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冲击

去面包作坊做学徒

秋天来了，我不能到处打零工（短工。），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了。前一段时间，我被眼前发生的新鲜事迷住了。我几乎不怎么工作，光靠别人养活，这可不太体面。于是，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打工。

这段时间的生活虽然很艰难，却很有意义，后来我把自己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我觉得肉体的痛苦远没有精神的痛苦大：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我就与外界隔绝了，我和知识分子之间仿佛隔了一道高墙。没有一个大学生过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见他们。如果碰到了休息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和作坊里的同伴们待在一起，根本没有时间去安德烈的杂货铺。

一开始，有些同伴把我当成了开心果，他们愿意听我讲有趣的故事。我记不清给他们讲了些什么，但大体上都是一些励志故事。我想借此激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的时候，我讲得很成功，看到他们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高兴的表情，我就很有成就感。我心想：“我成熟了——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不过，我也有自卑的一面：有时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以至于无法回答同伴们提出的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一碰到这种事，我就感觉自己像一只虫子，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

我的同伴们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他们有点空闲就去酒馆借酒消愁，或者找女人寻欢作乐。

我的同伴不止一次邀请我，让我和他们一样放纵，为此我感到不满。他们也看出了这一点，不再难为我。阿尔乔姆带着冷笑说：“你像个教会的人，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那些浪荡女子从我的同伴们口中知道了我的故事，认为我很奇怪，看到我就嘲笑我，说我太拘谨。这一群女人的头儿是一个名叫捷罗莎·布鲁塔的中年女子，她戏谑（用有趣的引人发笑的话开玩笑。）地说：“这个小伙子看不上咱们，一定是有情人了，是不是？”

捷罗莎有酗酒的习惯，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但她沉稳、乐观、体贴人的性格让我十分佩服。

“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爱胡闹，”她说，“他们每次找姑娘，都会想花样折磨她们，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呀？”

“怎么会呢？”我表示质疑。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语气很平和，但在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在场的人们听完捷罗莎说的话，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不停地诅咒着大学生。我以为捷罗莎在有意诽谤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她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是希望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你说的是好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都是教会收养的孤儿，你见过让人钦佩的孤儿吗？肯定没有，他们都是无情无义的！”

我的同伴们听了她说的话，讽刺地说：“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他们经常像鸟一样聚集在某个肮脏的角落，极为荒唐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的轶闻趣事，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供他们逍遥的场所就是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

在面包坊里，只要我一说有人在无私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就会有人提出质疑：“姑娘们可不这么认为。”

我认识到理想生活和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我不能理解我的同伴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忍受这种生活，他们盲从于生活的忍耐精神甚至让我怨恨。

奇怪的乔治

有段时间，我异常痛苦，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忧虑不已。不过，我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虽然它是和我敌对的，但它仍然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从捷里柯夫的杂货铺出来，准备回面包作坊。肆虐的风雪让我睁不开眼睛，我用手捂着脸，顶着风向前赶路。突然，我被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绊倒了。我和那个人互相咒骂起来，没想到他操着一口法语骂我。我感到好奇，就把那个人搀扶起来，让他站好。那个人长得很瘦小，力气倒挺大。他推开我，吼道：“我的帽子呢？给我帽子，我快冻死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了帽子，抖了抖雪，戴到那个人的头上，可是他把帽子摘下来，不停地向我挥动着，不停地骂道：“滚！滚！”

那个人还没等我有什么反应，就突然向前狂奔，隐没在雪夜中了。我继续往前赶路，看见骂我的那个人站在电线杆子旁，用双手抱着电线杆子，并且郑重其事（形容对待事情非常严肃认真。）地说：“列娜，我快死了……唉，我的列娜……”看得出来，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他准会冻死在街头的，于是我走过去问他住哪儿。

“这儿是哪条街呀？”醉汉带着哭腔喊道，“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啊！”

我搂住醉汉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不停地询问他的住址。“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他用冻得发抖的声音说。

醉汉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牙齿上下打颤。他扬起一只手，慢悠悠地说：“要是你知道，我将带你到那里去……”

醉汉摇摆得快站不住了，于是我俯下身，背着醉汉走。醉汉不停地埋怨：“要是你知道……我快冻死了……我的上帝呀！”

