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治乱国，严惩贪吏——明太祖朱元璋的智谋故事

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幼名重八，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为地主放牛牧羊。元朝至正四年(1344)，淮北大旱，瘟疫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染病而死，他贫孤无以自存，入皇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不久，又作游方僧外出游食3年，过着乞讨流浪的生活，足迹踏遍淮西大地，并接受了白莲教的宣传，萌发了反抗元朝黑暗统治的思想。至正十一年(1351)，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第二年他投奔濠州郭子兴起义军。因作战勇敢，才能出众，深得郭子兴信任，被留作亲兵，娶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至正十三年(1353)他率徐达、汤和等24人南略定远(今安徽定远)，继而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和州(今安徽和县)，被郭子兴任命为总兵官。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继续率领这支义军，相继消灭了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南方义军与割据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八月，明军攻陷元朝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趁夜出城北逃，元朝灭亡。

1 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成熟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引用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可谓再恰当不过了。这个开创有明一代的皇帝，不仅出身于穷乡僻壤、贫困之家，而且命运多舛。然而正是艰难困苦，磨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见识和才干，为他将来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

不幸的童年，天灾人祸成孤儿

朱元璋出身佃农之家，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降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东乡(今安徽嘉山县明光镇北赵府村)。

朱元璋十三岁时，因地主无故夺佃，全家从东乡迁至同邑太平孤庄村，租种地主刘德的土地。这时他已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少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父亲朱五四送他去为刘德放牛。

朱五四一家佃种地主数十亩田地，辛勤耕作，可大部分收成却要交给地主。荒年歉产，地主并不减租；丰年多收，地主却要加租，往往辛苦一年，所得尚不足以糊口。正限于此，朱五四屡次率家搬迁，在一个地方往往连十年都住不满。早年的朱元璋目睹一家的辛酸和地主的贪酷，自幼便对有钱人极为反感。

朱元璋为刘德放牛，也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而已。当时淮河流域大旱，年景歉收，辛苦耕作一年所得，缴罢租子便所剩无几，朱家只得“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十三四的少年正是饕餮的时候，几碗野菜羹哪里吃得饱肚子。朱元璋饿着肚子放牛，每每至太阳西斜方才回村，刘德还经常嫌牲口喂得不好，对他呵斥责骂。这种种现实使朱元璋从小仇视地主，并认识到地主阶级的贪婪是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后他虽然转化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和最高代表，但仍然能够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对地主提出警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并明令限制和打击那些“欺凌小民，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

幼年时的缺衣少食，饥一顿饱一顿，还不算最苦，更苦的是他小小年纪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一场特大旱灾降临扛江，一连数月一滴雨也没下，江淮百姓肩挑手提，汲水灌田，掏空了河沟，也是无济于事，禾苗枯黄，田野龟裂，老天却仍赤日炎炎，不见云影。

困极无奈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三牲祭祀，焚香礼拜，向天祈雨，谁知雨未曾祈来，倒祈来漫天蝗虫。这真是雪霜相加，祸不单行。百姓们进田捕蝗，捕了一只，来了千百只，哪里捕得完。官府出面号召捕蝗，兵丁隶役捕蝗应个景，走走过场，蝗未捕完反伸手向老百姓要“孝敬”。天灾人祸，接着又是病疫横行，人命贱如草芥，顷刻之间就命赴黄泉，无数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数新坟依着旧坟，百姓们只得纷纷逃往他乡，昔日热闹的太平乡一时间萧条冷落，鸡犬不闻，这就是朱元璋少年时期亲历的情景。

朱元璋深刻体验了祸不单行的情景。父亲朱五四时年六十四岁，头一个染上瘟疫，于四月初六去世；接着，朱家老大重四卧床不起，于初九日相继而去，朱重四的大儿子也跟着夭折于母怀；到了二十二日，朱母陈氏病故。一家九口，半月之间死了四人，只剩下二哥重六、大嫂王氏和大哥儿子朱文正、女儿共五口人。朱元璋兄弟想向地主刘德讨一块巴掌大地皮葬亲，刘德见朱家只剩下寡嫂弱弟、小儿幼女，恐怕是撑不起门户了，加上平日里对刁钻泼辣的朱元璋并不喜欢，因而一口回绝。倒是刘德的兄长刘继祖仁慈，对朱家遭遇深表同情，便给了兄弟二人一块葬亲坟地。

由于穷到极处，安葬亲人时不仅没有棺椁装殓，连口缸也买不起，草席一裹就草草掩埋。后来朱元璋称帝，屡思要给父母改葬，又怕坏了坟地的风水灵气，只得原封不动，建起一座皇陵，将坟地保护起来。少年时的苦难当然刻骨铭心，在御制的《大明皇陵之碑》中，朱元璋语意悲凉地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意思是连棺椁也买不起，破衣烂衫地卷着草席埋葬了父母，哪里还能用美酒佳肴来祭奠呢。

朱元璋本有三兄二姐，大姐在他出生之前已经嫁给了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二人婚后虽然年龄并不大，但相继而亡。二姐嫁给李贞，生下一子后撒手人寰，李贞带着儿子保儿逃荒外地，当时下落不明，后朱元璋在濠州时，父子二人前来投靠。三哥朱重七，因家里无力为他娶亲，到别人家去做了上门女婿，在瘟疫之前就由于灾荒不断，病饿交加，与妻携亡。二哥朱重六本已娶亲，生有一子，也在至正四年之前由于灾荒，妻儿俱丧。

及至葬罢亲人，大嫂带着一双儿女回了娘家，剩下兄弟二人无处投奔，挨到九月，眼看没活路，决定分道出去逃荒。弟兄二人临别时惨恻无言，抱头痛哭。朱元璋后来在《皇陵碑》中写道：“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兄弟二人分手竟成永诀，二哥一去不归，不久即死于流浪途中。

走投无路，十七岁出家当和尚

此时在家乡，只剩朱元璋一人，年方十七岁，尚未成年，无计谋生，只得去当和尚。因朱元璋出生时体弱，朱五四曾祈福于佛寺，许将他舍予佛寺出家，一方面减了张吃饭的嘴，另一方面也希望神佛保佑，这孩子能平安长成。当时母亲陈氏舍不得，极力反对，于是朱五四便只将他在佛寺寄名。不想十七年后，成为孤儿的朱元璋仍然做了和尚。

孤庄村西南山坡上的皇觉寺，就是当年朱五四为朱元璋寄名之处。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际，便进皇觉寺拜在长老高彬法师座下为徒。高彬收下朱元璋，让他做了小行童。行童即寺院中的粗使童仆，每日打扫佛堂、上香点烛、鸣钟击鼓、侍候长老的起居并承担各种杂役。皇觉寺是个大佛寺，寺中佛堂僧众极多，因此朱元璋的活计也就相当繁重。法师高彬是个有家室，脚踏僧俗两界之人，所以留下朱元璋，就是为了有一个役使之人，经常支使他做这做那。众师兄也欺他新来乍到，指派他干各种粗活。朱元璋每天扫过佛堂，侍候过高彬，还要侍候众师兄，师父师兄们也并未认真教他什么佛经，只不过把他看作奴仆罢了。有几次朱元璋因日里操劳，睡过了头，误了撞钟上香，还被罚至佛前长跪。为了有个安身之地，混口饭吃，他也只得忍气吞声，不作怨言。

对于有超常才智情怀的人，经过一番刻苦磨炼，更会奋发有为。朱元璋自幼贫苦，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祸，寄身寺院，又受尽欺凌，若是意志薄弱，早已变成一个愚昧的老实和尚。可他仍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足见意志之坚强和心理承受能力之大。日后他平定天下的过程也是颇多波折，并非一帆风顺，可他坚持战斗近二十年，终于在四十一岁时做了皇帝，这种坚强的意志，无疑是他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力量之源。

不久又出现了更为难堪的情况。由于连年来旱情不减，日益严重，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布施的皇觉寺，最终储备告罄——佃农逃荒相继，寺中经济来源减少，坐吃山空，已无力担负僧众的生活。寺中主持德祝法师无法可想，只得以“岁歉不足给众食”为由遣散僧众，让他们去各自谋生。朱元璋亦在被遣之列，无家可归，只得带了木鱼瓦钵，袈裟芒鞋，浪迹江湖随缘募化去了。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更是一种新的体验，为了活命，他先向南走到庐州(今合肥)，再往西走到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往东折向陈州(今河南淮阳)，经鹿邑、亳州，南下颖州(今安徽阜阳)，一路乞讨，转了一大圈子。

