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里柯夫和他的图书室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夫。他的杂货铺在一条偏僻街道的尽头，杂货铺附近堆满了垃圾。

捷里柯夫有点残疾，他的一只手臂因为麻痹症而不能使用。他长着银灰色的胡须和一双精明的眼睛，待人很温和。他拥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会到这个图书室借书。

捷里柯夫的杂货铺是一所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店铺里有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采光不好，室内的光源依靠一扇向天井打开的窗户，由外到内透过几丝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走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隐蔽着一个贮藏室，这就是安德烈的秘密图书室。这个图书室里的一些书籍是手抄版的，显然都是禁书。它们长时间被人翻阅，连书页都卷起来了。

我第一次到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招待客人。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那扇门向我点头示意，我走了进去，发现昏暗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老头，他正在虔诚地祈祷。看着他，我觉得很别扭，因为人们常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自称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称。），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仰上帝的。

那个老头祷告完，就用手捋齐自己的苍苍白发和长须，仔细地端详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谁？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您是个乔装打扮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大学生要乔装打扮呢？”我问他。

老头小声回答：“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边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到喊声：“原来他就长这个样子啊！”

说话的是靠在厨房门框上的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她的头发是浅黄色的，剪得很短，她那苍白的脸上闪耀着一双漂亮的蓝眼睛，整个人看上去很像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您为什么这样惊讶呢？难道我很可怕吗？”女孩用细微颤抖的声音说，同时用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向我靠近，好像脚底下踩着一根绳子。她颤抖着身子，好像脚底下扎进了千万根针似的。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觉得莫名的恐慌和凄凉。在这个房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女孩找到一把椅子，坐在上面，身体依然在颤抖，我担心椅子会突然从她身体下面飞走。这个女孩坦率地告诉我，她最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在这之前，她因为手脚麻痹已经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了。

“我的神经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女孩微笑着解释说。

我记得当时她似乎希望用别的原因解释自己的病症，我觉得一个女孩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只得了神经方面的病，听起来未免太简单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的圣像前燃着一盏神灯，神灯铜吊链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使这个房间显得更加怪异了。

“别人对我说过许多关于您的事，我早就想知道您长什么样子了。”女孩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的声音一样细弱。

我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她用一双蓝眼睛仔细打量我，仿佛可以穿透一切。我默默无语，只是看着墙上挂的达尔文（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加里波第（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和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的马志尼）。）等人的画像出神。

这时，从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他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小伙子瞪着眼睛，用惊讶的语气高呼：“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快走吧！”

他说完话就去了厨房。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女孩对我说，“我本来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倒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难道是个内向的人吗？”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他把自己的残手插在胸前，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得乱糟糟的，接着便问我要找什么工作。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她用她那一双碧绿色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玛丽亚，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你该回去了。”

就这样，玛丽亚被那个女孩带走了。

我心想：“怎么能用成年女人的名字称呼一位少女呢？听起来真刺耳！”

我从杂货铺出来了，觉得捷里柯夫一家人挺奇怪，但这并不妨碍我在第二天晚上又去那个怪房间里探密。我很想了解捷里柯夫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家和我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名叫斯捷潘·伊凡诺维奇，他的皮肤很白，白得几近透明。伊凡诺维奇坐在屋角向四周环视的时候，会翕动着嘴唇，仿佛在请求：“请不要打扰我！”

伊凡诺维奇终日提心吊胆，总是担心有什么大祸降临。他的忧虑总是让人一眼就能看穿。

捷里柯夫经常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沾满了油污和结成痂的面粉。他面对我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而被原谅的淘气孩子，羞愧地微笑着，侧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捷里柯夫的二弟阿列克谢在杂货铺给他帮忙，这是个又懒又粗鲁的小伙子。捷里柯夫的三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时住在宿舍，逢节假日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很会打扮，头发总是梳得平平整整的，看上去像个公务人员。捷里柯夫的妹妹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平时不怎么下来。她一下来我就会感觉不自在，像被绳子捆住了一样。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一个和房东同居的女人来料理。她又瘦又高，面容僵硬，长着一双修女似的严厉的眼睛。她的女儿叫娜斯佳，长着一头红发，经常到杂货铺转悠。

这个家的主人表面上是捷里柯夫，实际上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大学生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生问题。每当听到什么新消息，他们就在夜晚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聚集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里，热烈地议论时事。他们经常带来厚厚的书本，用手指头指点着书上的文字，各说各的。我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们说的是空话，真理早就被他们的大话扫荡得无影无踪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那些抱着经文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生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便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论冲淡了，也没有被淹没掉。他们所想解决的，也正是我想解决的。老实说，听他们讲话，我受益匪浅（匪：通“非”。指收获不小，有很大的收获，一般指意识形态方面的收获。）。

大学生们很看重我，把我当成一块好材料加以培养。“这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他们彼此经常这样来介绍我，语气里还带着油然而生的自豪。其实，我只是个自力更生的孤儿，不值得大学生这样推崇，可他们偏偏说我有积极实践真理的觉悟。

大学生们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认为作者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忽略了那些有本事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变得严肃了起来，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的问题。

“你得先信仰一种真理，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个大学生是个书痴，经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在街上行走而不小心撞到行人。他患伤寒病时躺在床上还在不停地发表言论。这个大学生除了读书以外别无所求，当他自认为自身内心的矛盾和谐统一的时候，就会十分高兴。十年以后，他患肺结核而死，死之前还在研究真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葬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我就不胜敬佩。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有数十人，他们之中甚至有一个日本人。他叫佐藤·潘捷雷蒙，是神学院的学生。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身材魁梧、胡子浓密，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坐在角落里吸着烟斗，用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得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经他这么一看，心里有些发虚。大家都叫他“霍霍尔”，但这里除了捷里柯夫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个流放犯，从流放地回来没多久。

大学生们通常把人民看得很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从来都没见过集美德与智慧于一身的人民。我觉得，正是这些大学生才真正体现了美好的思想，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了博爱和自由的精神。博爱思想是我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可是现在，大学生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言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描写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予我很大的启迪。我觉得只有热爱人民，才会激发出人民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不再处处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捷里柯夫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那些相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祷告似的，在这些人当中转来转去，从不掩盖自己对读书人聪明才智的钦佩之情。他经常将残手插入怀中，面带微笑，用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他们说得多么有道理啊！”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每当他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捷里柯夫就会惊讶地闭上眼睛，嘟嘟囔囔地说：“真是一派胡言！”

捷里柯夫和我一样欣赏大学生们，可是大学生们对待他却很无礼，就像老爷对待奴仆或者对待酒店的侍从那样随便吆喝，可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送走客人后，经常留我在他那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就躺在地板上的毛毯上，在微弱的灯光的照射下，畅所欲言，喋喋不休（言语烦琐；说话没完没了。）。捷里柯夫带着教徒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如果以后出现成百上千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好的！”

安德烈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头发的姑娘娜斯佳。安德烈在大家面前故意对娜斯佳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甚至和她说话时都很冷漠。然而娜斯佳转身离去时，捷里柯夫就会用爱慕的目光为她送行。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捷里柯夫就显得特别腼腆，说话时带着困窘的笑容，同时用一只手捋着稀软的胡须。

捷里柯夫的妹妹玛丽亚经常站在角落里认真地听人们辩论。她神情严肃，紧紧地绷着脸，瞪着大眼睛。听到高兴处，玛丽亚便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似的。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大学生总是围着玛丽亚转来转去，装出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且不忘皱一下眉头。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