朝凋残破败之后，役使他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巨大财力，重犯昔日百代帝王的弊病，由此而看，危害比隋炀帝还大呢。臣深深地希望陛下好好思索，不要导致春秋时秦国被由余(春秋时，西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显示国力，让由余参观秦都华丽的宫室，由余看后惊叹：‘如鬼神修建，劳烦了鬼神，如人力修建，坑害了百姓。’)嘲笑的结果。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啊。”

听了张玄素这番毫不客气的批评，李世民一时无语，后来问张玄素：“你认为我不及隋炀帝，那跟夏桀、商纣比起来怎样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此殿建成，时政将同桀纣时一样混乱。”

李世民闻言甚愧且悔，叹息说：“我不加思索，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又回头对房玄龄说：“今张玄素上表阻止修建乾元宫，洛阳实在不应该大加修造。以后如有理应巡行之事，即使露宿又算什么呢？现在应该立即停止工事。地位低微的人敢于冒犯尊贵的人，古来就不容易。如果不是忠诚正直，怎会如此？况且很多人惟惟，不及一人谔谔。可以赏赐张玄素五百匹绢。”

魏徵闻知此事，叹息说：“张公有回天之力，真可谓仁者一言，其利多矣！”

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李世民长于纳谏的动机。在当时，不仅像魏徵、张玄素这样一些有规谏特权的人大胆犯颜，连当时的长孙皇后，也能追机劝谏。

李世民早年率军征战，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贞观中期，仍对骏马十分钟爱，常把一匹骏马带到宫中饲养。不料一天，有一匹骏马无疾而亡，李世民甚感惋惜，对养马官十分生气，声言要杀了他。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马死杀人。晏子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状说：‘你养马却让马死掉，这是罪过之一；主公因马死杀人，百姓听到后会怨恨君主，这是罪过之二；各诸侯国听到我们君主重马轻人，一定轻视我国，这是罪过之三。’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知道理屈，就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读书时经常能见到这些事，怎么会忘记呢？”听了这话，李世民的怒气才缓解下来，对房玄龄说：“皇后处事情，对我有所启发，对我治国极有帮助。”

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是兄妹关系。由于长孙皇后的特殊职位，常常能对李世民起着助正止枉的作用，李世民对此很满意。

李世民有一女儿，即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生养的，贞观年间将下嫁，李世民诏令下属备办妆嫁，要求相当于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两倍。大臣魏徵为此不安，上奏说：“以前，汉朝的明帝准备封赐儿子，就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获同等的封赐呢？可以以楚王英、淮阳王的半数封赐他。’前代所撰的史书把这件事当圣明的举动加以赞喻。天子的姊妹叫作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称呼上多加个“长”字，当然应比公主地位高贵。个人的感情有浅有深，礼仪却没有差别。陛下若给公主的妆奁陪嫁超过长公主，道理上恐怕说不过去。臣真心诚意地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

李世民闻言，知道自己的做法确有不妥，便称赞魏徵说的对。他回到后宫时，把魏徵说的话说给皇后听。皇后感叹地说：“我曾经听说过魏徵是陛下尊重的大臣，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竟能从礼仪的高度来说服国君克服自己的感情，这真是位难得的国家栋梁！我和陛下年轻时结为夫妻，多蒙陛下以礼相待，深情厚义不必言说。每将劝谏，必观陛下脸色，即便如此，尚不敢轻敌威严。况且作为臣子，感情、礼法不如我这样亲近陛下，因此，韩非在《韩非子》中，把游说说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西汉的东方朔在其《答客难》中，也称游说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这无论是治国治家，都非常重要。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真心希望陛下重视这一点，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一点，那便是天下百姓的幸运！”

得了皇后赞誉，李世民对魏徵更加感激，于是派遣宫中的使者把五百匹帛送到魏徵家，以赏赐他的忠义直言。

有一次罢朝后，李世民带着怒容，回到宫中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为谁动怒，李世民说：“魏徵每每在宫廷中辱我。”皇后退出又穿上朝服回来立于庭前，李世民惊问其缘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不敢不贺！”李世民闻言转怒为喜。可见，长孙皇后已成了李世民的一位重要谋臣，只是在后宫尽职而已。

贞观时期君臣之间长于劝谏和纳谏的行为，也影响着太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曾因故要斩执掌宫苑的西监穆裕，后来成为高宗的皇太子李治，犯颜劝谏，才使身为父皇的李世民平息了怒气。司徒长孙无忌是做舅舅的，事后对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都是利用君王空闲时间慢慢述说。现在陛下天威大怒，太子却敢于犯颜劝谏，这是古今都从未有过的。”李世民却说：“人相处得久了，自然习气相染，朕治理天下以来，虚心纳谏，才有魏徵朝夕进谏。自魏徵去世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承继。太子小时候就在我跟前，常看到朕对进谏者心怀喜悦，于是耳濡目染养成了这种习性，到了今天他也敢直言冒犯劝谏。”这番话既是自嘲，也是夸赞之语。

