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韬光养晦，一鸣惊人——清圣祖玄烨的智谋故事

清圣祖(1654～1722)爱新觉罗·玄烨即著名的康熙帝。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也是清王朝最杰出的统治者。康熙是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死于天花。两天后，年仅8岁的玄烨嗣位登基。次年，他改年号为“康熙”，因此被人们按当时习惯称为康熙帝。

在中国所有封建皇帝中，康熙帝在位的时间最长(61年)。在清王朝历史上，康熙一朝也是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

在长达61年的皇帝生涯中，康熙帝通过勤奋努力，确实建立了赫赫的文治武功。

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1673～1681)，经过8年战争，康熙帝指挥清军，平定了“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派遣清军渡过台湾海峡，降服了郑克塽，解决了台湾问题。从康熙二十四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5～1689)，他派遣清军先后进行了两次雅克萨之战，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遏制了沙俄的入侵。从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他3次率军亲征，击败蒙古族贵族噶尔丹的叛乱，统一了漠北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又派皇十四子坐镇青海，进军西藏，驱逐准葛尔，解决了西藏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清朝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

1 不露声色，智除擅权辅臣

康熙帝登基当皇帝时才8岁。按清朝传统旧制，年幼的皇帝应当从皇帝宗族的诸王中选人摄政。顺治帝6岁当皇帝时，是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的。这两位宗室亲王都各自握有相当的权力，平时就互不买账。共同摄政后，就互相排挤，争权夺利。多尔衮当了皇父摄政王后，更是独揽朝政，打击异己。顺治帝以他自己的经历权衡利弊，决心将宗室亲王摄政制，改为大臣辅政制。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大臣辅政制同样免不了擅权的后果，同样为日后康熙治理朝政，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在鳌拜擅权中开始亲政

康熙的四大辅臣中，排列最后的为鳌拜。但他自恃骁勇善战，军功卓著而骄横跋扈，居功擅权。居首位的索尼，虽为有声望的四朝元老，但因年大体弱，斗不过鳌拜，处处忍让。居第三位的遏必隆，因与鳌拜为同一旗系，遇事就随声附和。居第二位的苏克萨哈，与鳌拜宿怨很深，是鳌拜重点打击的对象。

苏克萨哈与鳌拜的矛盾，实际上是黄、白两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最早根源于清太宗皇太极的改旗。皇太极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继汗位后，就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黄两旗，分别列于左、右两翼之首，大大提高了两黄旗的地位。同时，将其父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三幼子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列为左翼之中，地位下降。顺治初年，朝廷下令圈占北京附近的田地给八旗将士，规定各旗按左、右次序分配。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镶黄旗所圈的蓟县、迁安、卢龙一带条件较好的地，给了苏克萨哈所领的正白旗，而将正白旗应圈的保定、任丘、大城、河间一带条件较差的地，给了鳌拜所领的镶黄旗。当时鳌拜对多尔衮这种做法虽极不满意，但因自己权势有限，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时间过去20多年了，鳌拜因镶黄旗受压的这口气一直憋着，当他当上了辅政大臣，认为出气的时机到了。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鳌拜提出要更换镶黄和正白旗的圈地，接着就强行实施。按鳌拜的换地计划，共要迁移镶黄、正白两旗壮丁6万余人，交换的圈地涉及10个州县、31．4万余垧耕地。这消息一传出，广大旗民惶惶不安，纷纷弃地不耕，外出逃荒，大片田地上呈现出一片荒凉，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今河北)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时疏报朝廷，请求停止交换圈地。鳌拜见到疏报，暴跳如雷，捏造了他们3人犯了藐视圣旨的罪行，当即将他们处死。

鳌拜挑起的换地风波，在朝臣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可由于他权势大，大家又都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暗地里直接上疏孝庄皇太后，认为皇上已经即位6年，齿正相符，乞择吉日亲政。年仅14岁的康熙，也清楚地看到了如让鳌拜继续专权骄横下去，将给朝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也向祖母提出亲政的要求。孝庄皇太后也早有这个考虑，就欣然同意了，为康熙于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举行了亲政大典。

顺水推舟，看你还能跳几天

康熙年少志大，亲政后考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清除鳌拜势力，把治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可鳌拜根本不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因为他擅权的势力早已形成。他的党羽分据军政要职的不下20人，其中有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尚书阿思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其弟都统穆里玛，还有一些侍卫、省里的总督等。尤其在上三旗中，鳖拜的势力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他说一不能为二，谁都惧怕他三分，但居于辅政大臣第二位的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又斗不过他，就向刚亲政6天的康熙提出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去看守皇陵的要求。他想用这个办法迫使鳌拜也辞职，以削弱其权势，使治理朝政大权真正掌握在小皇帝手里，这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

老奸巨猾的鳌拜，一眼就看穿了苏克萨哈的意图。但康熙毕竟年少，误解了苏克萨哈的苦心，觉得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因此还专门派人查问苏克萨哈辞职的原因。鳌拜正苦于没有借口打击苏克萨哈，见有这样的机会就大做文章，为苏克萨哈编造了“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等24条罪状，提出要进行满门抄斩。康熙这时觉察到了鳌拜的险恶用心，开始坚持不同意鳌拜的意见。可鳌拜连续几天朝见时，都撩袖挥拳地不肯罢休。

康熙在鳌拜顽固坚持要严厉惩处苏克萨哈的闹剧中，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既然亲政了，辅政大臣也没有必要留着了。但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的，要逐个地削掉他们的权势也不那么容易。康熙分析了一下形势：四大辅臣，索尼已死了，遏必隆是随鳌拜的眼色行事的。因此现在除鳌拜外，威胁最大的要数苏克萨哈，何不乘此机会除掉他，账反正记在鳌拜身上。康熙主意拿定了，但还要不露声色。一次在听取议政王大臣会议对苏克萨哈处理意见时，他故意问康亲王杰书，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杰书回答，一致意见要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俗称剐刑，是封建时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康熙故作发怒说，按《大清律》的规定，只有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才处以凌迟，苏克萨哈仅是请求辞职后去看守皇陵，何能施这样极刑呢？

鳌拜一听康熙说这话，心里有底了，就赶快迎合上去说：皇上圣明，凌迟处死太重了，就改为绞刑吧。还没有等康熙表态，就拿起朱笔，在奏文上批示，还边说：我替皇上代笔了。康熙见鳌拜对自己这样无礼，气得脸色发青，但想到这样做的结果也有利自己，所以也就没有阻止他。

以游戏为掩护训练侍卫

鳌拜在四大辅臣中位置排在最后，是顺治帝遗诏规定的，他虽心里不服气，但当时也不便说什么。现在索尼死了，苏克萨哈除掉了，原排在第三位的遏必隆，鳌拜是根本不放眼内的，所以起行班坐，他就自己将位置挪到遏必隆前面，成了首席辅政大臣。从此，鳌拜擅权更加肆无忌惮。各部院向朝廷启奏什么事，内容得先向他通报，不合他意图的奏章，就要将入奏的大臣召到他的官邸训斥，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凡没有经过他过目的奏章，他就御前拦截，并严厉呵叱。

鳌拜的妄行，引起了朝廷上下强烈不满，纷纷暗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康熙要求“尽速除奸”。康熙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曾几次向祖母孝庄皇太后提出过。太后认为时机不成熟，告诫他要“戒急用忍”。康熙按照祖母的嘱咐，一方面麻痹鳌拜，一方面做组织准备。

七年(1668年)九月的一天，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声称要给对鳌拜“妄行冒奏，以沽虚名”的人严厉处罚；并想起了《战国策》上的名言“将欲取之，必故予之”，加封了一等公鳌拜为太师太傅。这下鳌拜就更加趾高气扬了，觉得小皇帝是无可奈何他才这样做的。

康熙的南书房前面有片开阔地，孝庄皇太后为了让康熙练射箭技术，特令人在那里设了一个箭亭。并在四周设了用虎、豹、熊等兽皮制的“兽形靶”，让他自小就天天在这里练，从而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射技。据说他表演时，说射哪个靶上兽的哪只眼就能射中哪只眼。康熙眼下为捉拿鳌拜，就在这场地训练一批亲信侍卫。成员都是经他精心挑选的，二十来个均十多岁的小侍卫，由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次子、康熙的叔丈人索额图(比康熙大两岁)为领队，选了几名武功好的侍卫当教练。为掩人耳目，小侍卫们以做布库戏(即摔跤)的方式进行练武。康熙经常到练武场上察看训练情况，和大家一起练，找对手摔个高低。小侍卫们跟皇上摔跤，总得让着点，他就鼓励大家拿出真本事。因他终究练得少，常被小侍卫们摔得仰面朝天。但他摔输了反而高兴，还总是不服输，说下次再来。小侍卫们在康熙的鼓励下，练得更加认真和起劲。

康熙担心训练小侍卫的企图被鳌拜察觉，就叫索额图等常以组织斗蛐蛐、逮麻雀等游戏作掩护。因此，鳌拜虽多次碰见过小侍卫们摔啊玩的，都没有当回事。有时鳌拜到康熙书房处有事，小侍卫们故意在书房的走廊上摔跤，一直摔到他的脚跟前，他也不在意。

周密布置一网打尽

康熙见小侍卫们个个训练得武功娴熟，动作灵活，勇猛有力，估计凭他们的本领，逮鳌拜不成问题，所以觉得可以动手了。康熙向索额图谈了自己的想法，索额图认为还不成熟，因为鳌拜的党羽多，光逮他一个人，恐怕有后患。康熙感到索额图说得有道理，但到底如何剪除鳌拜的党羽，索额图也说不出个好办法来。康熙将自己的想法和索额图的意见告诉了祖母，孝庄皇太后听后非常高兴，孙子和自己想到一起了。她认为索额图的意见是对的，清除鳌拜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权势大，要对付他，需要有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太后给康熙出了个主意，可以将鳌拜的党羽用各种名义先派出京师后，再逮鳌拜本人。

康熙遵照祖母主意，立即和索额图研究了一个方案，确定将鳌拜的胞弟巴哈、亲侄侍卫苏尔玛、姻党理藩院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分别派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及福建等地。为了不引起鳌拜的怀疑，将他有靖西将军头衔的胞弟穆里玛、儿子纳穆福等留着不动。

一切安排就绪后，康熙于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召鳌拜到书房议事。鳌拜奉召，坐着大轿，神气傲慢地直往康熙书房，对守门的侍卫都不看一眼。鳌拜到了书房后，从大轿中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见房廊下有不少小侍卫在那玩“布库”游戏，他也没有当回事。可当他走近时，小侍卫们只管玩他们的，也不给他让路。鳌拜大声吼道：“你们不想活啦。”就在这时，一个年岁稍大、长得结结实实的小侍卫，给鳌拜当胸就是一拳。鳌拜没有准备，一下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小侍卫们随即一拥而上，扭胳膊别腿的，把玩“布库”游戏的本领全使了出来。不几下，将武功超群的鳌拜摔得仰面朝天，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鳌拜躺在地上疼得直叫唤，动弹不得了。这时康熙走出来，下令将鳌拜带进书房，宣布了他“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30条罪状，并下令将其及党羽一一监禁起来，交议政诸王商议处理意见。

几天后，在康熙亲自审讯鳌拜时，鳌拜请皇上察看他当年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身上留下的刀伤箭痕。康熙鉴于鳌拜从清太宗以来，一直为国家建功立业，决定从宽处理，将议政诸王合议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久却死于狱中)。对鳌拜党羽的骨干有7人处以死刑，其余的分别按照罪行作撤职、降级等处理。对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的，都一一平反昭雪。

