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思想受打击

鲁伯佐夫和雅科夫

面包作坊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我自己的事情却乱成了一锅粥。自从我们搬到新作坊以来，我的工作量就更多了。除了在面包作坊里干活，我还要往私人住宅、神学院或者贵族女子寄宿学校送面包。

我把面包送完，才能回去睡觉，通常只睡几个小时，然后就爬起来读书，晚上又到作坊帮着干活。面包在半夜前出炉，再由我送到面包店。面包店离本市的剧院不远，观众们晚上看完戏回来就会顺道在面包店里买一些热面包。我准备好晚上卖的面包后，还得揉面团，用来做那些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式椭圆形的小面包。用双手揉出一个个面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干完活经常累得气喘吁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好在这段时间我对社会工作充满了热忱，渴望向周围的人传播一种合理的、美好的东西。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擅长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是由我的经历和阅读过的书籍激发出来的。我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能把一件平平常常的事编造成一个妙趣横生（洋溢着美妙意趣（多指语言、文章或美术品）。）的故事，而故事的素材里，就隐藏着那张“看不见的网”。

我认识了一些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工人，有个名叫尼基塔·鲁伯佐夫的老纺织工和我关系很好。他是个有头脑的、个性开朗的人，社会阅历十分丰富。

“我在社会上已经拼打了半个世纪，亲爱的阿列克谢。”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他有一副自制的黑眼镜，眼镜架是用铜丝做的，因此他的鼻梁上和耳朵后面都染上了铜锈。鲁伯佐夫刮胡子的时候总是像德国人那样在嘴唇上下留下一把胡须，因此被人们奉送了一个雅号“德国佬”。他身材适中、胸膛宽阔，总是面带笑容。

“我最喜欢去看马戏，”他歪着难看的光头说，“马是牲口，可人们是怎么训练它的呢？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想，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马戏团里的牲口是用糖训练出来的，而人需要用善心训练才能训练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要待人友善，不要动不动就想和别人打架，你说对不对？”

其实，鲁伯佐夫的实际行动和他说的那些漂亮话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个粗暴无礼的人，跟人说话时语气里总是带着一些轻蔑和嘲讽。一旦有争执，他就会用简短的词语，又叫又嚷，盛气凌人。说起我们的相识，还有段故事：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啤酒店，看见鲁伯佐夫与酒店里的人发生了争执，惨遭痛打。我看不下去，便制止了暴行。

后来，我扶着鲁伯佐夫在街上走着，关切地问他：“您怎么样？没事吧？”

鲁伯佐夫带着一脸的不屑回答我：“呸，这算什么啊？还有你和我说话用不着左一个‘您’，右一个‘您’的。”

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最初他还经常讥笑我，可是听了我讲的“看不见的网”，他马上换了态度，认真地对我说：“阿列克谢，你真是个聪明人，看来一开始我低估你了。不过虽然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没人相信你……”

“您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我和别人不同，我是条丧家狗，而其他人则是看家狗。他们的尾巴又长又重：既要管老婆孩子，又要兼顾事业。看家狗只迷恋着自己的狗窝，他们才不会听你说话呢！那次我们工人举行暴动就是这样：出头的人最先被打压。只要你敢出头，上面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后来他的这种观点有所变化，那是在他结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坡什尼科夫以后。这位钳工身患肺病，会弹六弦琴，精通《圣经》，但他并不信上帝。雅科夫谈起话来狂热而激烈，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上帝根本就不存在，首先，我不是按照上帝的意愿造出来的。无论才智还是体力，我都沾不上什么边，况且我一点儿也不善良；其次，上帝根本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艰难，要么是他知道，而不肯帮忙；最后，上帝并非全知全能，而且，他根本就不仁慈。所以我断定，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上帝，纯粹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人物。我们从始至终就生活在谎言里！”

雅科夫用雄辩的言辞把鲁伯佐夫驳得哑口无言，可是鲁伯佐夫过了一会儿就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雅科夫不慌不忙，引经据典（引用经典中的语句或故事。），说得鲁伯佐夫再不敢反驳了。

我很欣赏雅科夫讲话时的风度：他又黑又瘦，一副干练的样子，讲起话来就像浑身燃起了火，两只眼睛流露出异于常人的神采，看上去像个演说家。

离开雅科夫，鲁伯佐夫用沉重的语气对我说：“我见识过那么多的人和事，就是没听过这种话！他居然在我面前诬蔑上帝！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你说是不是啊，老弟？”

可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没过几天，鲁伯佐夫就和雅科夫打得火热，连他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也当成笑话来听了。这个好老头笑呵呵地说：“你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是让大家罢了上帝的职，对不对？哈哈！至于我亲爱的皇帝，他虽然不怎么管事，但也不碍事。依我看，问题不在皇帝的身上，而在老板身上。上帝才不管谁来当皇帝，他只要掌握惩罚的权力就足够了。你过来，让我用一条结实的金链子把你绑在皇帝的宝座上吧，我还会像朝拜皇帝和上帝一样朝拜你哩！”