5 安抚和亲，德化四方

安抚和亲，德化四方是唐太宗时期处理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等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唐朝先后派出十几位皇室女子下嫁给少数民族国家的国王或大臣。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稳定了唐朝与周边国的关系，维持了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对社会进步和民族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思想是很少的，他基本上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看作一家；他从以德治为主、即以静为主的治国指导思想出发，为了少劳扰百姓，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为了节省国家资财，为了使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尽量少使用武力，而采取安抚、和亲的政策。

以和亲安抚少数民族

吐蕃(bó，音播)在今青藏高原。吐蕃在赞普(最高首领)松赞干布(即弃宗弄赞)时开始强大起来。松赞干布既骁勇善战又富有谋略，他平定叛乱，统一国家，改革内政，邻国羊同和羌族各部都服从他。

贞观十四年闰十月，松赞干布派大论禄东赞献黄金5 000两和珍玩数百件，来求婚。太宗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十五年正月，太宗任命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太宗欣赏禄东赞善于应对，把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他推辞说：“臣国中已有妇，父母所聘，不可抛弃。而且赞普尚未娶公主，陪臣哪敢先娶！太宗更加赞赏他，但想要用厚恩安抚他，最终还是把段氏嫁给他。

同月，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到吐蕃。松赞干布大喜，看见李道宗，行女婿的礼仪，羡慕中原衣服、仪卫的美丽壮观，特地为文成公主另外建筑城郭宫室让她居住，他自己也穿汉族的纨绮衣服去见文成公主。吐蕃人都习惯用赭色(赤褐色)涂面，文成公主感到厌恶，松赞干布立即下令禁止。松赞干布又逐渐改变自己猜忌、残暴的性格，并派子弟入国学，学习《诗经》、《尚书》。

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唐王(指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青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入吐蕃)。”

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后，曾经得意洋洋地对他的亲人们说：“我的父祖都没有通婚上国的，如今我能够尚大唐公主，实在非常荣幸。我因此替公主建筑一座城池，来向后代夸耀。”他又特别聘请中原文人掌管吐蕃的表疏。

据《旧唐书》记载：原来，吐蕃的风俗习惯如下：把最高首领叫做赞普，宰相叫做大论、小论，管理国事。没有文字，刻木结绳记事。虽然有官员，但不常设，临时统领。调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火，百里设一亭。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者用皮鞭打，但随官员的喜怒，没有一定的刑律。把人囚禁在地牢里，深数丈，两三年后才放出来。宴请外国宾客，一定赶来牦牛，请客人自己射以后宰杀。赞普和群臣一年结一小盟，宰杀羊、狗和猕猴，先把它们的脚折断以后再杀，然后把肠子拿出来，叫巫师上告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神说：“如果变心，怀奸反复，神明鉴之，如同羊狗。”三年结一大盟，夜里在坛上和众人在一起陈设供品，杀犬、马、牛和驴作为牺牲，诅咒说：“你等都应当同心协力，共保我家，惟有天神地祇共知你等的心。有负此盟，使你等身体断裂，有如此牲。”当地气候十分寒冷，没有水稻，有青稞、营豆、小麦、荞麦。牲畜多牦牛、猪、狗、羊和马。又有一种叫天鼠的，形状好像雀鼠，大小好像猫，皮可以做裘。又多金、银、铜和锡。吐蕃人游牧不定居，但也有很多城郭。都城叫做逻些城。住房都是平顶的，高的达到数十尺。贵人住在大毡帐，名叫拂庐。用手饮酒，用毡作盘，捻炒面作碗，里面装上羹和酪，一起吃掉。多半信仰羱羝之神，相信巫师。不知节气，以麦熟为岁首。游戏是下围棋和陆博，吹螺敲鼓演戏，弓剑不离身。重青壮年贱老年，母向子拜，子高于父，进出门都是年轻的在前面走，年老的在后面跟。军令严肃，每次作战，前队都死光以后，后队才前进。重打仗死，讨厌病死。历代战死的，作为高门第。临阵败北，插狐尾在头上，表示他像狐那样胆怯，在稠人广众之中，一定羞辱他，大家都认为他可耻，说他不如死了好。下拜时两手放在地上，口里出声，以身再揖而止。服父母丧时，截断头发，用青黛色涂面，衣服都穿黑色的，下葬以后就算是吉。赞普死后，用人殉葬，衣服珍玩和平时所乘的马以及弓箭之类全部随葬。在墓上建起大房子，立土堆，插杂木作为祭拜场所。