我在布莱克街上转了半天才找到醉汉的住所。我们来到一个几乎被雪花淹没的小厢房门前，醉汉小心翼翼地敲一下门，低声对我说：“小点声，咱们都要小点声……”

一个身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她把我们让进屋后，就悄无声息地走到一旁去，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副长柄眼镜，开始打量我。

我向这个女人说明，醉汉的双手已经冻僵了，应该脱掉他的衣服，上床睡觉。

“是吗？”她的声音像银铃般清脆。

“得把他的手浸在凉水里……”我说。

她没有说话，向屋角的画架指了指，接着就转身走到桌子旁坐下，把玩着桌子上的一张纸牌。她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

“您家有酒吗？”我问她，可她无动于衷，继续玩她的纸牌。醉汉坐在椅子上，脑袋耷拉着。我把他抱到躺椅上，给他脱掉衣服。

“真见鬼，你轻点。”我给醉汉搓手时，醉汉抱怨地叫着。

当时，那个举止奇怪的女人还在玩弄纸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长着一只尖鼻子和一双大眼睛，看上去很奇怪。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发话了：“乔治，你找到米莎了吗？”

名叫乔治的醉汉立即推开我，坐起来回答：“他不是去基辅了吗？”

“是的，他去基辅了。”女人看着纸牌说道。看样子，这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女人。

“别着急，他快回来了……”乔治说。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说话当真吗？”女人喃喃自语。

乔治立即跳下躺椅，跪在女人脚前，用法语说了几句话。

“那我倒是不在乎。”女人用俄文回答。

“你知道吗？我在这冰天雪地和狂风中迷了路，我差点儿冻死！”乔治紧张地对女人说，轻轻地揉着女人的手。

乔治看上去岁数不小，嘴唇红通通的，脸上长着黑胡须。他带着一副谦卑的神情和女人说话，此时他的咬字已经很清楚了。

“明天我们去基辅。”那女人既像是问话，又像是下决心似地宣布。

“好吧，明天就明天吧。不过现在该休息了，你还是快去睡觉吧，都快半夜了……”

“米莎今晚不回来吗？”女人问道。

“不会的，今晚风雪很大……走吧……我们早点去睡吧……”

乔治手持一盏灯扶着女人进了书橱后的小门，我一个人在外屋待了很久。暴风雪不停地拍打着窗户，地板上的雪水反射出烛焰的光辉。我喜欢这里的环境：房间里挤满了家具，一种暖洋洋的气息散发出来，让人心情放松。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治总算从里屋走了出来，不过他还没有完全清醒。

“她睡了。”乔治把灯放回原位，站在屋子中央，若有所思地说，“怎么说好呢？今晚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冻死了，谢谢你了。你是做什么的？”

他颤抖着身体，倾听着里屋的声音。

“她是您妻子？”我小声问。

“是的，她是我的一切，是我的生命。”他望着地板，说话的时候用手狠抓头发。

“对了，你喝茶吗？”乔治无精打采地走向门口，又猛地站住，说佣人因为中毒而住院了。

我说我自己来烧茶炊，乔治便把我领进厨房，背向炉火，说：“要不是你，我早就完了，实在太感谢你了。”

突然，乔治抖动了一下身体，瞪大了双眼，说：“哦，不！我死了，她怎么办？”

他看着漆黑的卧室门口，小声地告诉我，那个女人得病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有个音乐家的儿子，但他在莫斯科自杀了。她一直盼着儿子回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这个女人原来是一位地主的妻子，乔治则是她儿子的历史老师。他在给她儿子补习功课的时候爱上了她，并且使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到歌剧院做了一名歌剧演员。虽然这个女人的前夫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但他们还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乔治不停地说话，眯着眼睛一个劲儿地扫视着厨房里的某个角落。他端起杯喝了一口热茶，让滚烫的茶水烫伤了嘴。他疼得眉头紧皱，眼睛直眨。

“你是干什么的？”他再次问我。我回答了。

“你是烤面包的工人？可是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为什么？”乔治不安地说，觉得我在欺骗他。

我简单地讲述了我的经历，乔治终于放下心来，轻声说：“原来是这样，是这样……”不知怎么回事，乔治的语气突然变得活泼了。他问我：“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我想你一定知道吧？多么动人的故事。我像你这么大时也曾幻想过自己变成一只白天鹅。原来我打算去神学院，没想到鬼使神差（好像鬼神暗中差使一样，形容意外地发生某种巧合的事或不由自主地做出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也说神差鬼使、神使鬼差。）地念了大学。我父亲是神甫，他对我上大学一事很不满，就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上大学期间，我在巴黎研究人类的进步史……”