此次游方募化，他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白天里走村串户化几文钱、一钵饭，夜里投宿古寺或农家歇脚。遇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便以野果充饥，找山洞歇脚。深秋中的一天，朱元璋已两日无食，路过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时，腹中饥饿难忍，四处只见荒村断壁，找不到人家化缘。来至一个废园，见园东北角有棵柿树，居然尚存几枚霜柿，朱元璋摘而食之，由于爬树，他喘息良久，怅然慢行而去。及至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南渡长江，攻取金陵时又路过剩柴村，却见废园依旧，柿树仍在，便脱下红袍披在树上，指树道：“封尔为凌霸侯。”

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朱元璋曾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日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崖息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木止，心滚滚乎沸扬。”以凄凉语调记录这段萍踪浪迹、尴尬无奈的生活，他的心情自然不会静如止水，“沸扬”二字足可说明一切。

几年流浪，朱元璋受尽白眼，阅尽炎凉世态，但同时也掌握了适应各种环境，以应付大千世界，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能力。譬如他游历中经常脱掉袈裟，为人干些粗活，挣些衣食，同时又广交江湖朋友，得到了丰富的处世经验，自然也沾染上一些江湖习气。

从至正四年到至正七年的三年时光中，一个名叫朱重八的小和尚在乞讨中成长为一名二十岁的青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南部和安徽西部。经此游历，熟悉了这些地方的人情地理，见识了这些地方的山川，开阔了心胸和视野。在流浪期间，他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贫苦的农民广泛接触，更加深刻地了解民生疾苦。尤为重要的是，朱元璋从这些农民口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当时盛行于江淮各地的白莲教教义和反元思潮的熏陶。几年来的流浪生活，同时也铸就了朱元璋坚强果决而又猜忌残忍的性格，健全了他的体魄。至正八年，朱元璋返回皇觉寺，此时他身心成熟、机智圆融，年二十一岁。

2 参加义军，投入反元洪流

把握天下大势，顺潮流而动，这是每个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明太祖朱元璋正是这些成功者中的一个典型。按常理，作为一个出家人应把世事战争置之度外。但朱元璋的出家其本心是“就食”而非信佛，所以，他不仅借云游之机了解社会情况，广泛结交朋友，而且一旦天下有变，他便乘机而动，抓住机遇，投军从戎，自谋发展去了。正所谓蛰居深潭非久计，总有一朝腾云飞。

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

结束流浪生涯，朱元璋回到皇觉寺，正式成为一名僧人，开始学习诵经、打坐、化布施、作道场等佛家知识，同时读书识字。这几年的学习生活使朱元璋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经过生活的一番磨砺，又学到了文化知识，使他的思想更趋于细腻，心思更趋于深沉，气质也更趋于成熟。如果生于太平盛世，他可能便如此青灯古佛终其一生，可正因为他有了过人的资质，当轰轰烈烈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时，朱元璋便如鹏乘风、龙临渊，自然不甘寂寞，毅然决然投入起义的洪流，这可以说是英雄的必然抉择。

当时的元朝政治非常黑暗，中华文明到了这个朝代出现了大倒退。早年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为了巩固特权地位和特权利益，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全国民众按种族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所谓的色目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西域各族人民如回回、西夏、畏兀儿、哈喇鲁、康里、钦察、阿速、阿尔浑等各族人，也包括欧洲人；汉人为第三等，这里的汉人除指淮河以北原金国统治的汉族人民外，还包括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以及契丹、高丽、女真、渤海人等；南人为第四等，即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利各不相同，蒙古人高高在上，色目人因被征服较早，便被利用来作为统治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汉人和南人则无甚不同，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被称为“蛮子”或“汉儿”。

在这种黑暗统治下，为了防止和镇压汉人、南人的反抗，元朝政府向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镇守，并先后多次下令收缴民间武器，禁止汉人、南人养马，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打猎。为防止暴乱，连迎神赛会、划龙舟、立市买卖亦在禁止之列。更离谱的是，连汉人、南人夜间燃灯举火也明令予禁。

反元起义始发于白莲教的兴起和传播。当时因黄河泛滥，元顺帝批准右丞相、蒙古人脱脱奏请，任贾鲁为工部尚书，调集民工及戍卒十七万人，挖掘黄河淤泥，疏通河道。由于工程浩大，民工们所承担的任务繁重，伙食钱又少，还常受到监工鞭打，因而怨声载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便乘机暗中凿好一个石人，命门徒埋在河道上，并事先编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令门徒传唱。计划以“复宋”为口号，到河工挖出石人以后，便公开宣布起义。可惜事机不密，走漏风声，突然遭到当地官府搜捕。韩山童被捕遇害，助手刘福通突围逃出，于五月初三率部众杀了个回马枪，攻占颍州，元末农民武装大起义终于爆发。由于刘福通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用红色军旗，故被百姓称为红巾军；又由于红巾军多是白莲教徒，焚香礼佛，又被称为香军。

刘福通的起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华大地，各地白莲教徒及农民纷纷响应。至正十一年夏，继刘福通五月起义月余，白莲教南方首领彭莹玉又在江淮地区起义。八月，彭莹玉之徒、麻城铁匠普胜和罗田布贩徐寿辉在新州(今湖北新春)起义，攻占新州、新水(今湖北稀水)和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十月在新水建立政权，国号初亦为宋，后改为天完。差不多于徐寿辉起兵的同时，邳州(今江苏邓县)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河工，夜袭徐州，夺下城池后募兵十余万众，攻克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人王权联合张椿起兵于邓州、南阳，进而占据唐、嵩、汝诸州和河南府(以上均在河南地)，被称为“北琐红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起义，攻占襄阳，进军荆门、房、归、峡等州(以上均今湖北地)，被称为“南琐红军”。这几支队伍都是白莲教徒领导的起义军，也头裹红巾，因此齐被称为红巾军。其中李二、王权、孟海马三支起义军源出韩山童，与刘福通属同一支派，因而虽起事于江淮，也与刘军一起合称为北方红巾军。而徐寿辉源出彭莹玉，与彭莹玉起义军合并后，统称为南方红巾军。

除了红巾军之外，还有一些并非白莲教徒领导，也不以红巾为记的起义军，包括至正八年曾起兵反元，后又受元朝招安的浙东私盐贩子方国珍，也趁此时机重新打起了反元旗号。

顿时间，大江南北处处燃起反元的烽火，大半个中国“齿木为把，削竹为枪”，奋起反抗元朝的统治。

看准潮流，毅然投入起义军

早在流浪豫皖一带时，朱元璋就曾风闻韩山童与彭莹玉宣传白莲教义，宣扬反元言论，因而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回到皇觉寺重归佛门后，朱元璋受到师父高彬长老及众位师兄的欢迎，虽然正式开始跟师父师兄修习佛法，但他之所以出家，只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求个安身立命之地，并非什么生有夙慧。正限于此，当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揭竿而起，半个中国为之沸腾时，朱元璋的内心也开始生起波澜，听韩山童讨元檄文上说：“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他心有所悟，联想起自身的惨侧遭遇和游历各地时的所见所闻，意识到非要把蒙古鞑子打回漠北，否则天下难以安乐太平。于是，自幼不甘寂寞的朱元璋此时哪里还能安心礼佛，但他是个处事细致的人，不肯莽撞从事，还要观望，做出形势判断，以确定自己日后的方向。

恰在此时，一支红巾军的部队进入濠州。首领郭子兴本是定远土豪，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其父以卖卜为生，壮年未娶，定远有个财主将盲女儿嫁与其为妻，生三男一女，次子即郭子兴。他自幼极有胆识，见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料天下必将有变，便加入白莲教，散尽家财，广聚豪杰。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起兵，自称元帅，攻下濠州，据其城守之”。定远、钟离一带农民，闻讯而“弃农业，执刃器”，纷纷投奔，由于时机正好，一支队伍很容易就拉起来了。

郭子兴的起义军信奉韩山童一派的白莲教，因而属于北方红巾军的一支。此时，元政府派一名叫彻里不花的蒙古将领，率兵三千驻于深州城南三十里，声称攻城，却又畏缩不前。此时的元军，早已不再是成吉思汗威震世界的蒙古精骑，不敢和红巾军交锋，但迫于军令，又不得不做样子，见了老百姓便一拥拿下，往头上缠条红布，冒充“乱民”，以向长官邀功请赏。朱元璋虽是个僧侣，却也怕受到波及，被人出卖当作红巾乱民，与其终日在庙里提心吊胆，不如下定决心投奔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朱元璋依旧僧人打扮，身穿破烂袈裟，来到濠州城外。

