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灵魂
“快醒醒!”有人使劲摇晃我。
我醒过来,发现巴里诺夫站在我的面前。这时已经是夜晚,天空中悬起一轮橙色的圆月。
“你怎么还睡着了?洛马斯正急着找你呢!”
我站起来和他一起往回赶,巴里诺夫一边走一边嘟囔着:“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找个地方睡觉呢?你要知道,今天你把某些人得罪了。万一有人不小心或者故意在你头上砸一块石头,你就完了!”
河岸上的灌木林里,有个人在悄悄地忙活着,树枝微微摆动。
“找着了吗?”米贡那宏亮的声音从灌木丛中传出来。
“找着了。”巴里诺夫回答。
我们又向前走了十来步,巴里诺夫叹了一口气,低声说:“米贡又开始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了,看来他的日子不太好过啊。”
我和巴里诺夫回到小饭馆,洛马斯一见到我就动了气:“您到处闲逛,不怕人借机暗害您吗?”
后来,大家都散去了,我和洛马斯开始交谈。
他低声说:“藩可夫的意思是把您留下来,他可以重开一个杂货铺。但是我不支持您这样做!我已经把剩下的货物全都卖给他了。我打算去维亚特卡,等我站稳脚,就给您写信,您愿意去那里吗?”
“我考虑一下吧。”我说。
“那你就好好考虑一下吧。”他躺在地板上,辗转了几回就不出声了。
“您是不是生农民的气了?”过了一会儿,洛马斯迷迷糊糊地问道,“千万不要和他们生气。他们只是愚蠢,而愚蠢有时表现出来的就是凶狠。”
我听着他的话,依然不能改变自己对村民的认识。那一张张丑陋的嘴脸一直在我面前浮现。当时的我还不擅长忘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我有时也觉得奇怪,农民们在平常都是一些既单纯又善良的人,你不难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绽放笑容。可是一旦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人的美德就奇怪地消失了。这种时候,他们会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小事大打出手。
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乡村生活。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群反复无常(无常:变化不定。形容经常变化,变动不定。)的村民。
我和洛马斯分手那天,我向洛马斯道出了心中的苦闷。
“你的结论缺乏依据,不能以偏概全(以:用;偏:片面;概:概括;全:全部。用片面的观点看待整体问题。)!”他说。
洛马斯极有耐心地开导我很长时间,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要急着下结论去责备他人。我希望您能全盘考虑。请您别忘了:任何事情都是逐渐发展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产生好的变化的。”洛马斯劝说我。
“可是这种变化说不定要等多少年!”
“既然您不肯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劝您四处走走,亲身去体验一下,千万不要垂头丧气。”他说。
“哎,好朋友,再见了。”这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距他说完这句话十几年以后,我们才再次见面。他因为主张民权被判了十年流放,那时他刚刚获释。
洛马斯离开后,我的心异常沉重,觉得自己失去了依靠。后来我和巴里诺夫搭伙给村里的富农打工。白天我们打谷子,挖土豆,收拾果园,晚上一起回巴里诺夫的澡堂里睡觉。
“马克西姆,你现在过得不开心,我也和你一样,”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巴里诺夫对我说,“咱们出去闯闯,明天去海上吧,怎么样?”巴里诺夫不是头一回提到出海的事了,他这阵子也是忧心忡忡的。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真让人怜惜。
大雨抽打着澡堂的窗户,绵绵不断的雨水冲刷着澡堂的屋角。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场暴雨了,不时有惨白的闪电划过天际。
巴里诺夫轻声问道:“咱们明天就出发吧?”
我同意了。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乘坐一艘驳船,航行在伏尔加河上。时至秋夜,我觉得水黑河宽。乌云笼罩着河面,使得黑暗更加彻底,我们仿佛是在驶向不可预知的神秘地点。
我和巴里诺夫坐在驳船船尾的舵盘旁边,掌舵的舵手是一个头发乱蓬蓬的怪物。他身穿破皮衣,头戴羊皮帽,像尊雕塑般屹然不动。
“请问,您贵姓呀?”我问道。
“你问这干吗?”他无礼地回了我一句。
舵手看上去就像只狗熊,我们刚出发时,我就见到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事物的真相,也用来比喻人的本来面目。):他的脸上有一层毛,眼睛特别小,可是他的身材特别高大。轮船起锚时,舵手一本正经地望了望落日,嘟囔着:“上帝保佑。”
这艘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木箱,准备运往波斯。巴里诺夫用脚踢了踢木箱,又使劲儿嗅了嗅,思考了片刻,说:“嗯,这里面保准是步枪……”舵手听见他的话,冲着他的小肚子擂了一拳,怒气冲冲地喊:“这关你什么事!你是不是想挨揍了?”
舵手如此对我们,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两个穷光蛋买不起轮船的票,只好请求人家让我们坐上这只驳船。船上的人都把我们当乞丐看,让我们和水手一起“值班”。
巴里诺夫受了委屈,怨声怨气地对我说:“我看你们还主张什么民权呢!什么是民权(指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啊?有能耐的人就能欺负别人!”
驳船隐没在黑暗之中,只有桅灯照亮的桅尖有一些光亮。那个凶神恶煞的舵手一言不发。水手总是吩咐我给舵手做助手。每次拐弯时,舵手就硬气地说:“嗳,稳点儿!”我急忙全神贯注,转动舵柄。
“行了。”
舵手就会说这么两句话。我每次试图与他讲话,都失败了。舵手以不变应万变,每次我问他问题,他就会反问我说:“你问这个干吗?”