康熙清除了鳌拜及其党羽后，即宣布废除辅政大臣制，收回了“批红”之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都出自他亲手，直至晚年，一直坚持这个做法。后来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宁可用左手写，也不叫人代笔。

康熙从鳌拜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自亲政后，绝不允许任何人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他宣布“施行政务惩创奸诈佞谀，察其有忠坚才能者才用”。发现“妄行陷人，以图侥幸，自以为贤，希图升迁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

2 从武治乱，雄才大略定三藩

“三藩”，指因带领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投靠清政府的三个汉族军阀。一个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一个是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还有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

“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也最为跋扈。他在云贵经营十多年，手中军事力量雄厚，兵员达十余万之多。云、贵地区是他控制的独立王国。凡朝廷所选的文武官员到云南，都被其收买账下，为己所用。盘踞在广东、福建的尚可喜、耿精忠，也都是各霸一方，大搞独立王国。根本不听清廷的调遣。“三藩”的存在严重地威胁着清朝政权的统一。因而撤除三藩成为康熙帝及位后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藩三乱的缘起

年仅20岁的康熙帝，以历史上藩镇割据的教训作为借鉴，认为必须撤销藩镇。康熙十二年(1673)，70岁的尚可喜因为年迈体衰，向皇上上疏，请求回到老家辽东去养老，请求把平南王爵位让给他的儿子尚之信来继承，仍然留镇在广东。康熙帝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下决心撤藩。他只同意尚可喜回辽东去养老，不同意尚之信仍然留镇广东。康熙帝决定撤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云南和福建。吴三桂和耿精忠为了试探皇帝的真意，耍了个花招，都先后向皇上上疏请求撤藩，暗地里却调兵遣将作好叛乱的准备。康熙帝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议论。各位王爷和大臣都担心撤藩会惹出大祸来，因此反对撤藩，只有户部尚书丰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决然指出：“吴三桂早已蓄意谋反，如果不趁早消灭他，眼看着他的势力壮大，以后将会无法收拾；何况他的实力目前并不太弱，你撤藩，他要反，不撤藩，他也要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的好。”于是断然下令撤藩。

吴三桂与耿精忠得知尚可喜主动疏奏撤藩，受到很大的震动。为试探朝廷的态度，便分别于七月三日和七月九日向朝廷送去了要求撤藩的报告，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不知道他的意图，还劝阻他：“上久思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吴三桂这才说出了心里话：“予(我)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但是事情完全出乎吴三桂的预料，康熙接到疏报后，立即降旨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同意将二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合议。议政王大臣中对撤耿精忠，意见一致，但对撤吴三桂看法不一，有的同意，有的反对，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这个问题，早已反复考虑过，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断然做出了全撤的决定。康熙作出这个决定，虽然显得操之过急，但也表现出他决心不可动摇，处事果断。

同年八月，康熙命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分别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知道，这次派往云南去的使臣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此在他们启程时，特赐御用佩刀一口，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将自己亲笔写的诏谕叫他们带给吴三桂，对吴三桂进行劝说和警告。诏谕全文如下：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山河，甚盛典也！王夙笃忠贞，克摅奠略，宣劳戳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兹特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前往宣谕朕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饬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

折尔肯和傅达礼于九月到达云南。吴三桂以功高自负，他本以为才20岁的青年康熙帝，一定会优诏慰留他的，不料康熙不买他的账，故“反谋益急”。吴三桂表面上对朝廷使臣很尊重，表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启程迁移。背地里加紧进行谋叛的准备，派遣心腹将领扼守关隘，控制人员出入。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部下官兵，当众杀害了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了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换服，旗帜皆用白色，以明年为周王元年，发檄文于远近，声称为明室复仇，起兵反清。檄文的内容如下：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文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本镇深叨大明世爵，统镇山海关。惟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列后之宾天！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纷乱，宗庙丘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者，伤哉国运，夫复何言！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10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夫父君之仇，不共戴天，必亲擒贼帅，献首太庙，始足以对先帝之灵。幸而巨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继承大统，封藩割地，以谢满酋。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莫及，将欲返戈北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3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故饮血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复兴，迄于今日，盖30年矣。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山惨水愁，妇唬子泣；以致慧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是诚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康熙十三年)正月元旦寅刻，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并发。”

吴三桂的檄文是欺世盗名、充满谎言的伪作。文中所谓“寄命托孤”纯属子虚乌有，他身边从未有过朱三太子，尤其是他亲自率兵入缅甸抓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并加以杀害之事，不能自圆其说。这檄文发布前，吴三桂的谋士方光琛就提醒他：“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至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这一提醒，吴三桂在檄文中干脆将这事回避掉了，但他的所作所为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当时湖南新安有一个处士写了一首诗讽刺他：“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先亡秦？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但由于吴三桂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所以他的檄文还是有一定的迷惑力。

吴三桂起兵前后，先后致书尚可喜、耿精忠和台湾延平王郑经(郑成功子)，以及贵州、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在吴三桂的煽动下，先后共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26人参加叛乱，其中明朝降清武将有20人。此外，还煽惑征集云、贵土司苗彝各族兵丁数万。一时间，长江以南数省，叛乱烽起。吴三桂叛军主力东侵黔、湘，很快集结了14万兵力；侧翼北攻川、陕，兵力亦不下数万。康熙没有估计到吴三桂背恩反叛，会使天下大乱，伪檄一传，得到四方响应。

剿抚兼施，力挽狂澜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撤藩是致使吴三桂叛乱的导火索，因而责怪撤藩的倡导者。大学士索额图甚至提出“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法”，向吴三桂谢罪，以平息事态。康熙面对种种议论，十分冷静。他否定了索额图的意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并宣布决定出兵平叛。随即下令将吴三桂在京的儿子吴应熊(康熙的姐夫)及其家眷逮捕入狱，削除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赐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阃滇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干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宠极生骄，阴图不轨，於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及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奏请，令其休息，仍饬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体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览川湖总督察毓荣等奏称：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克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自安分自保，无听诱胁！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吴三桂投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

开始，康熙企图将战事尽力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之内。先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1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今湖北江陵)防守，并进据常德，以遏叛军。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星驰四川，坚守自云南入川的险隘要地。为了集中兵力打击吴三桂，康熙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领都统、副都统共14员战将、1．1万余人进驻荆州。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率京城所发官兵同将军瓦尔喀等由陕西汉中入川。康熙在两路大军出发的那天，亲赐敕印，出西长安街送行。康熙又考虑到，大军进剿楚、蜀，援兵要是从京城发遣，难以及时赶到。即命副都统马哈达率兵驻山东兖州，扩尔坤率兵驻山西太原，以备随时调用。

康熙为了及时了解前线的战况，命兵部于前线各省在原有驿站以外，每400里设“笔帖式”1名，以加速邮传，并负责查奸细，防伪诈。康熙采取这一措施后，驿报从甘肃西边5000余里之遥，9天可传到北京；荆州、西安5天可传到；浙江4天可传到。这样就保证能较及时地了解各路战况，尽快地拿出对策。吴三桂开始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以为他年轻幼稚，怎能理军。后来得知他驿报神速，虑谋深远，仰天叹服说：“休矣，未可与争也。”

十三年(1674年)二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叛降吴三桂。这样，不仅丢失了四川，还严重危及陕西和湖北。在湖广战场，吴三桂遣兵相继攻陷了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衡州(今衡阳)、岳州(今岳阳)等地。未几，长沙也为吴三桂占领。康熙为了防止四川叛军东出，命总兵徐治都返回彝陵(今湖北宜昌)，遣副都统佟国瑶驻防郧阳。而正当荆州危在旦夕的时候，康熙所派的以硕岱为首的先遣队抵达荆州，接着大将军勒尔锦也率兵到达。从而使荆州得到巩固，对阻止吴三桂军北上、东进，稳定湖北局势起了重大作用，致吴三桂在松滋3个月不得前进一步。

三月中旬，耿精忠受吴三桂煽动，于福建叛乱，使形势更加恶化，浙江顿时紧张起来，温州、黄岩等地兵变四起。耿精忠与其悍将曾养性乘机北上，占领了浙江南部，又与吴三桂约定合攻江西；另外又致信台湾郑经，请于沿海登陆配合。康熙看到江西是广东的通道，江西吃紧，将进一步波及广东，故又新任命了定南将军希尔根、平南将军赖塔等6名将军，分别率兵赴江西、浙江、广东等地，防止吴三桂、耿精忠会师江西。

十三年四月初，吴三桂放回了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叫他们给康熙带了一份“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不久，吴三桂又请西藏达赖喇嘛出面，建议朝廷“莫若裂土罢兵”，就是想以长江为界，与朝廷平分江山。康熙为彻底粉碎吴三桂的幻想，采纳了诸王大臣的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孙吴世霖处死。康熙这一着，起到了“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的作用。吴三桂自以为占了半壁江山，儿子又是康熙的姐夫，朝廷不敢怎么样的。因此，听到儿子被处死的消息，实在感到意外，惊急不已。

康熙鉴于吴三桂屯重兵在岳州，随时可以北上或东进的态势，于是年六月至九月，陆续为岳州、浙江、四川、江南(今江苏、安徽)、广州等地增派6名大将军，其中有3名派赴江浙，全是亲王。他们是：奉命大将军杰书、扬威大将军喇布、定远平寇大将军岳乐。康熙作诗赞：“临轩重简亲藩出，军威万里风雷疾。”这一部署，大大加强了清军的平叛实力，稳定了战局，为尔后向叛军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吴三桂叛乱，不仅使前线各省形势紧张，也引起了后方的人心浮动。十二年底，叛乱消息在北京传开后，城里有名叫杨起隆的，假称是明崇祯帝的三儿子，即朱三太子，串联旗下家奴，酝酿起事。十四年春，察哈尔蒙古和硕亲王布尔尼叛乱反清。这两起事件，虽很快被平息下去了，但康熙的心情十分沉重，时刻悬念前线的胜负，繁忙的军务，使他日夜不得安闲。对此，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亦日夜思虑，常为康熙出谋献策，鼓励他要持心坚定，不能慌乱。康熙在祖母的启示下，为了安定人心，他每日出游景山骑射，“经筵”、“日讲”亦照常进行。康熙这样安排起居作息，较好地缓解了朝廷内外的紧张气氛。但当时也有人说闲话，认为皇帝毕竟年轻，在这样危急的时候，仍贪恋游山玩水。据说曾有人投帖于景山路旁：“今三孽及察哈尔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何必每日出游景山？”康熙见后，仍佯装悠闲自得。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在平叛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想用招抚之策，分化瓦解叛军力量。但平叛初期，军事不能造成压倒敌人之势，因而招抚不得奏效。后来在平定陕西王辅臣叛乱中，总结出了剿抚兼施的经验。王辅臣为吴三桂的养子，任陕西提督。吴三桂初叛时，就致信令其叛乱反清。王辅臣不从，并派了儿子王继贞赴京向朝廷报告这件事，以表示效忠。康熙赞赏王辅臣“坚守臣节，益见忠贞”，当即授其三等精骑尼哈番，同时授其子为大理寺少卿。后来因经略莫洛对王辅臣处处怀疑和歧视，王辅臣于十三年十二月发动了叛乱。康熙担心事态扩大，动摇西北，即遣王继贞回陕向其父亲宣谕诚心招抚之意。接着又给王辅臣发了言词恳切的专敕，劝其归正：