此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容不下一个和尚安度岁月诵经念佛。朱元璋应时而动，顺应历史潮流，自此登上前台，开始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

才干出众，得到主帅欣赏

朱元璋投身起义，并非以天下为己任，除了对元朝政治感到愤慨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想借起义洪流出人头地，改变一下命运。虽然他参加起义并非像刘邦、韩信一样从开始就有大志，不过要做番事业、混个人样的想法还是有的。此时他已是个人高树直的青年人，以他的见识当然明白，仅仅满足于当个小卒是无法混出个人样的。

朱元璋少年时就喜欢做孩子们的首领，有相当强的权力欲，而浪迹江湖时遇到的一件事，更使他自信不凡。至正四年初夏，他路过庐州府六安州时，曾在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背着箱子，年迈不支，朱元璋心生怜悯，便帮助老者背了一段。老者看了他的面相，深感惊奇，以为龙风之姿，将来必贵不可言，又细细地问过朱元璋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肃然道：“老夫阅人多矣，然命相堪与君相比者，未曾见过，望好自珍重。”朱元璋此时漂泊流落，心中正自苦恼，当下谢过老者吉言，只是一阵苦笑自嘲。然而日后安身佛寺，心无旁骛，每当想起老者这番话来，虽觉虚无飘渺，却也颇为自信而自负。

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在濠州城门投军时出了点不大不小的岔子。由于目光深邃，面目非凡，义军守兵疑他为奸细，将他绳捆索绑，欲押赴城外砍了。朱元璋与守卒争辩不已，引来大群人众围观，便有人将此事报与郭子兴。郭子兴来至城门，细看这个和尚，觉得相貌不同常人，似有过人之处，待问明究竟后，便收留做了他的亲兵。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但反过来，英雄也不能单单等着时势来造就，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更快更准地把握命运的契机。朱元璋懂得这一点，抓住机遇，因而在郭子兴帐下极力表现，不但在实际作战中，也在处事为人方面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筹，因此不久便在士兵中脱颖而出。

参加郭子兴的军队后，朱元璋脱下僧衣，换上红袄，每天在队长的带领下操练武艺。他在江湖游历时，曾于巢湖随渔民操舟撒网，和渔民们交上了朋友，巢湖渔民大多会些拳脚，因此他也颇练了些拳脚，具有一定的武术根基，在校场上不出半月，武艺已超出侪辈。

朱元璋身材魁伟，体质壮健，孔武有力，加上刻意表现，力争上游，勤修苦练，自然容易练成本事。武术中有一种洪拳，共三十二路，即朱元璋所创，本名太祖长拳，又因朱元璋年号为洪武，人称洪武朱皇帝，所以这套拳术又被称为洪拳。这套拳路气势威猛，进攻积极，后人曾以洪拳为基础，衍出大洪拳、小洪拳。由此可见，朱元璋也可以算上半个武术家，更有利于他在战阵争杀中突出个人的才华。

郭子兴见朱元璋技艺精湛，又勤学苦练，为人勇敢，非常器重，每次出征，都将他带在身边。朱元璋“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使郭子兴十分满意，不久便提拔他为九夫长。所谓“夫长”，乃成吉思汗创下的元朝兵制，十人为一小队，以十夫长为首。所谓的九夫长，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小队长的职务，属于基层军官。不过由于是郭子兴元帅府亲兵，经常伴随在郭子兴身边，所以他这个小队长的身份又自不同。

郭子兴在相处中感觉到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于是时常有事找他商量，就这样，朱元璋不久就成了郭子兴的亲信心腹。朱元璋为人处世圆滑，外表稳重可信，遇事善于讨人欢心，这种个性是浪迹江湖时形成。那时他孤身无助，为了得到他人援手，靠着善于取得别人信任的本事，交下了很多江湖朋友，也染上了一些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习气。凭着这一点，在需要和崇尚江湖义气的环境中，他想讨好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因此短短的时日内，不仅讨得了郭子兴的欢心和信任，也得到了其他元帅的赏识。

而此时的郭子兴，表面上虽和其他几位元帅互相敬重，事实上背地里却遭到了别人的嫉妒。郭子兴为人“素刚直，不屈人下”，争强好胜。

当初为了共谋大事，他和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联合举兵，同称元帅。孙德崖等人是农民出身，缺少见识，只凭意气用事，整天只想着如何掠夺财物，如何压过郭子兴，但真正遇事，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什么主意。郭子兴甚轻他们的为人，但为了顾大局，免得造成不合，还是让出了头把交椅，孙、俞、鲁、潘依次而列，他则屈居第五，而在处理军务时还是全凭郭子兴。

由于心中不满四人，不平于屈居四人之下，所以郭子兴在处理完军务之后往往冷嘲热讽、含沙射影地奚落四人，那四人因此结成联盟对付郭子兴。营垒内部既已互生芥蒂，长期下去绝非好事，郭子兴对此也颇为忧虑，却又并无办法，碰上朱元璋后，他就想有个可靠且有胆识才智的人好作商量，更想将他笼络住，使之成为臂助，以防其他四人一朝反目。因此，他见孙德崖对朱元璋也有些赞赏，便决定将他彻底笼络住，使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干臣。

郭子兴的第二夫人张氏，人称小张夫人，收养了一个义女。这位义女本是郭子兴老友马三的女儿，马三是宿州问子乡新丰里富室，性格豪侠，喜结交朋友，“善施而贫”。至顺三年(1332年)女儿出生不久，马三因杀人避祸，带着女儿逃至定远投奔郭子兴，不久身亡。郭子兴将老友之女收为义女，交给小张夫人抚养，此时为笼络朱元璋，便与小张夫人商议，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她就是明史上以贤德著称的马皇后。马氏相貌一般，面微有白麻，然而为人端庄聪明，朱元璋与马氏成婚，就等于得到了郭子兴这座靠山，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无异于一条进身捷径，当然求之不得。因此在郭子兴提议之后，他一口应承。

朱元璋本名重八，加入郭子兴军队以后，取名兴宗。此时，郭子兴又为他更名为元璋，字国瑞。但郭子兴的手下将领们既敬朱元璋是他的女婿，又敬朱元璋胆略过人，此后不敢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朱公子”。将朱元璋招为女婿后，郭子兴对他更加器重信任，不久便让他带领一支队伍，外出攻城略地，朱元璋也得以初次表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先后攻五河，取定远，克南宿、大店、大镇等地。在这些行动中，朱元璋每每带兵出征，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得到战利品后，分毫不取，悉数分给部下，因此深得部下的敬重和拥戴。他所率的这支队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上下一心，所向披靡。

朱元璋本是贫家孤儿，对兵书战策毫无了解，可以说投军以前完全是个百姓，可初次带兵，就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的素质，这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军人和百姓并无万里之隔。由于朱元璋将早年流浪生活的经验和治军结合了起来，得出“军事即人事”的结论，治军除了严法外，还要宠络军心，使将士用命，才能所向无敌，由此自然可打胜仗。此时的朱元璋，因为身份地位所限，还不能自定一套军中法规来严格要求部下，只能从找感觉、鼓士气、笼络军心方面入手。他之所以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苦；取得的财帛平分部下，自己一毫不取，正是为此。

由于朱元璋屡战屡胜，郭子兴的兵威因此更盛，威震淮北，也对他更为器重。招他为婿后，朱元璋有了靠山，做起事来手脚也得以放开，更显得才智过人。

农民起义军的将士们，十之八九都是贫民出身，目不识丁。朱元璋文化虽不甚高，但矮子里拔大个儿，在军中也算得上是个识文断句的人才，加上他计谋百出、作战勇敢、待人亲切、喜助人、善交友，因此短短的时间内，便在军中树立起了好口碑，威望地位直线上升，最终脱颖而出，跻身于一方区域里红巾军将领的行列。

利用矛盾，大树个人威信

至正十三年(1352年)九月，北方红巾军另外一支部队的首领彭大和赵均用作战失利，从徐州撤退下来，率残部投奔濠州起义军。彭、赵二人进入濠州后，虽然已是残兵败将，但兵力仍较濠州义军为强，而且由于二人起义较早，威名卓著，因此反客为主，控制了局面，濠州五帅只得将指挥权拱手相让。

彭大为人颇有智谋，当初起义首领芝麻李与赵均用密谋起义时，即素闻其名，而与他相比，赵均用则事无主见，唯唯诺诺。正缘于此，郭子兴就又犯了看不起人老毛病，彭、赵二人率部来到濠州后，他加意拉拢彭大，而瞧不起赵均用，使赵均用因此闷闷不乐。也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故，孙德崖等四人则和赵均用交从甚密，乘机在他面前离间道：“子兴知有彭将军耳，不知有将军也。”赵均用本对郭子兴的轻视怀恨在心，顿时勃然大怒，派人将他捉住，关在孙德崖家，准备暗中杀掉。