船行驶到卡玛河和伏尔加河交汇处时,舵手遥望北方,喃喃自语:“混蛋。”
“混蛋是谁?”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
这时,远处的犬吠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提醒人们还有一些生命没有被黑暗吞噬。
“那里的狗都很凶恶。”舵手突然开口说。
“你说哪儿呀?”我问道。
“沃洛格达。我们那儿的狗凶恶极了……”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他问我:“你的同伴是你叔叔吧?他可真笨,我的叔叔可比他精明。他现在拥有一个码头,还开着一家饭馆。”
舵手说完上面的几句话,就用他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凝视船上的桅灯。
“稳住……你懂点文化吧?你知道法律是谁定的吗?”他问我。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嘟囔说:“关于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有的人说是沙皇定的,有的人说是大主教定的,也有的人说是元老院(欧洲历史上某些国家权利机关、咨询机关或监察机关的名称。这里的元老院是当时俄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定的。
“我要知道法律是谁定的,我就去央求他:法律还是定得更严格些才好,哪怕是禁止发言!
“法律如果不严格,我就会触犯它。我可没办法不去触犯它啊!”
过了一会儿,苍白微弱的光线费力地透过乌云,宣告第二天黎明的到来。隐没在黑暗之中的景物依稀可见,河岸上的树林、农舍和农民的身影构成一幅画风颓废的风景画。
我与舵手刚和人接班,我就急不可耐地躲到帆布篷里睡觉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被急促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吵醒了。我探出头,发现三个水手围着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舵手,将他按压在舱壁上,用音量不一的声音喊叫着:“彼得鲁,别这样!”
“上帝保佑你,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算了吧!”彼得鲁双手交叉抱着头,一只脚下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他粗声粗气地哀求着:“别管我了!让我走吧,不然我会犯罪的!”
看上去,舵手已经做好了跳船离开的准备,光着脚丫,穿着短裤。他的脑门全让头发遮住了,那双小眼睛里充着血丝。他企求地望着几个水手。
“你会淹死的!”
“兄弟们,让我走吧!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杀了我叔叔!”
他分开双臂跪在甲板上,双手贴着船板,像个受难的耶稣。他一遍又一遍地央求着:“让我走吧!”
彼得鲁那深沉得奇特的声音里,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他伸展双臂,跪伏在甲板上,水手们很受震动,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彼得鲁站起身,说:“这就对了,谢谢你们了!”然后他就奔向船舷,用极为娴熟优美的动作跳入了水中。
我奔向船舷,目视远方,只见彼得鲁头顶大包袱,像戴了一顶大帽子,奋力向着河岸游去。岸边的树落叶飞舞,像是欢迎他的到来。
水手们说:“他终于战胜了自己!”
“他是不是发疯了?”我问道。
“怎么会是发疯呢?不,他是在拯救自己的灵魂啊!”彼得鲁游到了水浅的地方,在水位齐胸的位置站稳,回头挥动包袱向水手们打招呼。
水手们叫喊道:“再见了!再见了!”
我对彼得鲁的行动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水手乐于解开我的疑惑,告诉我:“彼得鲁的叔叔欺辱彼得鲁,霸占了他的全部财产。彼得鲁发誓要杀掉他叔叔,可是事到临头,又心软了。为了不至于犯罪,他强迫自己离开了。
“彼得鲁看上去像个猛兽,心地却很善良,他真是个好人……”
这时,彼得鲁已经登上岸,消失在树林中了。
因为这个突发事件,我和水手们攀上了话,发现他们大多是我的同乡。就这样,我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到了黄昏时分,我已经和水手们打成一片了。
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我发现水手们对待我又像最初那样冷漠无情。我马上猜到,这种局面肯定是多嘴的巴里诺夫造成的。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我问巴里诺夫。
巴里诺夫不好意思地说:“我把我们的事告诉给水手们了。”
“你真是的!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乱讲的!”
“我开始没想讲,只是实在太无聊了,就想解解闷……”经过我深究细问,我终于弄清楚巴里诺夫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和洛马斯像海盗一样凶残,敢抡着斧子和农民拼杀。
我知道,生巴里诺夫的气是毫无意义的。他是个幻想主义者,生活无法束缚他。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找活干,走累了在山沟口的田地里休息。巴里诺夫满怀信心地开导我:“真理得靠自己选择,你知道吗?兄弟,这是个冷酷的世界!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凶恶,上街听到的都是谎言。你会感到无奈,可是现实就是如此!去哪里寻找善良人呢?这需要想象。充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吧!”
因为巴里诺夫的过失,我们等到船靠岸就被赶下了船。水手们说:“我们不是一路人!你们还是另谋生路去吧!”
上了岸,我们数了数身上的钱,发现两个人浑身上下只有37戈比了。这笔钱刚好够吃顿饭的,于是我们就去了饭馆。
“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在饭馆里,我焦急地问道。
“什么‘怎么打算的’,当然是继续向前了!”巴里诺夫坚定不移地说。
我们冒险乘客轮偷渡到撒玛拉。在那里,我们受雇在驳船上帮闲。七天后,我们航行到了里海海岸。那里有个卡班库尔——巴伊渔场,我们在一个渔民合作社里找到了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