“尔自大同隶于英王后，归入正白旗，世祖章皇帝知尔赋性忠义，才勇兼优，拔于俦伍之中，置之侍卫之列。继随经略洪承畴进取滇、黔，果能殚心抒忠，茂建功绩，遂进秩总戎。迨及朕躬，以尔勋旧重臣，岩疆攸赖，特擢秦省提督，来京陛见，面加询问，益悉尔之忠贞天禀，猷略出群，朕心深为嘉悦，特赐密谕，言犹在耳，想尔犹能记忆也！去冬吴逆叛变，人怀观望，尔独首倡忠义，举发逆札，遣子继贞驰奏。朕召见尔子，面询情形，愈知尔之忠诚纯笃，果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今见之！……经略莫洛奏请率尔入蜀，朕以尔与莫洛和舟共济，毫无嫌疑，故令尔同往建功。兹兵变之后，面询尔子，始知莫洛与尔心怀私隙，颇有猜疑，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朕之於尔，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寄心膂，恩重山河。以朕之倦倦於尔，知尔之必不负朕也。至尔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也悉知。今变起仓促，情非得已，朕惟加矜恤，并弗致谴。顷已降谕，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插，并遣尔子往宣朕意。恐尔尚怀犹豫，兹特再颁专敕，尔果不忘累朝恩眷，不负平日忠忱，翻然悔悟，敛戢所属官兵，各归队伍，即领率仍归平凉原任。已往之事，概从宽宥。或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愤激所致，并不追论。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勿心存疑畏，有负朕笃念旧勋之意。”

王辅臣接到康熙的专敕后，反清态度更加游移起来，就率部从秦州退保平凉，寄希望于朝廷招抚。这情况给吴三桂知道了，就立即派人给王辅臣送去犒师银20万两，同时封其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并命令四川叛将吴之茂等出陇西应援。这下王辅臣倒又首鼠两端，犹豫不定起来了，进而继续坚持反清。鉴于这样的情况，康熙重用西线3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以武力优势，进行了一年多的大力进剿。最后，将王辅臣的兵马分别重围于平凉、固原(今属宁夏)。王辅臣无计可施，主动乞降。但康熙倒反而怀疑他是缓兵之计，不理睬他，两军又相持了一年多。康熙见强攻不下，转而又采用招抚策略，令抚远大将军图海接受王辅臣请降。十五年(1676年)六月，王辅臣率众归降，康熙命复王辅臣原官职，并加授太子太保，授予靖寇将军，鼓励他要立功赎罪。

康熙将剿抚兼施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平叛的各个战场，要求对叛乱之人，只要有悔罪输诚之心，都可以容受。继陕西之后，康熙将剿抚重点放到福建的耿精忠。他将耿精忠与吴三桂加以区别。认为他们之间情况不同：吴三桂本身是投诚之人，是背恩反叛，应该严惩，而耿精忠自其祖父以来40多年，三世受恩于朝廷，他叛乱是无知，不能与蓄谋已久的首倡叛乱者比。因此，康熙对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和孙子加以正法，而对耿精忠的几个弟弟照旧宽容，对他所属官兵也不加罪，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的时候，康熙就派使臣赶到福建传令他，要他追念历朝的恩德及父辈的忠贞遗言，革心悔过，投诚自首，即可赦免前罪。康熙派大将军杰书到福建和浙江前线时，一再强调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要经常派人前去招抚。

十五年六月，台湾郑经乘耿精忠大部兵力集中于江西、浙江作战，进兵占据了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由此，耿、郑之间矛盾尖锐起来。康熙看到这时是进攻和招抚耿精忠的大好时机，即命杰书一面遣兵攻耿精忠福建各地守军，一面遣使劝说耿精忠要明晓时势，早日降归。到九月份，清军收复了建宁、延平(今南平)等府。耿精忠遭到两面夹击，已无力再战，便派儿子耿显祚迎清军入福州城，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所属官兵随大军作战，立功自效。

康熙在剿抚兼施解放福建问题的同时，广东的形势开始恶化。十五年初，平南王尚可喜重病，其长子尚之信代理其职行事，接受吴三桂授予的招讨大将军伪职，夺了其弟尚之孝平南大将军的兵权。康熙接到奏报后认为，尚之信叛乱不可怕，其和吴三桂矛盾重重，不会得到吴三桂的信任，只要福建耿精忠解决了，尚之信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康熙要杰书先集中力量打击耿精忠。果然不出康熙所料，十月份耿精忠归降后，尚之信开始动摇了，又发现吴三桂遣重兵分守广东各地要冲，对自己并不信任，所以就主动派人带了密书，到扬威大将军喇布军前请降。康熙知道后，即令赦免尚之信的罪行，让他暂留原地，相机参与征剿，争取立功。十六年(1677年)五月，尚之信于广东韶关，率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剃发投降，康熙命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其部属将领都复原职。康熙对大学士们说：“叛乱之罪在吴三桂，与被胁从之人无关，只要能悔罪投诚，应一概宽免。”

康熙对广西方面的招抚也十分重视。十六年五月，参加叛乱的广西提督马雄的母亲，要求派孙子马承先、马承霄去广西劝说马雄归降。康熙即授马承先兄弟俩游击衔前往，叫他们捎去亲笔谕旨进行劝说。广西还有个将军叫孙延龄，十三年于桂林叛乱后，吴三桂封其为临江王。孙延龄的妻子孔四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有德于顺治初年阵亡后，孔四贞被孝庄皇太后收为养女，对朝廷有好感，因此常劝丈夫反正。到十六年，因形势对叛军越发不利，所以孙延龄有了反正的念头。这事被吴三桂知道了，就立即派孙子吴世琮等进兵桂林，诱杀了孙延龄。从此，广西叛军实际上为孔四贞统率了。孔四贞对孝庄皇太后的感情比较深厚，因此想率众归降朝廷。康熙知道这情况后，马上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去广西，具体负责招抚孔四贞，使广西的叛乱很快就平定了下来。

康熙于十六年后，将剿抚兼施的策略陆续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全面推行。明确规定，凡参加叛乱的文武官员兵民等，只要能悔罪归正，他们的罪行可以一概不究。如有献城或捕获首领来归的，要给予特别优赏。这规定一实行，迅速见效，投诚的官兵络绎不绝。但康熙对吴三桂的骨干分子来降，强调从严对待，尤其对降而复叛的将领，要从严惩处。如广州总兵祖泽清于十七年(1678年)复叛后，康熙下令不得招抚，不许其投诚。后来祖泽清弄得走投无路，躲进了深山。康熙令各路将军分兵搜山，终于将祖泽清及其子祖良楩擒获，于次年二月凌迟处死，家口籍没入官。

主攻湖南，破格任用军事人才

康熙在平三藩中，把吴三桂作为主要敌人，把湖南作为主要战场。他在十四年就指示大将军岳乐，在江西收复要地稍有头绪，就进兵湖南。那一年，吴三桂企图乘陕西王辅臣叛乱，留兵7万守长沙、萍乡等地，以挡住江西岳乐的部队；又分兵7万守住岳州、澧州等地各个水口，以阻止江北的清军南渡；又遣一`部分兵力逼湖北襄阳，和陕西的王辅臣叛军勾通，联合作战，吴三桂自己亲赶荆州上游的松滋，居中调度指挥。

十五年二月，康熙针对吴三桂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将勒尔锦、尚善、岳乐等3名大将军所统的数万兵力投入湖南战场。吴三桂急忙从各地调集了18名将军、10余万人，全力守长江，自己率岳州、澧州的部分兵力援助。康熙早料到吴三桂会采取这一行动，遂命在岳州的尚善、荆州的勒尔锦两位大将军，渡江进攻岳州和澧州。但尚善和勒尔锦于三月份相继渡江后，进展非常缓慢。勒尔锦在太平街失利后，就又退回荆州去了，使康熙的这次迂回包围计划未能实现。

康熙对诸王、贝勒拥兵自重，畏缩不前，贻误战机的现象十分忧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大胆地破格任命前锋统领穆占为征南将军，给他调了和岳乐等大将军相近的兵力，将他召到北京，当面交待了战略意图。十六年二月，穆占率兵抵达长沙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即开始攻城。由于大将军岳乐不予配合，长沙没有攻得下来，而且造成了重大伤亡。而这时吴三桂为了摆脱清军的三面包围，率众往衡州，另遣兵3万往湖南南部的宜章，企图进兵广东。康熙一面派兵坚守广东韶州；一面令穆占等进攻衡州，堵住吴三桂进广东部队的后路。至十七年初，彻底粉碎了吴三桂向广东发展的图谋。

吴三桂在康熙调兵遣将，步步紧逼的打击下，军事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便于十七年三月初匆匆称帝，是年76岁，立年号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封了百官和诸将，封妻子张氏为皇后，孙子吴世璠为太孙，确定实行新的历法。吴三桂即位那天，“金銮殿”上的瓦来不及换黄色的，就临时用漆涂了一下，盖3万间草房作朝房。那天恰遇上刮大风、下大雨，只是草草地举行了一下仪式。

就在吴三桂称帝的第二个月，康熙决定作乘虚进攻的准备。授予率众投诚的吴三桂亲军水师将领林兴珠为建议将军，放在军前出谋献策。五月，康熙采纳林兴珠的建议，从荆州、陕西、河南等地调集3万兵力，集中战船500余艘，寻机进攻。八月中秋晚上，吴三桂正在和其爱妾陈圆圆赏月，忽听有人报告说，他的女婿胡国柱密谋降清，当即如五雷击顶，大喊一声“吾事去矣”，气噎仆倒在地。陈圆圆吓得六神无主，在吴三桂背上捶了好半天，也没有使他苏醒过来。

吴三桂死了，他的孙子吴世璠从云南赶到衡州继位，改年号为洪化。吴世楩不敢留在衡州，便向贵州贵阳撤退。康熙抓住叛军斗志涣散、军心动摇的大好时机，命大将军察尼(尚善卒后察尼代)等水陆夹击，迅速攻岳州。康熙应察尼的请求，下令拨发了1000门子母炮，加强攻城兵器。这种子母炮也叫冲天炮，是康熙命火器制造家戴梓造的。炮长2尺1寸，重300斤左右，炮弹重20～30斤。发射时，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降，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曾亲自看过子母炮的试射，并封这种炮为“威远将军”。

十八年(1679年)正月，岳州被攻下，康熙得到这胜利消息后，高兴得激发了作诗灵感，他在诗中赞这次胜利是“群臣尽力，将士用命”。岳州一被清军攻破，湖南其他地方的叛军纷纷弃城逃遁。至此，湖南大局已定。

会师昆明，三藩之乱平定

清军攻占湖南后，康熙即部署平叛的最后决战。遣勇略将军赵良栋和奋威将军王进宝进攻四川，大将军赖塔攻广西，大将军彰泰攻贵州。吴世璠于贵阳多次被清军击败，便于十九年(1680年)三月弃贵阳，退守云南昆明，以原南明永历帝筑于五华山的宫城为宫，分兵把守。康熙于二十年初，命在广西的赖塔、湖南的彰泰(取代岳乐)、四川的赵良栋，进兵云南，会战昆明。二月，彰泰、赖塔先后抵达昆明。吴世璠派大学士郭壮图率兵数万，列象阵迎战清军于昆明城外30里，被全部歼灭。彰泰、赖塔遵照康熙的命令，督师将昆明城团围数十里，使城内数月水泄不通。吴世璠怕部将谋变，便下令将各将领家口全部移到五华山宫城；同时派使臣混出了城，带了他的书信去西藏，以割地为条件，请求达赖喇嘛出兵支援。吴世璠的信还未送到达赖喇嘛那里，赵良栋的兵马亦到了昆明。