此时朱元璋正在攻打怀远和安丰，闻濠州有变，慌忙赶回。有朋友劝道：“既然郭公被逮，跟着必然就要拿你，你如今回去，岂非自投罗网？”朱元璋道：“郭公于我恩厚，有难不投，非义也，何丈夫之为？”他回到濠州，赶往郭家，郭子兴几位夫人正无计，乱做一团。朱元璋便问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何在，道：“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起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遂与众夫人商议，第二日一早便陪小张夫人及郭天叙、郭天爵至彭大处求救。彭大听罢几人诉状，怒道：“我在这里谁敢放肆。”立即呼唤左右亲随，将孙德崖家围住。朱元璋顶盔贯甲，手执利刃，与众人一起爬上屋顶，揭掉屋瓦下到屋里。众人杀死孙德崖的祖父母，在一个暗窖里找到了被幽禁的郭子兴，将他背回家去。

赵均用和彭大败走徐州后，元朝丞相、蒙古人脱脱派贾鲁和知枢密院事月阔察儿领兵追击。就在城里几名首领闹翻了天的当儿，元军已至，将濠州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大敌当前，几名元帅这才抛开嫌隙，共御外敌。濠州城墙高河深、粮食充足，从至正十二年冬一直到次年五月，起义军凭着这些有利条件坚守了七个月之久。贾鲁围濠州七月，心中焦躁，加以出师日久，士卒疲惫，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誓必攻破濠州方才罢休。

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贾鲁与月阔察儿亲自督战，下令：“必以今日已、午时攻城池，然后食。”于是元军人人踊跃，死命攻城。元军节节进逼，眼看攻至城下，不巧贾鲁突然发病，落下马来，不久病死。主帅一失，元军无心再战，退兵而去。濠州城中将帅侥幸脱却大难，喜不自胜，彭大自立为鲁淮王，赵均用自立为永义王，郭、孙、俞、鲁、潘五人仍为元帅。经过这一番协力御敌，郭子兴与其他四帅虽不能和好如初，彼此尚可相安无事。

这件事给了朱元璋一个清楚的警醒，那就是认识到农民起义领袖和稍识文化者各自的局限性，使他时时警觉自励，以此为戒，从而指导了他此后的行动：凡事力求抛开小集团主义，从大局出发，力争与其他将领和睦共处，同仇敌忾，以免造成分裂，而在力量尚十分强大的元军面前，分裂就意味着毁灭。

3 自谋发展，网罗人才争天下

寄人篱下是决不可能有大发展的，朱元璋深深懂得得这一千古不变的道理。因此，积极寻求自立的门路和机会，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理想。不过，要实现自谋发展的目的，光有自立的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善于抓住机遇，有勇有谋，善于用人，惟有具备了这些能力和优点，才能真正走上成功之路。朱元璋正是靠上述能力，最终不仅拥有了自己的队伍，而且打下了地盘，拥有了些别人更坚实的本钱。

历来英雄，单是依靠他人，难以成就大业。三国时刘备气度恢弘，志向不凡，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东奔西走，始终一事无成，直到自立门户才日益壮大，得以实现宿志，开创西蜀半壁江山。依靠他人，势必受他人钳制，不利于发展自我，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

靠他人不如靠自己

朱元璋参加红巾军濠州部队之后，本来将郭子兴作为靠山，但随着和郭子兴日益亲近，却见他做事冲动，处世无方，目光短浅，轻言轻信，便看出他亦非成大事的人，虽说是义岳父，但到底还是靠不住。寄身子一群靠不住的主帅，日久天长，不但难以建功立业，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全，势必要另寻他策才行。

此情此景，已使朱元璋得出一个结论：要成大事，非自立门户不可。此时他的志向也随着见识的增多渐趋明确，他不仅仅要扬名立业，而且萌生了要像刘福通、徐寿辉那样做一方霸主，逐鹿江南的愿望。

在元军围困濠州时，朱元璋曾奉命率一支奇兵突围攻萧县、灵璧和虹公，以牵制元军兵力。元军撤围后，濠州城虽然是守住了，但城中死伤惨重，物资紧缺，急需补充兵员和军粮。朱元璋治军颇严，一向禁止下属打劫，所以他的军粮较之其他部队更少，实在没有办法帮助郭子兴。无奈之下，托一个老朋友弄来了几船盐，水运至怀远，以盐换粮，交给郭子兴，暂解燃眉之急。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朱元璋又奉命还乡募兵，不到十天召募了七百人，郭子兴大喜，提升他为镇抚，并将这七百人交他统率。

在这次召募来的七百人中，可谓人才济济，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明朝开国勋臣，封公封侯，不但有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徐达，还有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吴祯、费聚、唐锋、陆件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恒、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耿君用和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都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等人。他们既是朱元璋的乡人，又多有智勇兼全之辈，朱元璋对七百人深相结纳，不久就得到了他们的敬仰和忠诚。同年七月，他以七百人为主力，攻克定远。

而此时，彭、赵二人势壮脾气长，对属下越来越粗暴，特别是对濠州五帅部下，更是凌虐横暴。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虽是旧主，但势力不及彭、赵，仅能自安，不足以庇护手下将士，因而也是受气者。朱元璋看到在这儿呆下去没多大意思，只能招辱取祸，便将七百人交给他人统领，毅然于至正十四年正月初五出走，随身只带亲信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下定远，准备发展新势力，开辟新天地。无奈天不从人愿，是年五月，他在南下定远途中身染重病，只得重返濠州，定远之行半途而废。

招降纳叛，扩大武装队伍

此行无功而返，朱元璋意图已有所暴露，反而更坚定了自拉队伍的决心，脱离濠州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他已经由一个小和尚成长为胸有抱负的统帅之才，濠州这一小块政治舞台，无法提供他发挥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仅为这一点，他也非离开濠州不可。然而出走谈何容易，首先，没有一支强大而独立，完全由他左右的军事力量，一旦遇到挫折，势必又要像第一次定远之行那样，最终返回濠州托庇于人。而形势又不容许他从濠州拉走队伍，一方面濠州军队不是他的，想拉也拉不走；另一方面虽说郭子兴失势，不再是濠州的主人，但从濠州拉走队伍，他仍觉对不住郭子兴的厚恩，同时亦势必在走后陷郭子兴于绝地。因此他进退两难，忧心如焚。郭子兴多少知道了一些朱元璋的心思，无奈帮不上忙，而且他此时比以往更需要朱元璋的协助，一心想把他留在身边，于朱元璋患病返回的次年五月，授他总管之职。对此，朱元璋浑不在意，不忧不喜，一心只想着他的打算。

恰在此时，定远张家堡有支地主武装三千人，号称驴牌寨，主帅是郭子兴当年老友，因孤军乏粮，想投靠濠州却犹豫不决。当时红巾军四起，由于统帅多是农民出身，军事知识都是从战斗实践中得来，加上目光短浅，军纪不严，有的首领甚至怂恿部下抢劫民间财物，一开始还只是抢劫地主富室，后来就不问青红皂白，任意抢掠、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坏事做尽。因此不但地主富室人人自危，就是普通百姓也开始渐渐反感红巾军，与地主富人们一起指责红巾军是“贼寇”。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的地主便组织村民武装自卫，形成了地主武装力量。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元军来了，便投向元军；元军一去，他们和红巾军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以自保生存。驴牌寨的这支地主武装力量就是如此，所以面临乏粮的困境时，虽有意投降濠州红巾军，却又拿不定主意。朱元璋这时病势已趋缓和，但尚未完全痊愈，一日听马夫人告知此事，顿时一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强支病体来见郭子兴，请命赴定远招降驴牌寨。郭子兴这几日正思量此事，见朱元璋请缨，便欣然同意了。

朱元璋带着费聚等亲信十一人赶赴定远，中途又发病两次，卧床歇了六天，终于来到了宝公河边。他将余人留下待命，自己和费聚俩人来到驴牌寨，对主帅道：“郭公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军艰食，他敌欲来攻，特遣吾相报。能根从，即与俱往；否则，移兵避之。”那主帅当即答应，和朱元璋交换了信物，说过几天就到濠州去。朱元璋留下费聚等人守候，自己返回濠州。不料驴牌寨主又变了卦，想依着朱元璋所说“移兵避之”，将队伍向他处转移。

