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政治聚会

老警察的试探

外祖母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我引起了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注意，他经常像一只老鹰似的在我周围打转。他身体健康、身材匀称，有着一头银灰色的短发和一把修整得很好的大胡子。有时，他会一面咂着嘴，一面瞧着我，那副样子就像在看圣诞节等待宰杀的鹅一样。

“听说你很喜欢看书，是吗？”他问道，“你爱读什么书？读过《圣经》吗？”

“读过，我还读过别的书。”我回答说。

老警察吃了一惊，看上去懵懵懂懂的，看来我的回答很出乎他的意料。

“真的？当然，读这些书很好，完全合法。我想，托尔斯泰的作品你也读过吧？”

我确实看过托尔斯泰的书，但他的作品看起来不像是警察们关心的那种书。

“哦，托尔斯泰的书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我倒是听说他曾写过几本大逆不道（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封建统治、背叛封建礼教的人所加的重大罪名。现泛指叛逆而不合于正道。）的书——他居然敢批评神父！他写的一本关于哲学方面的书你倒是可以看看。”

他说的这本书我早就拜读过了，但我觉得这本书十分枯燥。我心里很清楚，和警察谈论这种书是不合时宜的。

我和老警察在大街碰过几次面，我们聊得很投机。老警察多次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到我的哨舍来吧，喝杯茶。”

老警察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很明白他要干什么，不过我也想去他那儿看看。我这个人对一切新奇的事物都感兴趣，凡事都想试一试。与一些聪明人商量后，我下定决心去老警察的哨舍做客，如果我拒绝这个警察的善意邀请，等于不打自招，会加深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就这样，我来到尼基弗勒奇的哨舍。他的房间很小，俄式壁炉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空间，另外一半空间留给了双人床、碗橱、桌子和椅子。老警察的妻子坐在我身边，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妖艳，有着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她讲话时翘着两片鲜红的嘴唇，说话的语气很单调，听起来像是在生气。

“听说我的干女儿经常到你们的面包作坊去，这个丫头真不要脸。依我看，世界上的女人全一个德行，都是贱骨头！”老警察说。

他的妻子听了这番话不高兴了，便问道：“什么？全都是？”

“全都是！”尼基弗勒奇坚定地回答，他胸前的奖章哗哗作响，就像马儿摇响身上的鞍辔一样。他喝了一口茶，兴致勃勃地说：“从最轻浮的女子到最尊贵的女子，所有的女人都是下贱的。就算是至高无上的叶卡捷琳娜（在俄国历史上，叶卡捷琳娜女皇与彼得大帝齐名。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黑海出海口，使俄罗斯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女皇也不能脱俗……”他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女皇的风流艳事，并且认认真真地进述了一个宫廷烧茶炉的侍者因为和女皇一夜风流而飞黄腾达的故事。他不无讽刺地说，那个侍者现在已经高居将军之位。他的妻子听得入了迷，不时地舔舔嘴唇。尼基弗勒奇喜欢用风趣的语言来讲故事，他的思维很敏捷，我还没明白故事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已经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就拿那个大学生普列特涅夫来说吧……”

他的妻子叹了一口气，打断他的话说：“长得不怎么漂亮，但是人倒蛮不错的。”

“你说谁？”

“普列特涅夫先生。”

“先生？你这么叫他还太早了吧！他现在只是个大学生，而俄国的大学生遍地都是。还有，你说他很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既年轻又活泼。”

“马戏团里的小丑也一样快活……”

“那不同，小丑快活是为了赚钱。”

“闭嘴。你记住，大狗不比小狗差……”

“小丑们就像猴子……”

“我说让你闭嘴，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这才像话。”

尼基弗勒奇制伏了妻子，转过脸对我说：“我说，你应该认识一下古利·普列特涅夫，他是个蛮有趣的青年！”

我猜，他肯定在试探我，因为他看见我们一起在街上走很多次了。

我别无选择，只好说：“我认识他。”

“哦，你们早就认识？”

他仿佛很后悔，身子突然地抖动起来，震得胸前的奖章叮当作响。我的内心十分忧虑，因为我清楚普列特涅夫正在做什么：私下印传单。

老警察滔滔不绝（滔滔：形容流水不断。像流水那样毫不间断。指话很多，说起来没完。）地炫耀口才，就像孔雀开屏一样引人注目。不经意间，我发现他讲话的声音更加深沉动人了：“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明白吗？皇帝陛下就是织这张网的大蜘蛛……”他不无忧虑地瞪着眼睛对我说。