鲁伯佐夫看完一本政治小册子对我说：“这书里面写得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喂，这本书是谁给你写的？写得真不赖！麻烦你告诉他一声，我这个老头子向他致敬！”

鲁伯佐夫对知识的渴求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他可以容忍雅科夫侮辱上帝，连续听雅科夫做几个小时的演讲。我讲故事的时候，鲁伯佐夫经常被我逗得前仰后合，欢快地说：“你可真是个有灵气的人呀！”

因为眼神不好使，鲁伯佐夫读起书来很困难，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泛游知识的海洋。他的博学经常让我吃惊不已，我记得有一回他说：“德国有个了不起的木匠被国王任命为参议员了。”

“您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我问他。

“哈哈，很简单，知道就是知道！”他笑呵呵地说，说话时用手指挠着头。

雅科夫对周围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他和上帝过不去，一门心思地想消灭上帝，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有一次，鲁伯佐夫心平气和地问他：“你是不是一生气就会咒骂上帝呀？”

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比喻招惹了难于对付的人或引起麻烦的事。），雅科夫立即狂吼起来：“我恨上帝，他让我白白崇拜了这么多年！因为他，我苟且偷生（苟且：得过且过；偷生：苟且地活着。得过且过，勉强活着。），因为上帝说凡事不可辩驳，一切由他老人家做主。到头来呢，我一无所获！自从我熟读了《圣经》，才看穿这套把戏，那里面的故事全是凭空捏造的！”

他挥舞着一只胳膊，想要挣脱什么似的，说话带着哭腔：“就因为这样，我虽然还年轻，但心早已经死了！”

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几个有意思的人，我经常会跑回我以前工作的那个面包作坊看我的同伴。他们很欢迎我，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很少去看鲁伯佐夫和雅科夫，因为他们一个住在海军村，一个住在鞑靼区，和我相隔很远。不过，就算我们距离很近也不能经常见面，因为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常和宪兵来往。在面包作坊附近见面实在太冒险了，宪兵司令部的后院和面包作坊所处的院子只有一墙之隔，那些飞扬跋扈的宪兵经常翻墙而过。有人警告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起当局对面包作坊的注意。

老警察的惊人言论

我的工作越来越无聊了，面包作坊也出现了不好的风气：有些人很不自觉，经常拿走柜子里的钱，弄得我都没钱买面粉了。

捷里柯夫无可奈何地捻着胡须说：“完了，我们快要破产了。”

他的生活变得很糟糕：娜斯佳怀孕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娜斯佳走路时对捷里柯夫熟视无睹，有时候明知捷里柯夫就在她面前站着，也不会绕开他，而是理直气壮地瞪着捷里柯夫。捷里柯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表示抗议，而是带着歉意的微笑闪到一边，让娜斯佳过去。等娜斯佳走过去，捷里柯夫就会发出一声叹息，同时无可奈何地说：“女人啊女人！”

有时捷里柯夫也会向我诉苦，他说话的时候随心所欲，什么东西都说。

有一次他这么说：“实在不像话啊！我自己买了半打袜子，一下子就全没啦！”

还有一次他说：“哎呀！那些大学生争吵过头，又撕书泄愤啦！”

他说的事都挺可笑，但我却笑不出来！在我眼里，这个谦逊无私的人正在全力挣扎，竭力要把有益的事业坚持下去，但他周围的人却对他的事业漠不关心，甚至从中破坏！捷里柯夫尽管不想以自己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对政治改革事业的热情从大学生们那里得到什么感激，但他有要求别人给予他关怀和友好的权利。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不，现实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人的实际贡献为标准进行奖励。

捷里柯夫的父亲年老怕死，得了抑郁症；他的弟弟终日无所事事，和女人鬼混；玛丽亚变得冷若冰霜，因为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恋爱闹别扭了。我经常能看到她哭得红肿的双眼，心中更加厌恶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

我觉得自己喜欢上玛丽亚了。不过，我还喜欢面包店的女店员娜捷什塔·社尔巴托娃，她长得很健康，脸上总是带着妩媚的笑容。不管怎么说，我开始恋爱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已经到了恋爱的年龄。我渴望异性的温情，哪怕只是友谊性的关心也行。我渴望向人倾诉心事，需要有人帮我理清纷乱的思绪。

说实话，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那些看重我的人们，并不能触动我的心灵，我也不会对他们倾诉衷肠。有时，要是我讲了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立刻就会阻止我，不让我再说下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老警察尼基弗勒那里得知古利·普列特涅夫被捕了。他被押到了彼得堡的克罗斯特监狱。老警察向我通报这个消息时显得很愤怒，他似乎为这个小伙子被捕的消息感到遗憾。

普列特涅夫早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前些日子还不让我和鲁伯佐夫找他。他和鲁伯佐夫的关系就像他和我的关系一样好。

尼基弗勒奇说完普列特涅夫被捕的事，不高兴地说：“你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了，今天晚上到我那儿吧，咱们聊聊……”