费聚等人三天后赶回濠州，报知此事。朱元璋心想好不容易得此一队人马，哪里容他如此轻易走掉，只恼那主帅反复无常。火速率二百人赶往驴牌寨，面见主帅，费尽唇舌，希望主帅遵守前诺。驴牌寨主帅见他如此热切，反增疑惑。朱元璋料想事必不谐，便定计将驴牌寨主哄出寨来，说找他商量要事，暗中埋伏五十壮士，将主帅一拥拿下，强行押离营地。走出十余里后，朱元璋又派人回营假传主帅号令，说主帅命部下移营。三千驴牌寨兵卒信以为真，一把火烧了营寨，跟随而至。主帅见事已如此，只得归降朱元璋。接着朱元璋又带兵去豁鼻山，招降了另一支地主武装首领秦把头，再得部众八百人。

当时，横涧山另有民兵七万，也是一支地主武装，主帅叫缪大亨，定远人，颇有家财。元末大乱，他纠集了一大批地方武装在横涧山自保。元将贾鲁率军攻打濠州时，曾配合元军攻打濠州，元政府因而封之为“义军”元帅，并派军官张知院前来监军。贾鲁身死，元军退却后，缪大亨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与张知院重新占据横涧山。

得驴牌寨与豁鼻山两处兵勇后，朱元璋在半个月时间内紧急训练了一番，便去攻打横涧山。缪大亨的“义军”虽然数十倍于朱元璋军，但平日既缺乏训练，作战又不积极，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朱元璋命猛将花云夜袭，鼓声呐喊声惊天动地，横涧。山守兵出于不备，心中先怯了。张知院是个无能之辈，一见变生意外，只身逃走。朱元璋大获全胜，占领了横涧山。天明，缪大亨收拾残卒，勒众再战，朱元璋便派缪大亨的叔叔去劝降。缪大亨见横涧山已失，手下残兵无多，不堪再战，加上经此一败，在元朝蒙古人那里已获罪不小，实难善罢，便不得已收兵投降。朱元璋从横涧山降卒中挑选精壮二万人，其余尽皆遣散，至此拉起一支赖以与天下争长的武装，终于有了本钱。

广集人才，开辟江山

缪大亨投降后，朱元璋又陆续收编了吴复、冯国用、丁德兴等多支地主武装。这些整编后成为朱元璋主力的地主武装人数较多，将领出身富室，文化水平较高，往往知书达理、足智多谋。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自幼读书，精通兵法，颇识大体，朱元璋对他们相当信赖，曾向他们咨询争雄天下之策，冯国用道：“金陵虎踞龙蟠，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又加定远昌义乡毛麒，智识过人，朱元璋便将他朝夕带在身边，“与其讨征讨之事”，毛麒从此成为他的得力部下。

同时，朱元璋还“倡农夫以入伍”，吸收许多贫苦农民参加他的队伍，对这支队伍加以严格训练，他曾对收自横涧山的二万精壮指出他以四千破七万的原因在于横涧山军无纪律，疏于练习，说明了训练和守纪的重要性。将士们有了认识，齐声一诺道：“惟公所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迅速壮大的军队，很快成为军纪严明、骁勇善战的精兵。朱元璋军中亦用红色军旗，亦称红巾军，随着队伍的壮大和人才的增多，他的志向也更大了。此时，他已有吞并天下之志，所以当冯国胜献策让他攻取金陵，以天下为己任时，朱元璋大喜，将冯国用留于幕府，作为参谋。

军队已经初步组建成功，就要寻个安身之地。正如磨过刀后总想试试刀的锋刃一样，朱元璋也想试试这支精兵的锋芒，于是决定向东南进击，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县)。不过，朱元璋尚有一事不足，虽然此时手下不乏智勇兼全之辈、出谋划策之人，但真正能赞襄大业、协助他开基立业的智谋之士、王佐之才，还一个也没有。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天公作美，朱元璋得到了与他的事业关系密切的李善长。此人原名元之，祖籍安徽款县，居于定远，生于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少年时曾在教县灵金山苦读，及长，见元政府仇视汉人，鄙薄儒生，无心科举，专心案牍，喜读兵家和法家著作，钻研机谋权度，审时度势之道。后弃文经商，往来于徽州、定远之间，遂成巨富，加以计谋远略，“料事多中”，名声远扬。元末大乱，李善长坐家观望，韩山童、刘福通举义，妻兄王濂立即相从，李善长以为操之过急，安坐不动；郭子兴定远聚义，攻陷濠州，李善长见他亦非人杰，仍然坐视。李善长以才智自恃，常言要以此“授予帝王家”，意即人生不可儿戏，必要待一个能平定天下的英雄，才肯托以身家性命。这时朱元璋收编驴牌寨，夜袭横涧山，攻陷定远城，兵行神速，军纪严明，体现出来的见识和胆略，使李善长为之心折，而后得知冯国用兄弟也主动投靠了朱元璋，遂使他下定决心，稍事安排，即来投奔。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李善长追上了朱元璋开往滁州的军队。朱元璋早闻李善长之名，心中大喜，见面一揖之后，问道：“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道：“秦乱，汉高祖起于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士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任他为军中掌书记，叮咛道：“方今群雄并存，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吾观群雄中持案莫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能为也。”至此，凡军中文书牒告，多出于李善长之手。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时与李善长协商机密，军情大事悉咨之。

这一年的七月，朱元璋以花云为先锋，攻入滁州境内。花云长身黑面，骁勇绝伦，跃马横矛，单骑冲在前面，路遇滁州数千守军。花云右手持矛，左手拔剑出鞘，直冲敌阵，左右击刺，应声落马者无数，敌兵相顾骇然道：“此黑将军勇甚，不可当其锋。”惊慌败走。

攻克滁州后，朱元璋非常注意吸纳当地人才。滁州儒士范常至军门拜谒，他热情款待，诚心结纳，使之成为手下一位重要谋士。名将邓愈、胡大海也是这时投靠朱元璋的。邓愈为虹县人，元末动乱，其父起兵据临场(今安徽凤阳东)，后战死。其兄邓友隆代领所部，不久病逝，邓愈年方十六，被众人推为首领，“军中威服其勇”。胡大海是邓愈的虹县同乡，此人长身铁面，智勇过人。二人深得朱元璋器重，一为管军总管，一为前锋。至此，朱元璋实力更为雄厚，在滁州站稳了脚跟。

金陵为基，南征北讨

不久，郭子兴带部队1万人来到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将自己手下的人马献给郭子兴。

公元1355年2月，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建立了宋政权，刘福通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到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定都亳州。

与此同时，朱元璋带领部队攻占了和州。由于朱元璋作战有功，郭子兴升他为统领和州兵马的总兵官，并由朱元璋坐镇和州。

朱元璋镇守和州不久，郭子兴也来到和州，但不久在和州病逝。宋政权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郭天叙年轻没经验，张天佑缺乏智谋。和州的部队大多数是朱元璋召来的，再加上朱元璋有徐达等一批心腹战将，因此，他虽位居第三，实际上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

公元1355年下半年，朱元璋又招收了巢湖水寨的红巾军，巢湖红巾军为朱元璋带来“舟师万余，粮数万石。”

朱元璋有了和州这个地盘，又有数万军队，他作为和州军队的主帅，他的部队又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这时，朱元璋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为人部将靠人提拔，而是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自己的问题。

和州东南紧靠长江，城小兵多，不能作为成就帝王大业之基。朱元璋在收降了两支武装之后，有船有浪，兵多将广，就挥军横渡长江，攻占了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离集庆(今江苏南京)很近，南京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名城，早先在攻占定远时，儒士冯胜就建议他攻取集庆。冯胜说：“这个城市龙蟠居踞，是帝王之都，应该占下来作为立足基地，然后四出征伐，讲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平定。”

占领太平后，朱元璋召见儒士陶安，问陶安道：“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陶安道：“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监四方，则保向不克！”

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公元1365年)三月，攻占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向宋政权报捷。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让他在应天设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任命他为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

朱元璋奉命在应天设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自己总揽省事，又设立江南行枢密院，设置左、右、前、后、中五翼元帅府，设置省都镇抚司、理问所、提刑按察司、兵马指挥司、营田司。

朱元璋在应天建立包括行政、司法、军事等各种机构在内的、组织完备的农民政权，对于他以后统一全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农民权，虽然在名义上是从属于红巾军宋政权的，但实际上是朱元璋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

朱元璋此时有了可作帝王基来的地盘，手中又有大军，据有长江天险，可以说为以后称王称霸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朱元璋据守应天后，分析了天下大势。当时，在应天的北边是小明王的红巾军，西边是徐寿辉的红巾军，东边是张士诚的武装，这三种力量，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构成三面屏障，对朱元璋十分有利。