九月二十二日，康熙下令：“云南省城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民兵，糜费粮饷。……其移檄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均派带罪官兵及投诚绿旗官兵，速行攻取云南省城。”清军3路大军奉命攻城，叛军死的死，降的降。二十八日夜里，吴世璠服毒自杀，时年16岁。二十九日，城内守军出城投降。至此，历时8年的平三藩作战胜利结束。康熙半夜里接到捷报，挥笔作了《滇平》诗一首，以“回思几载焦劳急，此日方同万国欢”的诗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时，康熙年方28岁。

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康熙下令将吴三桂的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的首级于京师悬挂示众，耿精忠磔死枭首，并将平定三藩之乱宣示天下；宣布将云南、贵州、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三藩家产没为军饷；令藩兵全部撤回京师，于福州、广州、荆州等地，各设八旗兵驻防，派遣将军、副都统驻镇，取消世袭兵权及土地之权。以清除积弊，加强国家的统一。

3 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末，荷兰殖民者趁大陆混乱之机，派兵占领台湾，统治了38年之久。直到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才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企图把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胡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向清廷提出：“请照琉球、高丽(朝鲜)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不剃发登岸”康熙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行非常愤怒，当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年轻的康熙帝立刻做出了“宜乘机取澎湖、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重建水师，伺机进攻台湾

在平三藩之乱进入决胜阶段后，康熙立即恢复了福建水师，当时一下物色不到水师提督的合适人选，就调了镇江将军王之鼎去充任。王之鼎担心挑不起这样的重任，就以自己没有水战经验，对海岛情况不熟悉等理由，请求解甲。康熙没有办法，就提升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水师提督。因当时湖广战场水师的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康熙允许万正色带走岳州全部战船和水手，从江南、浙江选战船百艘随同前往，又调了1 4万绿旗兵充实水师，将湖广的20门西洋大炮拨送福建。

十九年二月，康熙命万正色遣将渡海，先攻下了海坛(今平潭)，继而攻取了金门和厦门，招降了郑军总兵朱天贵，收复了铜山。康熙非常满意，给万正色和福建总督姚启圣以重赏，并命令他们积极准备，等待有利时机，进兵台湾。

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死，其长子郑克臧和次子郑克塽为争继位问题闹得不可开交。郑克塽原来是郑氏家一个年轻乳妈的小孩，因郑经宠爱这个乳妈，就将这小孩收为长子。郑经由于长年离开台湾，在福建沿海作战，在他的谋士建议下，就立了郑克臧为“监国”。郑经部下权臣冯锡范，将女儿许给了郑经次子郑克塽，对郑经没有立郑克塽为“监国”，心怀不满。郑经一死，冯锡范和大将刘国轩合谋，罢掉了谋士陈永华的兵权，致陈永华忧郁而死，从而使郑克臧失去了辅佐人。冯锡范随即向郑成功的夫人董国太游说离间，说郑克臧不是郑氏血统，继位以后，不利于邦家。董国太一向很喜欢郑克臧孝顺能干，但又怕发生内变，就同意换人嗣位。冯锡范就立即派心腹将18岁的郑克臧暗杀，接着迫使董国太表态让12岁的郑克塽即延平王位。冯锡范被封为忠诚伯，仍管侍卫；刘国轩授为武平侯，总管军务。

是年四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先后接到在郑氏政权内任职的傅为霖、廖康方的密信，报告了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位的情况，建议乘“主幼国虚、内乱必萌”的机会出兵进取。康熙得到了这个消息，于六月发布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要求前线将领同心合力，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时机。

康熙以武力攻取台湾的决定公布以后，在朝廷文武官员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反对以武力攻取的人数不少，其中代表人物有水师提督万正色、宁海将军喇哈达。他们认为台湾断不可取，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而支持以武力攻取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主要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等。李光地认为，台湾不平，东南不靖，不用武力，平定无期。

康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面前，显得很冷静、果断。他指示姚启圣和李光地推荐新的水师提督人选，将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可巧，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人推荐的都是施琅。但因施琅原是郑成功的部将，康熙早听说他还有个儿子施齐(化名王世泽)、侄子施亥(明良)在台湾任职，就叫姚启圣负责查清。查的结果是，施齐、施亥因图谋“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康熙十九年二月事泄被处死，两家73口人全部遇难。康熙解除了疑虑，采纳姚启圣、李光地的建议，以施琅替换万正色，并向议政王大臣等宣布：“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此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尅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专任海战良将施琅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明末时任明军游击将军，后投郑成功抗清。一直活动在海上，熟悉海上风候，善于海战。二十年十月，施琅奉康熙之命到达福建后，就与总督姚启圣等一起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制造战船，练兵育将。同时，派遣总兵董义、曾成，率战船赴澎湖侦察敌情，探测航路。到二十一年(1682年)夏，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就在即将要进兵的时候，施琅和姚启圣对于如何攻取台湾问题产生了分歧意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取台湾和取澎湖的先后。姚启圣认为应先取台湾，只要台湾一取，澎湖就不攻自破。而施琅则主张先取澎湖，认为只要攻下了澎湖，扼住了咽喉，攻取台湾的胜利把握就有了一半。二是关于利用风向上。姚启圣主张利用北风。施琅则认为北风刚强，骤发骤息，规律难掌握。南风信轻浪平，将士不会发生晕船，而且居于上风上流，容易取胜。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影响了进兵计划。

施琅在和姚启圣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给康熙帝送去了密奏，请求给予专征之权，表示有充分的胜利信心。要求总督和巡抚为他保障粮饷供给，并请允许他率水师时常在海上操练，不限时日，一旦风利可行，即发兵攻取，出敌不意，攻其无备。

康熙感到自己对海战不熟悉，对施琅的意见，没有把握认定，便交给议政王大臣议复。他在听取汇报时，征求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意见。明珠认为，一人领兵进取，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难免互相牵制，不便行事，不如让施琅一人领兵为好。康熙听了大家的意见，心里有了底，觉得总督和提督意见不一致，的确对进兵不利。因此改变了原来合兵进取的决策，决定让施琅独立专任，相机进兵，直入海岛。令总督和巡抚负责办理粮饷，不得有误。

康熙在配备其他将领上，也极力排除各种偏见。如原姚启圣部下的参将蓝理，因不服从调遣，被他撤了职，发军前效力。施琅了解蓝理作战勇敢，武艺高强，拟重用他。而姚启圣所器重的平阳总兵朱天贵(台湾郑氏降将)，打算令其仍回平阳。然兵部又不同意启用蓝理。康熙认为这两人都可以用，特命蓝理署右营游击领舟师；令朱天贵及原带官兵仍留在福建，听施琅调遣。后来在作战中，蓝理和朱天贵都表现得非常英勇。蓝理腹部中了炮弹，流出了肠子，用布裹住后继续指挥作战。朱天贵率领12艘战船冲入敌阵，被飞炮击中，仆在船上还大呼杀敌。可见康熙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下澎湖，招抚定台湾

早在二十年九月份，康熙任施琅为福建提督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氏集团紧张起来了。他们知道施琅是个很难对付的水师将领。但对清军的作战意图，一时搞不清楚，所以防守的重点放在哪里，一时左右不定。可巧这时破获了两名要员给姚启圣的一封密信，写有“澎湖无备，可速督兵前来，一鼓可得。若得澎湖，台湾即虚，便将起兵相应”的内容。这样，郑氏集团才确定加强澎湖的防守。郑克塽命刘国轩为正总督，统水陆诸军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自副将以下，许其先斩后奏。又以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共守澎湖。

施琅接到康熙命其专征台湾的命令，是在二十一年的十月，那时他会齐各路总兵在海上操练。他接到命令后，为混淆郑氏集团的视听，一直声称要利用北风进攻台湾。到十一月，又称北风太硬，不便进军，令各部仍回原地待命，自己率船队又回厦门。这使在澎湖的刘国轩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连福建总督姚启圣也弄不清楚施琅的意图，他就派了一个副将到台湾去招抚。心想乘施琅的威慑力量，如招抚成功，主要功劳是自己的。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郑克塽遣使回信，坚持照朝鲜例，称臣进贡，不剃发、不登岸。姚启圣奏报了朝廷，康熙的答复是“台湾城，皆闽人，不得与朝鲜等比”。姚启圣招抚虽未成功，但起到了麻痹郑氏集团的作用，使施琅能出敌不意地进兵。

在六月份以前，作好了进兵的一切准备，大队舟师集中到铜山。六月十一日，施琅召集了各镇、协、营、守备、千总、把总等随征军官，将“先锋银锭”放在桌上。传令给大家：“进兵澎湖，谁敢为先锋者，领取，以便首先冲锋破敌。”传令好长时间，没有人出应。忽然，提标署右营游击蓝理挺身而出，领取了银锭。施琅在诸将面前，大大赞扬了蓝理的勇敢精神。

六月十四日凌晨，施琅率领水师官兵2万余人、各类战船300余艘从铜山起程。澎湖郑军大将刘国轩对施琅集师于铜山的消息，早已知道，但他认为六月份是飓风骤发季节，施琅懂得海上风候，不会冒险进兵的。十五日晨，刘国轩突然得报，清军战船风帆如叶直奔澎湖而来，心中惊恐不已，慌忙命令各岛守将，移大炮罗列海岛应战。施琅督师迅速占领了澎湖以南的各主要岛屿。第二天即命令全师出动，向澎湖本岛进攻。因遇逆风，船队被郑军大队战炮包围，施琅乘楼船冲入重围解救，被炮火击伤右目，被迫命各部撤出战斗，初战失利。

二十二日，施琅将水师经过5天整顿后，分兵与澎湖郑军守军展开了决战。时恰逢南风大作，波涛汹涌。施琅督诸船扬帆疾进，据敌上流，乘势奋击，以“五梅花”战术(即以船5艘围敌船1艘)，分割围歼。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郑军死亡1 2万余人，其中副将、总兵以上的将领47人，游击以下军官300余人；焚毁大小战船200余艘，并有军官100多人、士卒4800多人投降。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即乘小船逃回了台湾。澎湖等36个岛屿，逐一被清军占领。清军在这次战斗中，死伤官兵300多人，1800多人负伤。

康熙接到施琅澎湖大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将这个胜利消息，传给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特派一名侍郎赴福建，慰问全体官兵。规定“凡官员俱加一级，兵丁尽加恩赏，以示鼓励”。康熙知道了蓝理在腹破肠流时还继续指挥作战的事迹，很感动。后来在见到蓝理时，亲自察看他的伤口，将自己亲笔书写的“所向无敌”横匾赠给了他。