文成公主进吐蕃后，以上风俗习惯逐渐改变了。

唐太宗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思想是很少的，他基本上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看作一家；他从以德治为主、即以静为主的治国指导思想出发，为了少劳扰百姓，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为了节省国家资财。为了使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尽量少使用武力，而采取安抚、和亲的政策。

除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外，太宗下令和亲的还有：贞观十三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他；十五年正月，太宗封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并将琅邪公主外孙女段氏嫁给他；太宗还答应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和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等人的请婚要求。

同时，太宗还把公主和宗室女许配给内附供职的少数民族将领：例如，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突厥族的执失思力娶九江公主；铁勒族的契苾何力娶临洮县主；突厥族的阿史那忠娶定襄县主。

德化四方，万国来朝

由于太宗采取了安抚、和亲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由于太宗治国有方，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边疆安宁，富庶强大的唐朝对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都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边疆少数民族都尊敬地称太宗为天可汗，与邻国纷纷争先恐后地前来朝贡。

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君长(少数民族首领)入宫请求太宗担任“天可汗”，太宗兴致勃勃地说：“我作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呢！”群臣和四夷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太宗写给西北君长的玺书，都称“天可汗”。

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前来朝贡的，除突厥、西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薛延陀等外，据不完全统计，还有以下这些(按南、西、东、北的顺序)：

东谢蛮：在今贵州东北。贞观三年，其首领谢元深入朝，戴着黑熊皮冠，用金银络额，身披毛帔，用韦皮缠脚然后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说：“从前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顺，周朝的史官把他们的事情汇集编写为《王会篇》。如今万国来朝，这些使者的服装，可以画下来，请求集中画为《王会图》。”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太宗把东谢蛮的地方划为应州，任命谢元深为刺史，隶属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谢蛮首领谢强，与西谢蛮相邻，同谢元深一起来相见，太宗任命谢强为南寿州刺史，后来改为庄州。

西赵蛮：在今贵州东部。贞观三年，派使者入朝。二十一年，太宗在其地设置明州，任命首领赵磨为刺史。

东女国：在今四川西北、青海东南一带。太宗平定突厥后，派使者入朝。太宗送他回国，并下玺书安抚。

林邑：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贞观初年，派使者来贡驯犀。四年，其王范头黎派使者来献火珠，大如鸡蛋，圆白皎洁，光照数尺，形状好像水晶，正午时拿它朝向太阳，下面放上艾叶，立即燃烧起来。五年，又献五色鹦鹉。太宗感到新奇，叫太子右庶子李百药撰写赋。又献白鹦鹉，聪明灵活，善于应答。从此朝贡不断，使得唐代人民深以为荣。

婆利：有人认为其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有人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贞观四年，其王派使者跟随林邑使者来献方物。

盘盘：一译槃槃。故地一般认为在今泰国南伦湾沿岸一带。贞观九年，派使者来贡方物。

真腊：今柬埔寨。贞观二年，同林邑国使者一起来朝献。太宗嘉奖他们海陆疲劳，赏赐优厚。

陀洹(huán，音桓)：贞观十八年，派使者来朝。二十一年，又派使者献白鹦鹉和婆律膏，并请求要马和铜钟，太宗都给他们。

诃陵：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指此二岛。贞观十四年，派使者来朝。

堕和罗：故地有人认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堕和罗即其古都大城府的梵名；有人认为其首都可能在今泰国佛统附近。贞观十二年，其王派使者贡方物。二十三年，又派使者献象牙、火珠，并请求赐好马，太宗给予。

堕婆登：贞观二十一年，其王派使者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下玺书回答，并且赏赐杂物。

党项羌：古族名，羌人的一支。南北朝时，分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河曲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从事畜牧。唐朝前期，吐蕃征服青藏高原诸族、部，大部分党项羌人被迫迁徙到甘肃、宁夏、陕北一带。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派使者去招安，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下玺书安抚。细封步赖便来朝，宴请、赏赐十分优厚，把其地列为轨州，任命他为刺史，他请求率领所部进攻吐谷浑，以后党项各姓酋长相继率领部落都来内属，请求同中原百姓一样编户，太宗优厚地加以安抚，把其地列为奉、岩、远等州，分别任命其首领为刺史。