朱元璋果断地做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只留部分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先派兵攻占镇江以确保应天的安全，然后派人与张士诚通好。张士诚自恃地富粮足，拒绝他的通好要求，出兵进攻镇江。朱元璋派兵还击，攻占太湖以东地区。从江阴沿太湖至长兴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挡住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西线，派兵攻占池州作为应天的屏障，此后也对徐寿辉采取防御势态。主要兵力则集中到东南一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夺取孤立、分散的元军据点。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朱元璋的军队已陆续攻克皖南和浙东的许多地方，迅速扩大了他的占领区。

在攻打皖南地区的同时，朱元璋抓紧时机，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为逐鹿中原做准备。由于朱元璋起义较晚。实力小，要想逐一消灭对手，进而推翻元朝，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因而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战争基地为之提供物力、财力和兵力。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在攻占徽州后，亲至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向他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

朱升回答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说：要训练部队，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总之，就是要埋头苦干，建设一个巩固的战争基地。朱元璋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即提出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却”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

巩固根据地和缓称王的主张，使朱元璋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如果他早称王，与其他武装力量争天下，不仅得不到红巾军宋政权的承认，而且会吸引元朝的兵力将矛头对准自己，更危险的是还可能被张士诚、徐寿辉等武装力量吃掉，由于他采用朱升的计策，不图虚名，避免了树大招风。他一直在形式上保持与小明王的臣属关系，使用的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表示自己只是小明王的一个大臣而已，免得引人注目，遭受打击。

到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被友谅杀害了徐寿辉， 自称皇帝，建国号汉，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但此时朱元璋已兵广粮多，可以用任何势力相匹敌，可以与群雄逐鹿中原了。于是，朱元璋改变战略，采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方针。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在应天附近的龙江伏击陈友谅，获大胜。三年后，陈友谅再次大兴兵60万侵犯洪都，朱元璋再次大败陈友谅，在鄱阳湖，陈友谅为流矢射死。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又灭张士诚，迫降方国珍。至此，朱元璋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率大军向北方的元军发起进攻，第二年8月，攻克大都。公元1370年已基本占领北方各省。公元1371年攻占四川，迫降夏国主明升。公元1381年进兵云南，次年平定云南。公元1387年平定辽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至此，一个贫苦人家出生的放牛娃、小和尚，终于成为一代开国帝王，并且被史学家们称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4 改革政治体制，巩固皇权统治

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靠马上治天下。对此，朱元璋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明政权建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来控制人的行动，维护自己皇权统治的合理合法性，为封建国家培育人才；一方面削弱了重臣元勋的政治、军事实权。皇权则因此而得以空前的加强。从而防止了权臣擅权、军阀割据隐患的发生。

设太学，重儒教，兴文化

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使封建土子后继有人，朱元璋又在都城应天设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实，延儒臣教授太子诸王，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以孔子五十六世孙孔学袭封衍圣公，进秩二品。第二年又增设国子学舍。他说：“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自古君王都很注重太学。”

这些儒生进入各级学校后，学习儒家经典，成为合乎朱元璋要求的治国人才，为兴礼乐、明教化、推行封建礼法制度准备了新的梯队。接着，他重开科举，于至正二十七年下令设科取士：“盖闻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候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朱元璋对科举制度的贡献在于，他在历史上首次以八股文取土。所谓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由破题至人手，都只是为议论所做的准备。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的议论。四股之中，规定须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题目均于《四书》、《五经》文句中选出，考生答题也均须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等书，所谓代圣人立言，不许自由发挥，每篇以三百字至七百字之间为宜。这种文体是朱元璋和刘基共同创制。本来在一开始，具有考察考生对圣贤经传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理解程度的较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文体本身形式呆板，极易束缚创造意识，结果弊大于利。朱元璋之实行八股文，起初提出“代圣贤立言”的宗旨，规定不许发挥自己见解主张的原则，用意就是使考取的读书人循规蹈矩，作圣贤的忠实门徒和听话守本分的臣子，其精神统治之严密和强大，由此亦可见其一斑。

在“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下，朱元璋任用了一大批听话的儒士，建立了一整套合乎儒家规范的礼法、宗法制度。自唐以降到了宋朝，以朱熹、程灏为代表的宋儒理学兴起，进一步加深了封建礼法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和迫害，而儒家思想在接受了宋儒理学这一新衍生思想之后，进一步失去了在指导国政、规范世态人情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彻底沦落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到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前生，自由思潮也已渐起，但礼法制度不但没有宽松迹象，反倒比宋、元时期更为严谨和禁锢，正说明了朱元璋在维护集权统治上的苦心。

封建专制的历史早已表明，儒家思想是封建王朝的有力精神武器，但由于思想体系十分博杂，能透彻理解掌握精义的只有那些经过“十年寒窗苦”的读书人，一般百姓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只能受到一些间接的影响。为了加强对普通百姓的教化，使普通百姓也能掌握儒家思想中对他们起麻醉作用的那一部分，朱元璋将儒家思想工具化、功利化，将要旨归纳为“敬天”、“忠君”、“孝亲”三点精要，编成专书，在民间流传，书名叫做《精诚录》。其中的“敬天”，可以说是维护君主权力的重要工具，借“天”来抬高君主的地位，将王权染上一种神性的色彩，宣扬君主受命于天，亦即所谓的“真龙天子”，以此来证明封建专制统治和维护这种统治的三纲五常是上天的安排，是天理的体现。朱元璋所要求的敬天，其实就是敬君，敬君主的“神圣王权”，也就是说臣民们要俯首帖耳地服从帝王统治。“忠君”则规定臣民须无条件服从君主意志，忠于君主。儒家的“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朱元璋视为至宝极力鼓吹。“孝亲”则与“忠君”相辅相成。《大学》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抓住治家也就是抓住了根本，只有家庭秩序得到维持稳固，君主的专制才能确保无虞。为了宣扬“孝亲”思想，朱元璋命制《孝行图》，同时又御制《大诰》，规定：“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众尊有德。”可见，朱元璋所宣扬的“孝亲”思想其实还是以“忠君”为目的。

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

扩张皇权，集军政法三权于一身，如此专制必成封建制国家的政体，自然是按照封建统治者统治天下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封建的国家行政机构，处处都要体现统治者一人独裁的意志。为了使行政机构更适合君主的需要，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对政体做过削足适履的改革，以防止个别成长起来的势力危害君主的权威地位。朱元璋强化集权统治的关键一步，也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集政、法、军权于一身，使皇权扩张至顶峰。

皇权的至高无上是实现皇帝独裁、大臣辅政的先决条件，既然这是必由之途，首先就要在政治体制中确立、体现出来。元朝时于中央设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中书省的大权实际是在左右丞相手中掌握，如此则中央权力必然会过分地集中于中书省，造成左、右丞相权力的膨胀，因而丞相虽然起到了辅政的作用，可同时又起到了限制政权发展的作用。而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从建制上仿效中书省，掌握了各地的政、法、军权，号称“外政府”。正缘于此，元朝后期各自为政，往往擅权自专，不听朝廷调度，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正如我们所知，朱元璋渡江后建立的宋政权江南行中书省，也仿效了元朝这种政体，因此一应军国大事均不需向小明王奏请，朱元璋得以扛山坐大。因而可以说元制的种种弊端，是朱元璋亲历亲闻，所以他既然在前期从这种行政制度中得到了好处，后期却担心部下起而仿效。

正如朱元璋所担心的那样，明朝建立以后，臣僚越礼非分、违法通制的事件层出不穷。有鉴于此，他已经感觉到改革行政机构势在必行。

洪武三年，朱元璋指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也。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他之所谓的“躬览庶政”，就是指皇帝要亲预朝政。本来如完全遵照元制，各种政事的处理在中书省便已基本定案，至皇帝处批准就行了。而将政事公文直接递交皇上，越过中书省，也就违背了元制逐级奏请的定制。朱元璋在这里提出要亲预朝政，就意味着他允许这种逾制，将一部分本由中书省处理的政事揽在身上，这标志着他着手削弱中书省的权力职能，进一步扩大皇权的开始。

至洪武九年六月，经过六年的经验准备和思想准备之后，他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职，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掌一省之政”。主要管民政和财政。布政使是皇朝派驻地方的使臣，朝廷的政策、法令和派给地方的多种任务，通过他们下达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员。全国除南京为京师直辖外，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随着云南的平定，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共为十三个布政使司。各布政使司的管辖范围与元朝行中书省相仿，但不包括各处的卫所。相较而言，布政使司的职权比元朝的行中书省大大缩小，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布政使司的长官是朝廷分派各地的使臣，凡事皆需秉承皇帝意旨，使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有效地避免了各地的擅权自专。