郑氏集团澎湖失守，台湾失去了屏障，精锐部队亦已所剩无几，眼看台湾朝不保夕，大家六神无主，各怀戒心。冯锡范给郑克塽出了个主意，可以召集文武官员讨论讨论对策。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是要放弃台湾，逃奔吕宋(今菲律宾)，继续反清。这一主张得到了冯锡范的支持。会后即组织力量，准备行动。有的还打算在离台湾时，要大抢一把。可这消息一传出，弄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安。另一种是以刘国轩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听从清廷招抚，坚决反对逃奔吕宋。刘国轩耐心地劝冯锡范，现在台湾是众志瓦解，守亦实难，投奔他国，何能成业，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冯锡范觉得刘国轩的话有道理，就主动劝自己女婿郑克塽降清，郑克塽经过反复考虑，眼看现在民心已散，还有谁来为自己死守呢。浮海而逃，又没有生路，惟一的亦只有求抚这一招了。就在这时，刚好施琅派遣使臣去台湾招抚。开始，冯锡范和郑克塽又有点犹豫。刘国轩对他们说，从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大势已去，当速顺天。郑克塽派了礼官郑平英等4人，到澎湖谈判，仍坚持居留台湾不登岸。施琅当场拒绝，认为郑氏集团是势穷力竭而被迫就抚的，现在还提无理要求，这分明是搞缓兵之计。便命来使回台湾告郑克塽，如果是真诚归清，就叫刘国轩、冯锡范亲自来本军前请降。

郑克塽得知施琅的态度很强硬，便又派冯锡范的胞弟冯锡圭、刘国轩的胞弟刘国昌，携带降表到澎湖交给施琅，不再坚持居留台湾的先决条件。施琅感到郑克塽这次的态度是真诚的，便立即上报了朝廷，康熙接到郑克块降表后，先交议政大臣讨论，后又征求满汉大学士们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可以接受郑克塽投诚。康熙最后表示：“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

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对台湾投诚人员颁发了赦诏：“更念以兵力攻取台湾，则将士劳瘁，人民伤残，特下谕旨招降，倘其来归，即令登岸，善为安插，务俾得所，勿使余众仍留原地。”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闻讯，立即派官员携彩旗鼓乐，坐船出鹿耳门迎接，引导进港。郑克塽亲自率领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齐集海岸，列队恭迎官兵，然后与施琅等会见于天妃宫。

八月十五日，康熙接到施琅的报告，兴奋异常，挥笔写了《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最后两句是：“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康熙将那天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派人疾驰送给施琅，写诗赞扬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安定南海疆，流芳百世。后又授施琅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康熙谕旨：“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郑克塽等遂遥向京师叩头谢恩。

二十三年(1684年)十二月，郑克塽等奉朝廷命令到了北京。康熙为郑克塽等“纳土归诚”的行动，予以肯定和鼓励，特授予郑克塽一等公爵，刘国轩、冯锡范一等伯爵。将他们都安插在上三旗，拨给了他们田地房产。对同来投诚的2000余名文武官员，4万余名兵士，都命户部作了妥善安置。康熙对刘国轩首先归命，并劝郑克塽纳土归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亲自召见他，特授为天津总兵官。康熙听说刘国轩家口众多，住房困难，又命户部另外配给他住房。不久，康熙下诏，认定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将他们父子俩的棺材归葬其故乡福建南安。

设立台湾府，祖国海天归一

收复了台湾后，清廷文武大臣中对台湾的弃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极力主张“迁其人，弃其地”。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只须留澎湖为东南沿海的屏障就行了。就连原先积极主张收复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主张将台湾放弃，他认为台湾远离大陆，朝廷不便管理，还不如让给荷兰人，令他们世守输贡，这是永逸长安之道。施琅听到朝臣中出现放弃台湾的主张，便立即向朝廷呈送了《恭陈台湾弃留疏》，以他亲自对台湾实地调查的结果，指出了台湾的重要地位，坚决反对放弃。朝廷又先后收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反对放弃台湾的奏章。

康熙的想法和施琅等人一样，主张留守台湾。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就反复征求意见，做说服工作。有一次他问李光地，如果台湾重被外国人占领，将会对大陆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李光地认为，目前没有问题，有皇上之声灵，几十年可保无事。康熙批评了李光地目光短浅，指出：“如此且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岂能长保为我有？”康熙又问汉人大学士王熙等意见。王熙等同意施琅的看法，认为台湾有地数千里，民众10万，其地甚为重要。放弃了必为外国人所据，或会成为犯法作乱之人的匿身之地，故以守之为上策。康熙听后说：“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便又令议政王大臣会议。结果是一致主张“请守已得之地，设兵守之为宜”。

康熙见大臣中主张留守台湾的人已居多数，便于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下令设置台湾新的政权机构。将郑氏政权的东宁府改为台湾府，南路设凤山县，北路设诸罗县，在台湾府治所在地设台湾县，澎湖归台湾府直辖。规定台湾府县的官员，由福建总督及巡抚在本省现任官内挑选。经姚启圣等推荐，康熙批准了汉军镶白旗人蒋毓英，为台湾第一任知府。据说蒋毓英上任后，关于他的知府衙门的朝向问题还有个故事。原来台湾的官邸民舍，不知是地理气候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大门都习惯向西开。蒋毓英将知府衙署建在东方坊，将大门向南开，以表示和内地的制度一致。

康熙批准设立台湾府后，又根据施琅的建议，于台湾建立驻兵制度。计设：台湾总兵1员，水师副将1员，陆师副将2员，兵8000，分为水陆8营；澎湖设水师副将1员，兵2000，分为2营。台、澎总计兵力1万名。每营各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与内地编制相同。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3年与内地转升、轮换，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康熙亲自选定正黄旗参将杨文魁，为台湾第一任总兵官。清廷在台湾建置政权机构，派驻重兵，增强了边防，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4 抗击沙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又开始了抗拒沙俄的正义斗争。他采取军事反击和外交谈判相结合的方针，经过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谈判，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气焰，划定了中俄两国在东北地区的边界，使这一地区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安宁，为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沙俄的频繁侵扰和扩张

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内陆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十三世纪以前，它还是蒙古钦察汗国的一个属国，十三世纪末，才建立起莫斯科公国。

十七世纪初，俄国军队已从鄂必河推进到叶尼塞河，于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又向勒拿河流域推进，于1632年(天聪六年)建立雅库次克，这两个地方后来成为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重要据点。

沙俄侵略者在我国境界烧杀抢劫的兽行，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清朝政府再也不能坐而视之，于是人们纷纷拿起武器与侵略者抗争。

顺治十八年，康熙皇帝继位之后，沙俄侵略者仍然不断地向我国东北地区发动侵略。康熙四年，俄国侵略军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我边境窜犯，向东窜至黑龙江流域，并于本年冬再次占据雅克萨，向南侵占我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管辖土地——楚库柏兴。同时，沙皇俄国也改变了以往流窜式的侵扰，转而采取建立据点，逐渐推进的策略。他们以据点为中心，派兵四处出击，然后再建立新的据点，并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的财物和人口，还策动沿江少数民族败类叛逃俄国。康熙六年，索伦族某部头目根特木尔即在俄人引诱之下，叛逃尼布楚，投靠俄方。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康熙皇帝深深认识到，沙俄侵略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大祸患，此患不除，边疆不固，祖宗发祥地不安，就会危及清朝政府的统治。因为向来关内有事，从关外调兵，若此患不除，便很难发挥这种机动作用，且沙俄侵略得寸进尺，如不加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即把抗俄作为本朝大事。但在一个时期中，捉鳌拜，废辅政，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内部事务已使他殚精竭虑，应接不暇，因此在康熙二十年之前，康熙皇帝一面敕谕宁古塔将军巴海加意防御，整备器械；一面多次致书沙皇，力争和平解决边境争端。这样，双方就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交涉活动。

沙俄重占雅克萨和根特木尔叛逃，使康熙皇帝深深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九年春，康熙皇帝即命宁古塔将军巴海派员赴尼布楚投递文书，对沙俄侵略黑龙江提出质问，要求归还逃人根特木耳，并提议俄方派人前来北京商谈，以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尼布楚统领阿尔兴斯基接到文书后，并无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却想利用外交手段乘机讹诈中国。

康熙十四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指派尼果赖·加甫里洛维新·米列斯库再次出使北京，声称要与北京商谈所谓贸易问题，实际是为了配合武装侵略，进一步窥探中国虚实。

尼果赖来华，不但丝毫没有解决中俄边境争端，而且他看到中国内部事务繁忙，“三藩之乱”又是他们可乘之机，便屡次鼓动沙皇向中国边境进犯。因此，从康熙十五年起，俄国屡次在黑龙江流域进行武力扩张。从康熙十五年到康熙二十一年，俄军以雅克萨为中心，多次窜扰我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族居住区，掠夺人口，使其不得安宁，还多次深入内地。

事实表明，面对沙俄的侵略，不断的交涉、劝告、抗议都无济于事，不经过激烈的战争，沙俄不会自动撤出中国领土。早在康熙六年，康熙皇帝刚刚亲政时，就对沙俄侵占我黑龙江流域一事倍加重视，经常细细查看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即位后即密切注意东北边防的建设。但亲政后的许多内部事务又使他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叛乱平定后，康熙皇帝才能够集中精力营造东北，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确定“永戍”周密准备

二十一年，“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康熙皇帝就率文武大臣扈从等人于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出发，往谒盛京告祭祖陵，并巡视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等地。

经过康熙皇帝的大力经营，东北边疆实力大为增强，为武装驱逐沙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巡之后，康熙皇帝便着手做武装收复雅克萨的军事准备。首先，他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以猎鹿为名，前往黑龙江地区侦察。二十一年八月十五，康熙皇帝面谕郎谈、彭春：“罗刹犯我黑龙江，历年已久，现在情况更加严重，近闻他们已过牛满河、亨滚河，到达我赫哲、费雅喀人居住之所。烧杀抢掠，作恶不已。今派你等前去，一面让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及科尔沁兵前往达斡尔、索伦等部，加意防范；一面派人前去尼布楚，以告之捕鹿为名，详细勘察陆路近远，沿黑龙江到雅克萨城下的‘居址形势’。若罗刹出战，勿与交锋，当率众引还，朕自有区划。”郎谈、彭春奉命前往侦察，至年底返回京师后，即向康熙皇帝作了汇报。他们认为：罗刹长期盘踞雅克萨，所依靠的就是雅克萨城堡。只要我们发兵三千人，携带红衣炮二十具，就可以攻取雅克萨。陆路，可以从兴安岭前往，但那里树木丛杂，行军困难，只能轻装前进；水路，可以从瑷珲出发，若沿黑龙江顺流行驶，只需半月就可以到达，若逆流行船，则需三月，所用时间是陆行的一倍。这段时间，我们正好可以用来运输粮饷、军械。因此，他们建议，增造小船以备应用，到来年春天解冰之时，即水陆齐发，一举攻取雅克萨。康熙皇帝听取汇报之后，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攻取雅克萨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如果现在发兵，则战争所需之兵源、粮饷需从内地运送，一旦受阻，军队给养困难，则难免粮饷不继、功败垂成。因此，康熙皇帝主张调兵永戍黑龙江，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一方面可以以逸待劳，先行阻止俄军进一步入侵；另一方面，将反侵略战争与巩固边防相结合，避免出现前朝那种“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不已，边民不安”的状况。因此，康熙皇帝制定了永戍黑龙江的详细计划：准备调用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置造船舰、枪炮，在黑龙江(旧瑷珲，今爱珲之南，江之东岸)、呼玛尔二地，建立城堡，与雅克萨相对，相机进取；至于军粮，则可以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喇之官屯中支取，但这些只够支付三年。因此，在往戍黑龙江的军队到达之后，还要即令军兵屯田耕种，以解决军粮接续问题。另外，为了确保军需充足，可在黑龙江城与索伦村之间设一驿站，在军队到达乌喇时，可令索伦诸部接济牛羊。康熙皇帝把这项计划交由议政王大臣讨论，清廷中有些官员慑于俄国强大，又畏惧黑龙江地区路遥天寒，对往征罗刹，心怀疑惧；还有些官员虽然主张出征，但反对永戍，实际上是想把俄军赶走了事。康熙皇帝力排异议，坚决主张屯兵驻守，并撤换了巴海，另派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领兵前往。议政王大臣见皇上主意已定，才一致同意永戍黑龙江。康熙皇帝还采纳了一部分合理意见，对永戍黑龙江的初步计划做了一些修改，将驻呼玛尔改驻额苏里。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又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对他负责加强边疆建设寄予厚望。萨布素到达黑龙江后即在瑷珲筑城。瑷珲，因瑷珲河而得名，原址在江东，顺治九年被俄军焚劫，成一片废墟。康熙十三年，清政府派人在此建木城，调吉林水师总督前往暂守。但那时所建之城规模甚小，远不能满足永戍的需要。萨布素到任后，请求增派兵丁，重新扩建。康熙皇帝大力支持萨布素的工作，于二十三年派副都统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去瑷珲协助建城。扩建后，瑷珲城的规模大大增加，周长为九百四十步，合四千七百尺，并设有五门。同年，康熙皇帝因该城地处江东，比较偏僻，与内地联系有诸多不便，遂令迁至下游右岸，在托尔加城旧址另建瑷珲新城。新城规模比旧城还大，周长一千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均以排木为城墙，中间以土填实。瑷珲城的建立，大大加强了东北的边防力量，而调兵永戍，则使此地成为重要的抗俄军事基地。