“哎呀，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他的妻子高声叫了起来。

“住嘴，蠢货。我不过是打个比方，使我的话更形象一些，又不是侮辱皇帝。你少在这儿捣乱，去准备茶炊吧……”

老警察赶走他的妻子，眉头紧锁，眯着眼睛，继续他生动的讲话：“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以皇帝为中心，通过各部大臣、各级官吏，一直连到我这里，甚至可以和普通的士兵扯上关系。这张网牢不可破，正是它维持着沙皇的统治。不过，一些被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甚至是俄罗斯人，公然破坏这张网，还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

他隔着桌子探身靠近我，压低声音说：“你应该清楚，我今天为什么和你说这些话。你的面包师对你挺满意，他说你既诚实又聪明，还是个单身汉。可是你们那个面包坊里总是聚集一群大学生，他们在捷里柯夫的房间里整夜谈论。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不，我对这不感兴趣。我的忧虑是：如果是单独一个学生去，那当局还可以理解，可是总有很多大学生成群结队地往那里跑，这就不太对劲儿了。我可不敢说大学生什么，他们今天是个普通大学生，明天就可能当上副检察官了。我知道，大学生们是好人，只不过他们太急于步入社会了，皇帝的政敌在私下里鼓动他们。他们现在经验太少，想不到这些。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

这时，老警察的哨舍房门被一个长着红鼻子的小老头打开了。他的头上扎着一根小皮条，手中拿着一瓶伏特加，看上去醉得不轻。

“咱们杀盘棋吧？”这个小老头借着酒劲兴致勃勃地说。

“这是我岳父。”尼基弗勒奇露出沮丧的神情向我介绍。

过了几分钟，我向他们告辞。我出门时望了一下天空，只见天空布满了火烧云（日出或日落时出现的红霞。）。

我不得不给老警察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也不想惹我的老师们生气，但是我还要说：这些警察对当时国情比大学生更加了解。这个国家的确是由一只大蜘蛛控制的，它通过无数条紧密纠缠的线来约束生活。无穷无尽的线编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网了。

玛丽亚和面包师的警告

晚上，店铺关门后，玛丽亚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用一本正经的语气告诉我，她奉命来了解我和老警察的谈话情况。

我没有任何隐瞒，向玛丽亚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玛丽亚听完后大吃一惊，说：“天啊，我的上帝！”然后就像一只老鼠似的满地乱转。她若有所思地说：“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什么吗？原来他的情人是老警察的亲戚，我们必须把他赶走。”

我靠着门框站立，心里很不痛快。她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说出“情人”这个词呢？面包师干得不错，为什么要赶走他呢？

“以后您要多加小心。”她背着手，用那双让我感到尴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走到我面前，问道：“为什么您看上去老是那么忧郁？”

“我外祖母刚刚去世了。”我找了个借口。

她对这件事好像感了兴趣，面带微笑地说：“您爱她吗？”

“我很爱她。您不问别的了吧？那么……”我冷冷地说。

“嗯。”

我离开老板的妹妹，当晚就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我现在还记得：

你真会装腔作势。

从那以后，我就让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作坊里来。不过，找不到大学生，我的问题就没人解答了，只能把自己最急于问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到时候遇到他们一起问。有一次，我写问题写累了，就直接枕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包师偷看了我的笔记本，并且叫醒了我：“喂，你写的都是什么呀？什么是‘加里波第为什么不驱逐皇上？’你说的这个加里波第是谁？这个人怎么敢驱逐皇上呢？”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到面粉橱上，继续烘烤面包了。他喋喋不休地说：“真可笑，皇帝陛下需要他来赶走吗？你最好放弃这个念头，小书呆子。我记得五年前宪兵（又称军事警察，是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军队的正规常设兵种。主要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执行，组织军事法庭。）在萨拉托夫捉了像你这样的小鬼。你不知道吗？尼基弗勒奇早就盯上你了，你以为驱逐皇上像赶只鸽子那么轻而易举吗？”

他好心好意劝了我半天，我不能正面回答他。因为面包作坊里面有规定，不让我和面包师谈一些危险的话题。

结识费多谢耶夫

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城里轰动一时，读过这本小册子的人们议论纷纷。我让拉甫洛夫帮我找一本看看，可惜他没有找到。