疏勒：故地在今新疆喀什市。贞观九年，派使者来献名马，从此朝贡不断。

于阗：今新疆和田。贞观六年，派使者来献玉带，太宗下优诏回答他。十三年，其王又派儿子入侍。阿史那社尔进攻龟兹，其王非常惧怕，派他的儿子带10 300匹骆驼供应大军。大军将要班师时，行军长史薛万备向阿史那社尔请求道：“如今消灭龟兹，国威已振，请求乘此机会用轻骑攻取于阗王。”阿史那社尔便派薛万备率领50骑到于阗国。薛万备向其王宣传国威，劝他入朝见天子，于阗王就随薛万备来朝。

天竺国：古印度别称。贞观十年，沙门玄奘(即唐三藏)到其国，带着梵文本佛教经论600多部回国。原来，太宗派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四名天竺王都派使者朝贡。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全部发胡兵抗拒王玄策。王玄策从骑30人与他们交战，寡不敌众，箭射尽，全部被俘。胡兵并把各国贡献的物品抢走。王玄策设法逃走，走到吐蕃，发精兵1 200人，加上泥婆罗国(今尼泊尔)7 000多骑，一起去进攻中天竺。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领二国兵前进到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败他们，斩首3 000多级，掉到水里淹死的还有将近1万人，国王弃城逃跑，被蒋师仁追俘。并俘虏男女12 000人，缴获牛马3万多头。因此天竺各国震惊，王玄策等人带着中天竺国王回朝。二十二年，王玄策等人到京城，太宗十分满意，命有关部门祭告宗庙，拜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后来，太宗下葬昭陵之后，刻石画那伏帝阿罗那顺的形象，列在玄阙之下。

罽(jì，音计)宾国：今阿富汗东北一带。贞观十一年，派使者来献名马，太宗嘉奖其忠顺，赏赐缯彩。十六年，又派使者献褥特鼠，嘴尖而尾赤，能够吃蛇，有被蛇咬的，用该鼠闻伤口然后尿上尿，伤口立即痊愈。

康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汗一带。贞观九年，派使者来献狮子，太宗嘉奖其远道而来，命秘书监虞世南撰写赋表示纪念，从此每年来朝贡。十一年，又献金桃、银桃，太宗下令种在御花园里。

波斯国：今伊朗。贞观二十一年，其王伊嗣侯派使者献一个野兽，名叫活褥蛇，好像老鼠，是青色的，身长八十九寸，能够进入洞穴抓老鼠。伊嗣侯懦弱，被大首领赶走，逃奔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尚未到达，便被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兵所杀。他的儿子名卑路斯，投奔吐火罗叶护，得以幸免。

拂菻(lín，音林)国：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派使者来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下玺书安抚，赏赐绫绮。

百济：贞观元年，太宗赐玺书给其王扶余璋。扶余璋派使者上表陈谢，表面上虽然说是服从命令，实际上照旧和新罗结仇。十一年，派使者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赏赐彩帛3 000段和锦袍等物。十五年，扶余璋死，其子扶余义慈派使者上表报丧。太宗素服哭丧，赠光禄大夫，物200段，派使者册命他为柱国，封带方郡王、百济王。

新罗：贞观五年，派使者献两名歌舞女，相貌和头发都美丽动人。当年，其王金真平死，没有儿子，立其女金善德为王，宗室大臣乙祭总知国政。太宗下诏赠金真平左光禄大夫，物200段。九年，太宗派使者持节册命金善德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倭(wō音，窝)国：今日本。贞观五年，派使者来献方物。太宗怜悯其国道远，命有关部门叫他们不用每年朝贡，又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前往安抚。高表仁缺乏安抚远方的才能，与该国王子争礼，没有完成使命就回国了。二十二年，倭国又附新罗上表，向太宗请安。

契丹：在今辽河上游一带。贞观二年，首领摩会率其部落来降。太宗亲征辽东到营州(今辽宁朝阳)，接见契丹首领和老人，各赐物品，任命其首领窟哥为右武卫将军。二十二年，窟哥等部都请求内属，太宗下令设置松漠都督府，任命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无极县男、赐姓李氏。

奚：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部内属，太宗设置饶乐都督府，任命可度者为右领军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室韦：在嫩江流域和黑龙江南北岸一带。贞观三年，派使者来贡丰貂，从此朝贡不断。其中的乌丸国贞观年间也派使者来朝贡。

靺鞨：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首领突地稽率所部参加太宗驱逐刘黑闼，因战功被封蓍国公。贞观初年，突地稽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

霫(xí，音习)：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北。贞观三年，首领派使者来贡方物。

乌罗浑：今嫩江以西。贞观六年，首领派使者来献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