康熙皇帝深知，要想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粮食，保证军队的给养不致中断，这样才能彻底驱逐殖民者。为此，康熙皇帝决定沟通东北辽河、松花江、黑龙江三大水系，组成一条纵贯东北三省的水陆联合运输线，以保证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黑龙江。二十二年三月，康熙皇帝先派官员检测辽河和松花江上游的伊屯河(今伊通河)水位深浅，进而又以“瀛台、通州之船载米试之”。经过勘测和试航，形成从南到北的五段联运线：

五段联运线的形成，为保证黑龙江驻戍军队的供给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这样的运送，每年只能进行一次，所运之粮也只能供前线军队支用两年，而耗用人力却多达数千。为确保黑龙江驻军的军粮供应，康熙皇帝发出“我兵一至，即行耕种”的指示，命令瑷珲、额苏里的驻军就地屯田，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二十三年，康熙皇帝还特派户部侍郎萨海前往黑龙江监督耕种，次年，又调盛京兵五百名前去黑龙江守城种地，开垦土地一千五百垧。由于屯田士兵中有许多不长于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康熙皇帝还特派官员前去指导，使其“耕种有法，禾稼大收”。南北运输线的沟通和黑龙江地区就地屯垦，很好地解决了武装反抗沙俄侵略的粮食供应问题，使武装收复雅克萨的斗争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为保证反侵略战争中情报传递的快捷、准确，康熙皇帝从二十二年起，就开始筹备建设驿站工作。

经过永戍、屯田、设立驿站等一系列艰苦努力，武装收复雅克萨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从二十四年起，康熙皇帝终于开始武力收复雅克萨。

两收雅克萨迫使沙俄求和

在武力收复雅克萨之前，康熙皇帝于二十二年七月，再次命理藩院正式照会俄国政府，指出：“前我朝派遣官员孟格德曾与你方约定，双方不能收纳逃人，并要你方归还我逃人根特木尔，但你方背弃前约，入我边地，扰害我达斡尔、索伦、费牙喀、奇勒尔等少数民族部众。我方忍无可忍，即命出师，永驻额苏里。你等若离我边界，还我逃人，则双方仍可和平相处，否则，我方亦可擒捉你方往来之人。”七月初，清军进驻额苏里后，即与沙俄侵略军发生武装冲突。

到康熙二十三年正月，黑龙江中下游及其支流上的俄国侵略据点已基本肃清。因此，康熙皇帝便把目光转向仍被沙俄侵略者侵占着的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据点——雅克萨和尼布楚。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康熙皇帝下令清军分批开赴雅克萨。黑龙江上江风浩荡，波涛汹涌，瑷珲城下旌旗飘舞，号角齐鸣。由满、蒙、汉、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各族组成的清朝大军，水陆齐发，直逼雅克萨。到五月二十二日，清军全部集结完毕。康熙皇帝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命令彭春在城西隔江的小岛上安营扎寨，建立指挥部，同时命令彭春，用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字致书雅克萨统领，令其撤出雅克萨，返回俄国本土，并提出以雅库次克为界的议和方案。但沙俄自恃巢穴坚固，拒不撤军，且出言不逊，要以武力相抗。康熙皇帝遂命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列营，准备武装攻取。沙俄得知消息，赶紧于二十四日晨从尼布楚派来援军，但被清军击溃，击毙俄军三十余人，余众仓皇而逃。二十四日夜，清军又将神威将军等火器移置于前，准备强攻。

二十五日黎明，收复雅克萨的战争终于打响。清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胡布诺等设立挡牌土垄，从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汉军提督刘兆奇在城北架设红衣大炮，向城内轰击；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慰乌沙、绿旗左都督何佑等率军用神威将军炮从东西两侧夹攻；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率水军屯于城东江面，防止敌人从水上逃遁。准备就绪后，清军四面合围，炮火齐发，雅克萨城内烈焰熊熊，毙伤俄军百余人。二十六日中午，清军堆积柴草，准备火烧雅克萨城，俄军惊慌失色，遂打出白旗，开城投降。收复雅克萨的消息经由驿站飞速传到古北口，外行在此的康熙皇帝得此消息，非常高兴，即传谕诸王大臣：“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占据之地离我朝发祥地甚近，如不速加剪除，边境之民必不得安宁。今蒙天恩，收复雅克萨，朕心甚为嘉悦。朕行仁政，素不嗜杀，可传谕将士，勿杀投降之人，使其还归故土，以示朕柔远之意。”圣旨传到雅克萨，清军即将俄军俘虏七百余人(包括少数妇女、儿童)，令其携带其武器和财产，送至额尔古纳河口，遣归尼布楚。对于不愿回国的巴什里等四十五人，康熙皇帝传谕将其安置于盛京。雅克萨城内被俄军掠去的索伦、达斡尔人质，也各自发回原地，与家人团聚。收复雅克萨的战斗，是我国军民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一场正义之战。在战斗中，虽然我方在武器装备上劣于敌人，但我方军民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康熙皇帝又吸取了前朝轻进的教训，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因此才取得了收复雅克萨战斗的胜利。

收复雅克萨之后，按照康熙皇帝意图，本应在黑龙江驻兵，在雅克萨设立哨所。而且在出征之前，康熙皇帝一再指出在雅克萨城设立哨所的重要性，指出：如不如此区划，纵克取雅克萨城，我方退兵之后，他们又会前来，仍旧是我方边境的大患。收复雅克萨后，康熙皇帝在六月十四日的谕旨中再次告诫百官：雅克萨虽已克取，防御绝不可疏忽。但彭春等人在收复雅克萨之后，并未按康熙皇帝旨意行事，而是将城堡一烧了之，雅克萨周围的庄稼未割，哨所未立，且不待命令即擅自撤兵回瑷珲、黑尔根等地。二十四年七月，俄军雅克萨头目托尔布津逃至尼布楚后，即与该地俄国督军弗拉索夫计议，率原班人马及增援人员、武器、物资，重新盘踞雅克萨，并重新筑城，挖掘壕沟，建设炮垒、粮库，并于二十五年到呼玛旧堡窜扰。康熙皇帝于二十五年二月得知沙俄重占雅克萨后，立即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盘踞，如不速行扑剿，则沙俄必积粮坚守，一旦其站稳脚跟，我们攻灭它就更加困难。”因此他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暂且停止迁移家口，速修战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即刻驰赴黑龙江域，并让其所率黑龙江兵二千人，担当第二次收复雅克萨的主力。四月底，又派副都统郎谈、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为避免重蹈第一次收复雅克萨后的覆辙，行前，康熙皇帝特别召见马喇，告诫他说：“你等此行，宜谨慎从事。出征之前要晓谕罗刹，让其速降。如果他们拒不悔悟，则我大兵尽诛之”。又说：“如果复得雅克萨城，即可命军士直逼尼布楚，但一定要在雅克萨驻兵，勿毁其城与田禾。”表示了我国政府再次收复雅克萨的决心。

五月上旬，萨布素、郎谈两路进兵，月底逼近雅克萨城。按照康熙皇帝旨意，萨布素首先命俄俘带信入城，让其迅速投降，如果俄军试图负隅顽抗，则我们绝不善罢甘休。当时盘踞雅克萨的俄军近千人，有火炮十三门，粮食也较充足，俄军便凭借其势，拒不投降。为防止俄军从尼布楚增援，清军于六月一日占据了黑龙江上游，遏制了俄军的增援之路。六月初四，清军开始攻城，经数日激战，歼灭敌人百余名，其中包括俄军头目托尔布津，沙俄侵略者见清军攻势强大，便仰仗其新筑之城比较坚固，撤回雅克萨城内固守，清军便于雅克萨城下，挖长壕、立土堑、筑炮垒，准备进行长期围困。时深秋已至，天气渐寒，康熙皇帝非常关心前方进展情况，遂于八月二十五日传谕萨布素，让其将船舰如何收藏，马匹粮草如何储备，一旦敌兵增援，如何扑剿等事，“详加筹划，密以奏闻”。萨布素遵旨上奏：“现已于雅克萨周围三面挖壕筑垒，并在壕外设置木桩鹿角，分批防御；又在城西江对岸，另设一军，遏制增兵沿江而来；船舰已备足，藏于离城六、七里处的上游港口，现已派军守护，并令其阻击尼布楚援军；军中马匹羸弱者，一半发往黑龙江，一半发往墨尔根，让驻扎在那里的盛京官兵负责喂养。”康熙皇帝得其奏报后，非常满意，只是担心盛京官兵不善喂马，贻误战机，遂改令由索伦总管和黑龙江官兵承担。

清兵长期围困，使盘踞在雅克萨的俄军遭受很大打击，城中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加上坏血病流行，死者无数。八百多名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余人，且大多患病，能站岗放哨的只有三十名士兵和十五名青少年，尼布楚俄军又无法增援，雅克萨实际已成指日可下的孤城。沙俄政府见我国收复失地坚决，雅克萨又大势已去，为避免上游尼布楚遭到冲击，迫不得已改变态度，转而求和。