在承宣布政使司之外，各行省还设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长官，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又设立都指挥使司，以都指挥使为长官，管辖所属卫地，掌一方军政。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同为朝廷设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合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在地方三司分立行使各自职权，均由皇帝直接指挥。凡遇重大政事均需由三司会议，上报给中央的部院。这样不仅削弱地方的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而且各地方机构职能专一，互相牵制，既力口强了统治效能，又便于皇帝直接控制。对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政治机构，朱元璋也加以极大地简化。将元朝的路、府、州、县归并为府、县二级，除府、县外，个别保留州的建制，分府属州和直隶州，地位分别等同于县、府。这样，地方政权的层次简化减少，皇帝命令的逐级下达也就通畅起来。

接着，朱元璋又回过头来对中央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由于洪武初期先后发生的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集团把持朝廷事件和胡惟席党案，朱元璋感觉到元朝丞相制度是君主专政的障碍，为此他说：“昔秦皇去封建，异三公，以天下诸国合为郡县，朝廷设上、次二胡，出纳君命，总理百僚。当是时，设法制度，皆非先圣先贤之道。为此，设相之后，臣张君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人而命之，往往病及于郡国者。”及至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因“谋危社稷”被处死，朱元璋对大臣们宣布道：“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仰之各司所事，更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塞蔽。”接着便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属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将各部尚书由原先的正三品升至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下属郎中、员外郎。

六部职权加重，同时又分司政务，取代中书省成为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至此，中国历史上相沿已久的丞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皇权空前扩大了。

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又撤销大都督府，改设前、后、左右、中所谓的五军都督府，以分散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并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兵籍，掌军政，但无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掌军官控选和军令，但无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征伐则皇帝命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这样，军权也就会完全掌握在了皇帝手中。

御史台本是中央的监察机构，但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而于十五年改置都察院，并赋予更大的职权，代表皇帝对行政和军事系统实行监督。都察院的长官为左、右都御史，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百官偎葺贪冒，坏官纪者”、“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均可举发弹劾，遇有朝勤、考察，还可“同吏部司贤否陟黜。”朱元璋说：“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置大理寺，长官为大理寺卿，“掌审诚平反刑狱之政令”。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的狱讼，均需将案牍和囚徒移交大理寺复审，“凡狱具，未经本寺评允，请司勿得发遣”。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组成了一个纠举、审理、复核的完整司法过程。这样，司法部门也被分散了权力，并互相牵制，利于皇帝操纵。

经过改革和整顿，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在唐、宋基础上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行政、军事、司法监察三大系统分立，最高决策权则统于皇帝，朱元璋因此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封建独裁者，明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最为成熟最为完善的封建专制王朝。

5 整肃吏治，严惩贪官

封建官吏是直接代表帝王来统治老百姓的，官吏一贪，百姓必然遭殃，而百姓在无法生存下去时，就必然会起来造反。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朱元璋是通过亲自参加农民起义而得天下的，因此他非常了解官逼民反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严惩贪官污吏。可以说朱元璋对此是下了决心的。当然，效果也是显著的，他惩贪政策和措施，确实起到了震慑人心的作用。

加强对官吏的考核

任何事业，最怕的就是组织成员丧失积极性、紧迫性，最怕由于制度的若干缺陷，使组织成员出现“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际上对政治施加影响的是整个朝廷官员班子，而且这个班子必须时时保持朝气和活力，才能使一个王朝稳步发展。就这个班子本身而论，则应多是有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这其中，考课制度便是为保持官员班子的朝气和活力而创立的一个制度性手段。

明朝之初，便是一个有朝气和活力的王朝。而在其内部，朱元璋为了激发统治集团本身的活力，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譬如，他施行对官员的考课制度便是其中之一项。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在于他吸取了古代治政思想的精粹，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的实际感受。他曾说过：“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好而弄法，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起而为盗。”因而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清明的吏治，干练的官风，社会就难以安定，百孔千疮的战后经济也就无从恢复，自己辛苦赚下的江山，难免又要落入他人之手。

因此，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行了《授职到任须知》，对中高级地方官吏的职责做出详细的规定，把地方的公务分为“把神”、“制书榜文”、“吏典”、“印信衙门”、“狱囚”、“起灭词讼”、“田粮”、“仓库”、“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系官房屋”、“书生员数”、“青宿”、“官户”、“境内儒者”、“好闲不务生理”、“犯法民户”等三十一项，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所应注意的事情。而在某个应注意事项中，他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要求，例如“狱囚”，不但要了解已结案件的多少，在押犯人的数字，还要“知人禁年月久近，事体重疑，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轻。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直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在“田粮”方面，朱元璋规定到职官员要详细掌握军、民、匠、灶、僧、道、医、儒等户口数字，以及官田、民田数字，民田夏秋两税数字，官田租粮数字，“各分项开报，以备度量支用”。对不遵守《须知》的官吏，坚决惩办。由于当时违犯《须知》规定，“公事不谋，体统不行，终日所信小人浸润，谋取赃私，酷害下民”而入狱或被杀的官吏非常多。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责任条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所有官府衙门均设文簿，记录当季所办事项，每季度一次送交上级机构查考，形成了一个“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的逐级考察系统。每岁进课时，布政司则负责将记录本司事迹的文簿和各府、州、县的事迹文簿送入京师，由交部通考。这样，对官吏考课的内容和形式便初步得以确定。

对官吏的考课，朱元璋具体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办法。考满是仿照古代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之制，规定内外官在九年任职期内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具备其一，即可升转。考核评语有三种，“称职”、“平常”和“不称职”，据以决定升降。一般降职者少，升迁者多。

洪武二十六年，经有司报请，朱元璋做出规定：京官初人仕者，一律试职一年，经考核验证其才堪用后则实授官职，不堪用者，即予降黜。这种类似于现代“试用期’’的制度，不但是考察官吏才能的好办法，也极有力地敦促了官员们工作态度的转变。四品以上的官员和一切近侍官员、监察御史以及太医院、钦无监、王府官，黜陟由皇帝亲自裁夺。六部五品以下官，历任三年，由本部正官写出等级评语，送监察御史考核，再由户部复考。在京军职文官，由监察御史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由布政司考核，送按察司复考。

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大员，三年考满，黜陟由皇帝裁夺。府州县官考满，先呈报吏部，再移付吏部所属文选请吏司作缺诠注，再移付稽选请吏司开黄，仍令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任内事迹加以保勘核实明白，出给纸牌也即当今考核合格证书，撰造事迹功业文册。记功文簿，称臣金名，交付本官。然后将有关档案资料亲送至上级机构，由上级机构当面察其言行、办事勤情，从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以上俱由按察司核考，而后再量新考核复考评语交回吏部。

对府州县官的黜陟，洪武三年明确规定道：“府同知一考无过者，升知府；知县二考无过者，升知州。县丞一考无过者，升知县。”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平常、称职者，于对品内别用。不称职，正官、佐贰官黜降，首领官充吏”。考察这些官员的办法是：“通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一般老、病、罢者致仕；不谨、浮躁、不及者降一级调外任。

洪武四年，朱元璋命工部尚书宏仁廉举山东莱州诸郡官吏。洪武六年又令御史台御史及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制度从此逐步确立，后来推向全国。

朱元璋在明初实施的考察分为京察与外察两种。京察即对京官的考核，根据官员具体表现来决定升降。外察是对外官的考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朝觐官的政绩，“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实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后便成定制。至洪武十八年，又定为三年一朝觐，具体朝觐办法是：由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士官衙门的流官等，在朝觐之前按《到任须知》编造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携至京师奏缴，作为考核依据。朝觐完毕，由吏部会同按察院进行考察，奏请定夺。继续留任者引至御前，伏候领命，刑部及科道官当面弹劾，责以怠职，再由皇帝宣布赦罪还任，并各赐敕书，以申戒饬。廉能卓异或贪酷异常的官员，则另有番族别之典，以示劝惩。在明初，考察的结果一般都是罢黜多而升迁少，正好可以借机换置新员，令能者上，庸者下。

惩治贪官毫不留情

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酷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整肃吏治，杜绝贪污受贿行为。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实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官吏的公务性错误，朱元璋一般只是采用罢官、贬官、调职等办法来惩戒，即使处刑，一般也都较轻，很少以杀戮手段来处置。但是对贪赃舞弊行为，他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谪之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而对罪行严重的，则处以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杆、抽肠、黥刺、蜚、劓、阉割、锡蛇游、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条首、凌迟、发配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株连九族等等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克扣工匠伙食三千贯，盗卖芦柴二万八千捆，得钱一万四千贯，盗卖木炭八十万斤，私分入己，事发被杀。