“唉，老弟，我看你还是别抱希望了，这本小册子可不好弄，谁敢说自己有啊！不过，我倒是听说有个地方近日要宣讲这本小册子，到时候我可以带你听听去……”

圣母升天节（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节日。天主教于公历8月15日举行，东正教于公历8月27日或28日举行。）那天的午夜，在阿尔斯克波尔平原上，我和拉甫洛夫小心翼翼地赶路。虽然原野上空荡荡的，我仍然按拉甫洛夫说的去做，和他前后相距很远一段距离。我时刻提高警惕，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唱着小曲，俨然一副醉酒工人的样子。黑色的云朵缓缓地掠过旷野，连银盘般雪亮的月亮也被它蒙上了，水洼地闪动着银灰色和铁蓝色的光。喀山城被我落在背后，像生气似的发出沉闷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拉甫洛夫在神学院后边果树园的围墙边站住了。我赶上去，和他一起翻过围墙，穿过杂草丛生的果园，来到一座房屋的墙角。拉甫洛夫轻轻地敲了敲厚实的护窗板，一个留着胡子的人把窗户打开了。在这个人的身后是一片漆黑，里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谁？”

“从雅科夫那儿来的。”

“进来吧。”

这个黑洞洞的屋子里有许多人，我可以感觉到衣服的摩擦声，轻轻的咳嗽声和低语声。有人划亮火柴，火光照在我的脸上，我看到一些晃动的黑影投在地板上。

“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挂好窗帘，可别让灯光从窗板缝漏出去。”

这时，一个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办法，把我们带到这个多少年都没人住的房子里开会？”

“小点儿声！”

屋角亮起一盏灯。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家具，只有两只木箱，上面架着一条长木板，木板上坐了五个人，就像乌鸦栖息在树枝上似的。屋角的灯放在一个竖立着的箱子上。有三个人坐在靠墙脚的地板上，窗台上坐着一个蓄着长发、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青年。除了他和那个打开护窗板的大胡子以外，其他的人我都认识。

那个大胡子低声说，他要给大家念一本小册子。它的作者是脱离民意党（民意党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的普列诺夫，这本小册子名叫《我们的意见分歧》。

有人一听说书名，就气鼓鼓吼叫起来：“这本书我们早就看过了！”

“这本书真是胡说八道。”屋子里不知是谁气愤地吼了一句。

我喜欢这种秘密的场所，更喜欢人们在神秘的场所里激烈地辩论，因为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冲淡伴随神秘而来的恐惧感。昏暗的房间里，模模糊糊闪现着一件铜器，好像是古罗马的骑兵戴的盔甲。我猜那可能是炉子上的铜制通风口。

房间里嘈杂不安，我搞不清人们在谈论什么。突然，在我头上方的窗台上有人大声嘲讽：“咱们还听不听了？”

说话的是那个蓄着长发、脸色苍白的青年。这句话起到了效果，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只剩下朗读者的声音了。屋子里不时有人划亮火柴，燃着卷烟，照着一张张沉思的脸。

朗诵者读的时间太长了，令人很不耐烦。尽管我很喜欢观点鲜明，激昂有力的词句，但我很快就挺不下去了。

不知怎么回事，朗读声猛然停止了。房间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喊叫：“叛徒！”

“纸上谈兵！”

“这分明是在亵渎英雄的鲜血！”

长发青年又发话了：“先生们，可不可以用正常的言辞反驳而不是光用咒骂呢？”

我向来讨厌人们的争论，要想分辨出谁对谁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辩论者自视清高的态度让人看了特别不舒服。

长发青年从窗台俯下身对我说：“您好，久仰您的大名，我是费多谢耶夫（俄国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喀山创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也参加了这个小组。他曾写过许多反对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们认识一下好吗？说实话，我觉得在这儿待下去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离开这里怎么样？”

我早就听见过这个名字，费多谢耶夫是一个很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对他挺有好感。

我们离开了聚会的地点，边走边谈。费多谢耶夫问我有没有什么工人朋友，读过什么样的书，闲暇时间多不多。他还说：“我知道你们那个面包作坊，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能浪费大好时光去干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呢？”

我对费多谢耶夫说，我也自认为这样做一无所获。他听了我的回答，就握住我的手，发出宏亮的笑声。费多谢耶夫告诉我，后天他要离开这儿三个多星期，等他回来再设法和我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