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第二次雅克萨之战结束之后，中俄双方便开始了划定疆界的谈判。对于中俄边界问题，康熙皇帝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因此，在雅克萨之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他主动提出双方谈判、划定疆界。关于这一点，康熙皇帝说得很清楚： “朕唯念万邦之民皆无兵戎之忧，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因此，雅克萨撤兵之后，康熙皇帝就责成官员积极准备谈判事宜。而沙皇政府虽然迫于形势和压力接受了清政府谈判建议，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领土占有的欲望。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沙俄政府指派戈洛文为全权大使，率领官吏士兵一千九百余人前来中国进行谈判时，就明确指示戈洛文：在谈判中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即要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可以牛满河、精奇里河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此外，沙皇还赋予戈洛文广泛的权力，“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则戈洛文可调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出兵和中国作战。可见，沙俄政府派出使团谈判，并不意味着停止侵略，而仅仅是侵略策略和手段的调整。戈洛文使团的组成也恰恰说明这一点。当时戈洛文使团共有官员士兵一千九百余人，包括炮兵、火炮兵、骑兵等，都表明他们在要求达不到时仍准备采取武力的野心。康熙二十五年，戈洛文出使中国，次年春，得知康熙皇帝为促成两国谈判早日实现而主动撤军，便对和谈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企图策动我国喀尔喀蒙古臣服俄国，以加强在谈判桌上对清朝政府的压力，并因此在我国外蒙地区逗留达两年之久。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8月22日)，中俄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谈判过程中，戈洛文使团为夺取中国更多的领土，将他们过去制定的前三个方案，逐一抛出，漫天要价，并力图推卸战争责任，诬蔑中国是“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索额图根据康熙皇帝旨意，据理力争，严正指出：鄂嫩河、尼布楚均系我国所属茂明安等部落旧址，雅克萨也系我少数民族头人阿尔巴西故居，后被你等窃据。由于俄方不断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略，我国政府不得已才采取自卫行动，以武力收复雅克萨。你等俄军在乞降时，也曾许诺不再到雅克萨来，不再建城堡，不再寻衅扰乱。但你等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又二次侵占雅克萨。我国政府被迫再次还击，直至你等要求撤围、谈判。这怎么能说是我国挑起争端呢？戈洛文理屈词穷，进而提出要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场予以严辞拒绝。谈判呈破裂状态。戈洛文见第一个方案不能实现，于是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并要求中国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等地所受的“损失”。清朝使团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误认为俄国使团已经让步，又希望尽快能达成一个协议，因此，在第二天会谈中，我国使团就作出重大让步，表示愿以尼布楚和音果达河为界。这样就把康熙皇帝的最后划界方案一下子就摊了出来，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戈洛文听到中国政府肯于出让尼布楚，异常高兴，但为了获取更多利益，故意纠缠，拒绝中国使团的方案。清朝使团看到最后方案被拒绝，以为谈判破裂，自己已无话可说，便准备返回北京。戈洛文使团一面买通使团中担任译员的徐日升、张诚二人，劝说中国使团继续留在尼布楚，说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一面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迟迟不肯达成协议，中国使团为了早日达成协议，除让出尼布楚外，又作出了许多让步，七月十一，清朝使团提出在尼布楚以东让出七日路程之地，以石勒喀河至绰尔纳河为界，左侧属沙俄，右侧属中国；七月十二，清朝使团在黑龙江北岸再让出几十里，退至格尔必齐河为界；七月十三，清朝使团又提出在黑龙江北岸，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但沙俄仍不满足，坚持要以雅克萨建城之地划界，并坚持双方可在此共同渔猎。沙俄顽固的侵略政策，遭到清朝使团的严辞拒绝，谈判陷入僵局。正在这时，原喀尔喀蒙古所属布里亚特人、温科特人掀起了大规模的抗俄斗争，起义者达到两千人，许多受俄国奴役的喀尔喀部众，纷纷来到中国使团驻地，请求将他们带入中国境内，回到中国皇帝一边。俄国使团见势不妙，担心沙俄的殖民统治会全面崩溃，因此才被迫答应清朝政府的要求，双方终于在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清朝使团离开尼布楚，九月初六返回北京。索额图向康熙皇帝汇报了谈判情况，康熙皇帝对谈判成功表示满意，并决定在边界地区立碑，以垂永久。碑名为“大清国遣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刻《尼布楚条约》要点于其上。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五，康熙皇帝责成工部咨行黑龙江将军，在额尔古纳河口、格尔必齐河口立碑，碑由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之石二块制成，正面铭刻满文、蒙文、汉文，背面铭刻俄文、拉丁文，正式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

充实边防，加强边疆管理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皇帝又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充实边防力量，加强对边界地区的管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分别设将军，并在黑龙江的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伊倭齐等地新设管理机构，派兵驻防；另外，还在吉林的白都讷、三姓、珲春等地设官驻兵，目的就是要加强对边界地区的管理。康熙皇帝除了在东北地区继续编组“新满洲”外，还特地在黑龙江地区配备了大小战船一百二十艘，担当执行巡边和战斗任务；立定界碑之后，还定期派人巡视界碑情况。与此同时，康熙还进一步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康熙皇帝认为，要想使东北地区真正成为抗拒沙俄的军事基地，必须保证这一地区军需物资的供应，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发展当地生产。因此，康熙皇帝在决定永戍黑龙江时，就发出指示要军民屯田，这为清军收复雅克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皇帝仍然推行这一政策。经过长期努力，黑龙江驻军粮食达到完全自给，这一措施实际上也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另外，康熙皇帝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也加强了对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管理，发展了产品交换的市场，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都为东北地区的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三次亲征，削平准葛尔、蒙古之乱

康熙皇帝执政期间，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很严峻。一方面，沙俄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东侵，严重威胁着我国北部边疆的安宁；另一方面，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噶尔丹又乘机勾结沙俄叛乱，企图称霸全蒙古。在这种形势下，散处于我国北方的蒙古各部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巩固统一，加强蒙古各部与中央政权的联系，遏止沙俄进一步东侵和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康熙皇帝对蒙古各部采取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以把蒙古建成戍守祖国的坚强屏障，使之成为较长城更为坚固的防备力量。

决意旁征噶尔丹

元朝灭亡以后，蒙古退出长城以外，分裂为三大部，一部为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一部为漠北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一部为漠西蒙古，叫做厄鲁特蒙古。漠南、北蒙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漠西厄鲁特蒙古是瓦剌汗也先的后裔。明朝，瓦剌曾多次大举南侵，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御驾亲征，与瓦剌会战，于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大败瓦剌军，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被明军未退。清太宗时期，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亦遣使纳贡，厄鲁特蒙古远在漠西，只是形式上服从清朝而已。

厄尔特蒙古又分为四部，绰罗斯即准噶尔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部游牧予额尔齐斯河两岸；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其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噶尔丹篡夺了准噶尔的汗位以后，首先征服了厄鲁特蒙古其他三部，然后引兵逾天山南侵，击破回部据有南疆、科布多和青海，再向东侵略，欲吞并漠北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分为札萨克图、土谢图和车臣三部，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喀尔喀发生内讧，噶尔丹乘机攻入漠北蒙古，漠北蒙古被迫投入漠南蒙古，并向清政府请求保护。

玄烨命尚书阿尔尼发粮赈济，并暂借科尔沁草原安置喀尔喀牧民。噶尔丹遣使入贡，朝廷命其西归，将侵占的土地归还喀尔喀，噶尔丹却拒不从命。

此前，沙俄正在悄悄入侵蒙古，遭到喀尔喀蒙古的抵抗，因此，沙俄为了坐收渔翁之利，一直积极支持噶尔丹乔并喀尔喀蒙古，给予军火支持，使其气焰更为嚣张。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引兵数万，以追击喀尔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名义，越过呼伦池，逼进内蒙古，尚书阿尔尼率内蒙古兵迎战失利，噶尔丹乘势深入到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京师为之震动，一时物价腾贵，人心惶惶。玄烨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和谈，大将军费扬古坚决主张出兵抵御。他说：“噶尔丹狼子野心，既入犯，其志不在小，讲和恐难如所欲，惟有痛剿才是上策。”费扬古，满洲正自旗人，出身贵族，平定三藩之乱时期，转战江西、湖南，升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玄烨说：“费扬古之见与朕不谋而合，朕决意亲征。”

玄烨已经有了教训：当年不与吴三桂谈和；与台湾郑氏谈判多年而不能和，最终还是武力解决；与俄罗斯不打则不能谈和。这些教训都说明一个道理，在对手还十分强大的时候，若以谈判求和平，是没有指望的，谈判必须以战胜对手为前提，不经过真正的较量，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并且，当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噶尔丹将漠北喀尔喀蒙古的领土侵占，喀尔喀蒙古暂借漠南蒙古游牧，天长日久若不归复故地，又如何生存？留下的后遗症将永远困扰着国家，和平安定根本没有基础，故此不打是不行的。

于是，玄烨下诏亲征，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同皇子允提为左翼，出长城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同简亲王雅布，出长城喜峰口，为右翼，又另调盛京、吉林及科尔沁兵助战，玄烨随后亲自出长城督师。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初，裕亲王福全在乌兰布通与准噶尔军接战。噶尔丹率骑兵数万陈于山下，依山阻水，以骆驼万匹，缚足卧地，又加箱子行理为城垛，盖上湿毡做为壁垒，号称“驼城”，蒙古噶尔丹叛军依垛隙发铳抵御清军，清军隔河列阵，因为从没见过此种阵势，颇有些胆怯，一时无从下手，国舅佟国纲反复审视敌阵，然后说：“驼城可破矣。”他命令清军以大炮轰击“驼城”，自中午一直打到黄昏，直打得天昏地暗，骆驼终于受不住惊吓，四散奔逃，“驼城”自毁，清军步兵争先陷阵，佟国纲率骑兵纵马挥刀从侧翼横击之，把叛军打得大败，不幸，佟国纲却壮烈阵亡了。

噶尔丹急忙派喇嘛递上谢罪书乞求停战议和，天色已晚，福全遂下令收兵，同时又将战况飞报玄烨，玄烨当即命令：追击叛军，活捉噶尔丹。此时，噶尔丹早已趁着夜色昏暗之机逃遁而去，清军扑空，玄烨切责诸王坐失战机。

噶尔丹向北狂逃，仅有数千人生还，残兵多于半途饥疲而亡。这时，玄烨忽然生病，于是下令班师。

对于穷凶极恶的敌人的乞降，是不应该轻易相信的，既然战争已经胜利了，就应活捉噶尔丹，岂能功亏一篑？可见福全不善于从全盘考虑问题，有厌战心理。

噶尔丹不死，问题就没有解决，他还可能卷土重来。虽然准噶尔军受到重创，但是，元气未伤，野心不死。准噶尔蒙古是一个十分好战的民族，生产力低下，社会组织不健全，它还不可能理解和运用商品经济的手段来取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它总是以侵夺的手段来取得基本的生存物资。可以说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内部打完，再向外打，永无宁日，直至灭亡。后来它终于在战争和瘟疫之中毁灭，今天人们在地图上只能找到准噶尔这个地名，这个部落已经没有了。面对这样一个敌人，玄烨怎么能放心？

再次亲征，临危不惧使敌遁

乌兰布通一战，噶尔丹虽然战败，但兵力还有数万，他纠合残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同时，再向沙俄求援，得到大批军火，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又率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踞巴颜乌兰。

玄烨早料定噶尔丹必来寻衅，故对边防格外重视，连续几年，年年出塞巡边。命侍卫大臣费扬古为安北将军，总管归化(今呼和浩特)城兵马。

噶尔丹引诱内蒙科尔沁亲王作内应，拉其叛清而归准噶尔，科尔沁亲王据实奏闻，玄烨将计就计，命科尔沁亲王复书噶尔丹，诈许作内应，诱其前来。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玄烨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帅东三省军出东路，遏敌前锋；命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会同甘肃提督孙思克引陕、甘、宁兵力出西路，断敌归路，而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独石口趋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留太子守京师。