乔治猛然从椅子上跳起，又迅速坐到椅子上，继续说：“‘进步’，多么好听的字眼。依我看，‘进步’只是人们发明出来欺骗自己的一个名词。人类现有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合理。我们越是想改善生活环境，减轻劳动强度，就越会使生活困难重重，使劳动更加沉重。如今这个世界，工厂和机器倒是越来越多了，可生产粮食的农民却越来越少了！我们除了获取一些食物，还应该有什么奢求呢？一个人的希望越小，他能享受到的幸福就越多；一个人的希望越多，他能享受到的幸福就越少！”

这种言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突然，乔治像个疯子一样，激动地尖叫一声，随即不好意思地望了一下卧室的门。他静听了一会儿，然后愤慨地念叨着：“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已……”他用一种神秘的语调说话，用我从未听说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他那副样子和小偷贝什金别无二致。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听完他的话，我猛然记起这段炽热的语言在一本名叫《饥饿》的革命宣传册子上出现过，于是更加觉得这句话意义深远。

“人类追求的是忘记和享乐，而不是知识！”

乔治的思想让我的灵魂深受震动。

我直到早上六点多才离开乔治的家。那时，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的我，还回忆着昨晚的经历。乔治的话让我感到十分震惊。我没有回面包作坊，也没有去见任何人，任凭自己徘徊在鞑靼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色放亮。那个时候我在风雪中依稀可以见到人们的身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乔治，我也不想再见到他。后来我不只一次地听到其他人说出和乔治一样的观点，他们中既有四海为家的流浪汉，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不管怎么样，我再次听到这类想法时已经觉得可以接受了。

老工人的话

我与乔治邂逅（偶然遇见；不期而遇。）很多年以后，在一个月光如洗的秋夜，我和一个熟悉的老工人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岩石凳上聊天。我从老工人的嘴里再次听到了和乔治一样的言论，这个自嘲为政治老油条的老工人以俄国人特有的坦率态度对我说：“亲爱的阿列克谢，我可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文化、科学跟我毫无关系，我需要的只是一个舒适的家和爱恋我的女人。您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您喜欢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您过于看重精神生活了……我们人在一起，心却不同，您和我们不是一类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一边思考一边接着说：“知识分子都不安分守已，他们喜欢拉帮结伙，为了让大家都进天堂，就成天胡闹。我也见过高喊着口号却乱折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敢冒风头，就会有一群乌合之众和他们结盟。这些人对政府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暴动，说白了就是革命，要争取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的合理分配权。如果工人夺取了政权，您认为他们会建立新国家吗？不会的，等到完事，大家都会各干各的……您说机器？机器有什么好的？它只会把我们的手脚束缚得更牢。我们需要的不是机器，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劳动量。工厂和科学会给人安静幸福的生活吗？不会的！我的需求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又何必劳民伤财建一座城市呢？大家都集中到城市里，这就容易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您想想看，如果放下包袱，生活将是多么轻松！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他们让我们进步，但我们在获得进步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幸，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危害集体的人。）！”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敢断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敢像俄国人这样全盘否定生存的意义了。

老工人看出了我的想法，笑了笑，继续说：“请您别生气，我的想法虽然有些偏激，但绝不是信口胡诌。大家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是没几个人善于表达罢了。其实，最简单的家才是最舒适的，最朴实的人才是最卓越的。”

如果别人听了老工人的话，可能会认为老工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熟知老工人的思想发展史，他绝不是什么政治积极分子。

我和老工人谈完话后，心里有了一些感触：难道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减轻劳动，追求安乐吗？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过上幸福的生活呢？我觉得老工人的话听上去和各种空想主义及乌托邦的传说一样美丽，充满了诱惑力。

我想起了易卜生的一段诗：

我是保守派吗？啊，不！

我还是我，没有任何改变；

我不愿意将棋子拨转，

我要把整局棋盘掀翻。

只有那么一次革命，

是最成功的革命，

那就是毁灭世界的大洪水。

本来它可以把一切都冲毁，

可是魔鬼不幸地受了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