同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通病一样，明代贪污受贿的官员腐败案并不少见。如：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追索该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枭首；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刑；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敛钞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朱元璋查知后，命锦衣卫给他们送去兵刃、绳索，勒令自尽。当时官贪污到银六十两以上者，均处以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县及卫所衙门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庙举行，因而当时土地庙得名为皮场庙。贪官被押至土地庙，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尸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摆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后任。

在洪武年间，除了一些小型的惩贪案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醒案最为著名，声势也最为浩大，两案连坐被杀人数也最为惊人，累积共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当时规定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必须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帐目，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层层上报，经户部审核，数字与各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相符，各布政司数字则需与所辖各府上报数字总和相符，才能结账。有分毫出入，整册驳回，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重造表册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跑一趟得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就会错过报账日期。为了节省时间，各地计吏都随身带上已加盖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表册被驳回时重新填造。这种空白表册，盖的是骑缝印，除了供报账之用，并无其他用途，因此谁也不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各地计吏年年都这么办，已成惯例。部官也知道这种情形，因而也并不以为意，没有向朱元璋反映这种情况。到了洪武八年，被朱元璋知悉，他疑心部官与天下布政司勾结，伙同起来骗他，于是大发雷霆，道：“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言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发生了一场明代官场的空前灾难，“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人狱，刻以死罪”。户部尚书周萧及各地衙门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审讯，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王德等。于是赵瑁等主犯被判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处死，追回赃粮七百万石。犯人的供词不仅牵连了许多六部高官，而且也牵连到各布政司无数官吏，朱元璋概不轻恕，一日入狱被杀者竟达数万余人。御制《大法》中宣布郭桓等人罪状时说：“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心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管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粮。”此案规模极广，盗粮极多，牵连至巨，一时被杀者数万人，遍及天下各布政司、府州县及中央六部官员，引起明初官场极度恐慌，各地官僚地主为保性命，倒打一耙，纷纷攻击告发审案官员，并怨朝廷，说朝廷用法太严，罪人玉石不分，一时全国哗然。为了防止矛盾扩大，朱元璋一面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罪状，一面将原审法官右审判吴庸等人牵出做了替罪羊，处以破刑，以平众怨。郭桓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朱元璋同时下诏：“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好抚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着。”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之久，打击面极广，甚至一些皇亲国戚，若是贪赃枉法，也在劫难逃。为了达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亲不认。开国功臣华云龙、朱亮祖便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死于整肃吏治的斗争中。

6 法治为本，依法行事

从根本上讲，封建帝王专制下的国家政权，是以人治为主的。但是，在人治的基础上，封建法制也确实存在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殊性别是在贤君圣主的时代，封建法制往往成为治理国家的最主要工具。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一名有作为的开国之君，当然地把法治放到了统治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位置之上，并且自己带头依法办事，这对封建帝王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

朱元璋对法制极为重视。这大约源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维护明朝统治的需要，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从参加反元大起义到削平群雄，成为一代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是由于他有适应一路发展的法令并得以贯彻执行；第二是元朝灭亡的教训，法制不立，纪纲废弛，从义军蜂起到土崩瓦解。洪武四年(1371)六月二十九日，在奉天门，洪武帝与吏部尚书詹同谈论帝王为治之道，詹同建议可以唐虞三代为效法的榜样。洪武帝则说：“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本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在洪武帝看来，明朝必以法制为统治的根本，权谋术数尤不可避免，惟应引起注意的，一不违背仁义道德，二“择术”慎之又慎。至于元朝因法制败坏而遭到灭亡，洪武帝也常以为戒。建国前夕，他对中书省诸臣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以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矣，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

积极创制大明法律

洪武帝在建立明朝之前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了。较早可以从至正二十四年(1364)说起，所谓“平武昌，即议律令”。当时正消灭陈友谅，被李善长、徐达等拥立为吴王，建置百官，一个新的王朝初具规模，立法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正月十五日，这位吴王对李善长、徐达等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生动地反映了其呼吁立法的急切要求。

调动和组织大批官员制定法律则始于吴元年(1367)。这年十月，命中书省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并右司郎中徐本、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等20余人为议律官。原来洪武帝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朝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官吏很容易藏奸作弊。自平定武昌以来，开始议定律令，至此台谏既立，各道按察司将要赴郡县巡历，“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所以才做了这样安排。

洪武帝还常在西楼，召见议律官和儒臣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讲论律义，以求至当。他对起居注熊鼎说：“吾适观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意见决之，而众则以为然，鲜有执论。盖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后世。”熊鼎回答说：“主上参于群议，断以睿见，诚为允当，请俟书成，更与廷臣看详，而后颁之。”洪武帝表示同意熊鼎的意见。在洪武帝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之下，吴元年十二月二日，《律令》一书编成了。洪武帝真的与廷臣再次进行了一番审阅，“去烦就简”，改动最多的是“重从轻者”。定下来的结果，总共有令145条，其中吏令20，户令24，礼令17，兵令11，刑令71，工令2。律则以《唐律》为标准，适当进行了增减，最后所定，共计律285条，其中吏律18，户律63，礼律14，兵律32，刑律150，工律8。洪武帝下令将这次议定的《律令》刊布中外。对李善长等制定《律令》的诸大臣各给了赏赐。

遵令守法不是少数人的事，要万民皆知。洪武帝以《律令》初行，惟恐小民一时不能尽知其意，以致身陷囹圄。便对大理卿周祯等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前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谕户晓。”

十二月十六日，按照洪武帝让法律家谕户晓的意旨，又编成了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一书。呈上以后，洪武帝看了，最高兴的就是可以防止贪官污吏舞法弄弊，使人人知法。他说：“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

明朝建国后，洪武帝继续对既有的《律令》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洪武元年八月，考虑《律令》尚有轻重失当之处，命儒臣4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每日写20条进呈，选择其中可用者保留下来，发现有的轻重失宜，则亲自进行增删，“务求至当”。每成一篇，必缮写进呈，洪武帝则命提示于两庑之壁上，亲自加以裁定。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才由洪武帝命令颁行。从此就有了著名于世的《大明律》。

洪武帝制定的《大明律》，经过了数十年的酝酿、创制修订，最后定型。洪武帝亲自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明朝律令，特别是《大明律》，为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与《唐律》同样享有盛名。是承前启后的法典代表，影响所及不仅当代和其后的清朝，甚而远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有法必依，明刑慎罚

朱元璋有法必依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发生在皇帝即位以前。当时刚刚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下令禁酿酒，大将军胡大海之子犯了酒禁。朱元璋大怒，欲惩治，而大海正领兵征越(今绍兴)，都事王恺请勿杀，以安大海心。洪武帝坚定地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亲手刃之。

如果说建国前的洪武帝，杀胡大海之子，在一定程度上是用重典树立其威信，那么建国后他更注意维持法律的尊严了。《明史》上说：“帝初即位，惩宽纵，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洪武帝既看到有法与无法的区别，也意识到，法律才是维护统治的根本。他对执法的台宪官员们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宪。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于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到一个月，洪武帝就对大臣们说，他想到天下大事，每日都不自安，特别指出“至于刑法，尤所关心”。同时强调“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宽抑，刑狱清省。”

洪武帝即位后，为实现有法必依的方针，采取的措施是：

（1）使人民有冤得伸

为此下令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每天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有冤者，可直接击鼓喊冤，然后由官府依法处理，而不允许私自解决。

（2）警告人民避免犯法

即除使法律作为教材外，还根据洪武帝之令，先决定在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把境内人民触犯刑律者的罪过及姓名写在上面，张榜公布，使人有所警戒，后来改为一般过失不写，“以开良民自新之路”。还有一项措施是，利用举行乡饮酒礼之机，宣传法令。

（3）洪武帝亲自审案

洪武二年六月，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捕190余人至京师，其中很多人喊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上奏了此事。洪武帝命召数人亲自审问“悉得其情”，便责备谢恕等作为耳目之官，“不能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于无辜，朝廷耳目将何赖耶！”于是全部释放了那些冤枉的人，处分了谢恕，表奖了文原吉等。

（4）提倡“明刑慎罚”

强调“明刑慎罚”，即把犯罪事实弄清楚，处罚时要慎重。洪武元年十月，有人诬告富人谋反，结果查无实据，使洪武帝极为生气。下令“自今告谋反不实，反坐。著为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