沿途大雨，每到营地，玄烨必须等到士兵扎好帐篷都住进去了，才进帐休息，宁可在雨中淋着，也不首先进帐，士兵很受感动，士气高涨。走了七十余日，兵马劳顿，将近敌境时，前方传来噶尔丹借来俄罗斯兵六万的消息，这是狡猾的噶尔丹在致科尔沁亲王的信中透露出来的，目的是恐吓清军。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力清皇上回銮。玄烨大怒，说：“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师北伐，不战而还，何以告天下？”喝退伊桑阿，命令大军继续前进，直达克鲁伦河。

皇帝临危不惧，其御驾亲征才有意义，一遇强敌就回銮，又何必亲自出征？玄烨不愧是英明天子，胆略不凡。

玄烨派人给噶尔丹送信，命其投降。噶尔丹不相信皇帝会再次亲自出征，他登上山顶遥望，见对面河岸，黄幄龙纛，军幔环城，四外周布栏栅，将士各个威武，军容如山，不由大惊失色，当夜便拔营逃遁了。

第二天，清朝中路大军渡河追击叛军，已是不及。玄烨下令回师，又命内大臣明珠，把中路粮草分运西路，接济费扬古军。

噶尔丹逃窜至昭莫多(蒙古语大树林之意)，其地在肯特山之南，汗山之东，土拉河之北，地势平旷，山林丛杂，自古以来即为漠北之战场。费扬古早已在此设下埋伏，以逸待劳。他先派出四百清兵引诱敌军，清军下马步战，且战且退，将噶尔丹引入包围圈中。费扬古与孙思克率部分清军据小山顶伏击敌军，大同总官兵康调元率另一支清军就西面沿河布阵。

噶尔丹叛军力争山项，攻势极猛，敌骑冒着清军的枪炮，汹涌驰突，冲至阵前，为鹿砦所阻，噶尔丹乃依东崖作屏障督战，叛军举铳上击，清军铳弩齐下。声震林木，自午至暮打得血肉横飞，叛军仍鏖战不退。

费扬古遥望敌阵后部人马不动，察知为妇女驼畜所在，于是，他立即命令沿河伏骑分为两队，一队横冲入阵，一队袭击其辎重，噶尔丹腹背受敌，终于溃败，噶尔丹之妃可敦阿努，身披铜甲，腰佩弓矢骑异兽冲杀，凶猛非常，她手下有数百悍兵，也是勇猛善战，被清军居高临下以枪炮乱轰，将其击毙。噶尔丹叛军仓皇北窜。

费扬古挥师向北穷追赶三十里，斩首数千级，收降三千人，获得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数。噶尔丹仅以数十骑逃遁。

玄烨得到捷报大悦，慰劳有加，命费扬古留守漠北，亲自撰文铭功勒石于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山，然后班师还京。

削平内乱，三征葛尔丹

玄烨深知，噶尔丹不除，西北边疆永无安定之日，决意再次亲征，务必歼灭噶尔丹叛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玄烨再次亲征，这之前，噶尔丹遣使乞和，玄烨命噶尔丹亲自来降，限70日内来投，噶尔丹拒不奉命。

玄烨率大军渡黄河，驻宁夏，命内大臣马思哈、将军萨布素，会同费扬古大举深入，并命策妄阿布坦(噶尔丹之侄)助剿。噶尔丹已不知所措，欲奔西藏，但道路早被清军断绝，噶尔丹派其子塞卜腾巴珠到回部借粮，被回人拘留，囚献清军，噶尔丹又欲北投沙俄，沙俄不欢迎他，因为他已失去利用价值，他那五、六百残兵败将纷纷投降清军，作了向导来抓噶尔丹，绝望之中的噶尔丹只好服毒自尽了。

策妄阿布坦得到噶尔丹的尸体，献给清军，玄烨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札萨克图、车臣三部回归漠北游牧，然后，勒铭于狼居胥山纪功。五月，班师还京。

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至此，被清政府平定。

玄烨为什么不辞劳苦，连连御驾亲征，而不单独派大将出征？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诸王和大臣都希望与噶尔丹和谈，第一次战役胜利，裕亲王福全就放跑了噶尔丹，说明他们与玄烨的认识不统一，行动上就协调不周，为了表示战胜敌人的决心和鼓舞士气，玄烨不得不如此，常言说：“居安思危。”何况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明朝皇帝对边患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只图眼前安逸，使边境战争拖廷数十年而不胜，最终失去了江山社稷，就是极惨痛的教训，玄烨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准问题后就及时解决，决不拖延。

6 奖励农耕，扶持工商，发展经济

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清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为了恢复残破已极的社会经济，首先实行了重农恤商的政策，奖励农耕，整顿赋役，扶持工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农、工、商业都渡过了几十年来的低谷，而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重农思想到重农措施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治国思想。通过对历代王朝兴衰治乱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前史之乱率起于饥”。因而，“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而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咸丰亨豫大之体”。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统治巩固，样样都离不开农业。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康熙皇帝形成了自己的重农思想。

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就采取各种措施，奖励农耕，恢复和发展残破的社会经济。康熙皇帝奖励农耕的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藩产变价，无偿给予耕种农民。清朝建立后，这些废藩田产的所有权转归国家，垦种者按藩产租额缴租，同时要按民田额赋纳粮，负担沉重，积极性不高，垦种效果也不好。为此，早在四辅政时期，清政府即陆续将部分地区废藩田产的“加增额赋”或“增租”蠲除。但因藩产名义犹存，一切蠲免只是临时性的，所以不仅未开垦者仍然无人问津，即使已经开垦者也有被撂荒的。康熙七年十月，清朝政府又被迫下令革除“废藩名色”，改变废藩田产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然而清政府在推行这一规定时又留了一个大大的尾巴，下令农民必须用钱购买那些已归农民所有的废藩田产。当时，广大农民极其贫困，国家正项钱粮都难以缴纳，哪里还能有钱来购买田地？因此，藩产变价的措施受到了人民的激烈反对。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康熙皇帝决定撤销藩产变价的命令，把土地无偿分给耕种之人。

这彻底肯定了明末农民战争后广大农民夺得一部分土地所造成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新现实。这种奉旨免其变价、改入民户的废藩田产，就是为后人称道的“更名田”。“更名田”的实行，鼓励了农民继续垦荒和耕种，也培养了一大批自耕农，对于当时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采取各种措施，奖励荒地开垦。连年的战争，使大量的土地撂荒，无人耕种。显然，垦荒已是发展社会经济、保障人民生活、进而稳定封建统治的急务。康熙皇帝认识到了垦荒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提倡和鼓励。首先是官贷牛、种。其次是放宽起科年限。

朝廷既不急于起科增赋，人民垦荒的积极性自然高涨。康熙时期与顺治时期相比，垦荒有了较大的进展。再次是奖励地主乡绅及在职官员进行招垦。面对土地抛荒、流民四布而封建国家又一时财政紧张的现实，顺治年间采取了奖励地主乡绅及在职官员进行招垦的措施，即利用地主、官员们在地方上拥有的实力，鼓励他们招民垦荒，而由国家给以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然后国家再从他们的地租剥削中征取一部分作为赋税。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继续采取这一措施。

对于那些虚报垦荒成绩以图幸进的地方官员，康熙皇帝也制定出详细而严格的措施，从而保证垦荒的正常进行。

第三，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在大力提倡内地垦荒的同时，对于边疆的开发，康熙皇帝也十分重视，在他的关心下，康熙前期，结合抗击沙俄、保护东北边疆，在黑龙江南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屯田活动。

康熙后期，随着噶尔丹叛乱的平定，西北边疆各地的屯田活动也次第开展。为了提高边疆地区垦荒效果，康熙皇帝还特别强调因地制宜。

第四，提倡和推广优良品种。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康熙皇帝对御稻种的培育、提倡和推广。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在宫内的丰泽园(今中南海内)开垦出水田数畦，种上玉田产的稻种，每年九月成熟收割。某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皇帝又照例来到地边视察苗情。其时，水稻刚长出穗子。忽然，他发现众株之中有一棵稻杆高出许多，稻穗也已成熟。康熙皇帝很是惊奇，便将其收藏作种子。次年试种，果然又在六月成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终于用“一穗传”的方法培育出早熟新稻种。因其生于禁苑之田，故称之为“御稻米”。“御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由于生长期短，所以适于北方栽种，南方则可一年两熟。康熙五十三年，康熙皇帝首先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令推广，同时试种双季连作。两年以后，御稻种又迅速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两淮及江西等地，结果获得成功，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在北方，康熙皇帝推广御稻种，也取得了满意效果。

重视恢复工商业的发展

在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对于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康熙皇帝也十分重视。

康熙皇帝即位之际，由于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工商业同样是个烂摊子。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提出了“利商便民”、“恤商”的口号，并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废除匠籍。所谓匠籍，就是封建政府为手工业者专立的户籍。元朝把手工业者编为“匠籍”，使之沦为工奴，子孙世承其业。明朝时期，手工业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籍的工匠按国家规定每年定期服役外，可以独立经营自己的手工业，产品也可自由出售。明朝中期以后，匠籍制度又加以改革。嘉靖八年，明朝政府下令匠户向政府交纳班匠银，取消工匠轮班服役的制度。清初，匠籍混乱，政府无法按籍征收班匠银。因此，顺治二年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但至顺治十五年全国即将统一之际，清朝政府又下令恢复班匠银。康熙皇帝即位以后，面对全国各地匠户逃散、匠籍名存实亡、班匠银无法征收的现实，毅然决定将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征收。令下之后，各地陆续将班匠银摊入地赋中征收，匠籍也就随之废除。废除匠籍表明手工业者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

第二，禁止官吏苛索商人。封建官吏为了一己之私，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工商业者肆行勒索，从而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为此，康熙皇帝陆续颁布了一些法令，保护工商业者免受不法官吏的盘剥，对违反法令的官吏则加以惩治。他勒石于桥，禁关津口岸杂税；取消官吏征税溢额加级的规定，令税课照常额征收；禁止官吏扰害行户，并以之作为整饬吏治的一条标准；禁止官吏封借商船运兵作战，而允许漕船捎带商人货物；停止各地的房号银；官吏扰害商人者，允许商人首告，提倡官吏互相参劾。官吏扰害工商业者而被治罪的例子在康熙朝有不少，如康熙六年有安徽滁州全椒县知县因克扣铺户(杂货铺、布铺、酒铺、猪肉铺)银五十九两零七分而被发配宁古塔，康熙四十二年，山西河东盐院承差景仕诈害商民被参革职，还有恭顺侯吴维华因请征房号银而被下刑部议罪。

第三，一定程度上取消贸易和生产限制。封建社会里，一向官营的盐、茶，康熙皇帝也允许一定数量的私贩煎煮，以至于当时盐、茶私贩“千百成群，公然开店”；云贵等省，康熙皇帝还允许商人贩卖铅、硝、硫磺；统一台湾以后，他甚至允许商人带火药、兵器出洋。康熙皇帝——定程度上取消贸易和生产限制的措施，在其开海和开矿政策中有更明显的体现。对此，另有专节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此外，在纺织业方面，康熙皇帝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百张以上织机的禁令，同意有力者“畅所欲为”，自由地扩大生产规模，等等。

第四，统一度量衡。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下令统一制钱的重量，规定每钱约重一钱，每钱一串值银一两；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宣布废盛京金石、金斗、关东斗，规定各省一律改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康熙五十八年，他还下令秤以十六两为一斤，升以十三号砝码为准。这种度量衡的统一规划，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全国商业的繁荣。康熙制钱，南起云、贵，北至喀尔喀蒙古、黑龙江两岸，皆畅通无阻。内河上下，商贾船行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