晚上我去看老警察时，他刚刚睡醒，靠在床上喝格瓦斯，他的妻子坐在窗口给他缝裤子。

老警察若有所思地瞧着我说：“是这么回事，逮捕他，是因为宪兵在他那里搜到了一口熬制颜料的锅。他打算印制反动的传单。”

老警察吐了一口唾沫，没好气地冲着他妻子喊：“给我裤子！”

“就好了。”她头也不抬地说。

“她还在心疼他呢，在哭呢。”尼基弗勒奇斜了一眼妻子说，“连我都可怜他。可是，他反对皇上，没人能救他。”

他一面穿衣服，一面吩咐太太：“我出去一会儿……你来烧茶炊，听见了吗？”

他年轻的妻子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呆呆地望着窗口。老警察一走出房门，她马上关上门，然后握起拳头，咬牙切齿地骂道：“呸，人面兽心的老东西！”

老警察的妻子扬起脸，我发现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有一道伤痕，眼睛都睁不开了。她在壁炉前准备茶炊，低声对我说：“我非得把他骗哭不可。你千万别相信他，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他假装慈悲，只不过想博得你的信任，然后诱你供出其他人。他是个警察，以抓人为生，你怎么能相信他？”

“最近他又发现了什么目标？”我问她。

“住在雷伯闪斯卡娅旅馆的人。”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她笑着说：“看看，他回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古洛奇卡（古利的昵称。）就是他发现的……”

她说完话，连忙跑到壁炉前继续烧茶炊。

老警察带回了食物，和他的妻子一起殷勤地招待我。他的妻子和我坐在一起，用那没受伤的眼睛望着我，悄悄使着眼色。她的丈夫又开始教导我了：“这张看不见的网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中了，没有人可以破坏它，我们的沙皇就是上帝。他主宰着一切，控制着一切！”

他说着说着，突然问我：“对了，你读过很多书，《新约》（基督教《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新旧约是以耶稣出生为界限的,由《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组成。）上的《福音书》你读过吧？你觉得它上面写的东西都对吗？”

“我看不懂。”我谨慎地回答。

“依我看，那上面都是一些废话。举个例子来说，书上写穷人会幸福，简直是胡说八道！生来就穷的人和中途败落变穷的人不是一回事，生来就穷的人一定是坏蛋，中途败落变穷的人才算不幸哩！”

“为什么？”我迷惑不解。

尼基弗勒奇用警察特有的犀利眼神扫了我一下，接着就严肃地讲出他蓄谋已久的想法：“《福音书》上劝我们怜悯穷人，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国家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帮助穷人或残疾人毫无必要！钱应该用在健康人身上，以使他们有所作为。穷人、病人并不因帮助就变得健壮起来，倒是有许多健康的人因为帮助穷人被拖垮了。这个问题值得探究，许多问题都需要新估价。《福音书》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去太远，生活有它自己的轨道！普列特涅夫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他太仁慈了，他的仁慈就是愚蠢，除了身败名裂得不到一点儿好处！”

我从尼基弗勒奇的嘴里听到这样露骨的话，不禁大吃一惊。以前我也听到过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尼基弗勒奇讲的鲜明生动。七年后我读过尼采的书后，又想起了这个老警察说的话。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从书里获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的。

老警察打算无休止地谈下去。他那张残酷无情的脸紧紧地绷着，眼睛望着炊具出神。不知不觉中，他将话锋一转：“小伙子，你既精明能干，又识文断字，怎么能甘心一辈子当个面包师呢？如果你肯为沙皇效力，前途一定光明！”

我表面上在听他讲话，心里却在琢磨怎么把信传递给雷伯内良斯卡娅街上的人们，告诉他们处境危险。我知道在那儿住着一个刚刚从雅布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色尔盖伊·梭莫夫，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有趣故事。

“聪明人应该像蜂房里的蜜蜂一样团结一心，拥护沙皇……”

“你看看都这么晚了……”他的妻子催促道。

“糟糕，该去执勤了。”

尼基弗勒奇一边站起来，一边系上扣子。他对我说：“噢，没关系，我坐马车去吧。老弟，咱们下次再见，欢迎你来做客……”

我走出哨舍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来这儿了。虽然这个老头很有趣，对一些问题有着相当独特的想法，但我还是从心里厌恶他，因为他是破坏革命运动的那类人。

关于博爱的思想

当时，人们经常为“怜悯”的问题争论不休，有一个人的见解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红褐色的脸，蓄着一把黑色的山羊胡子，还有两片黑人似的厚嘴唇。

我们是在教授家庭聚会上认识的，那次有许多年轻人参加，其中有一个举止斯文、身材瘦小的神学院研究生，他的脸庞在黑色的法衣映衬下显得苍白俊秀，一双眼睛闪动着冷冷的光芒。

聚会上，托尔斯泰主义者向人们宣讲《福音书》里的伟大真理。他很注重演讲技巧，他的声音虽然略带沙哑，但铿锵有力，言简意赅（言语简明而意思完备。），听众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一种慑人的力量。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说话时总是挥动着手臂，特别富有感染力。

我旁边的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哼，逢场作戏罢了。”

我猛然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书上描述了某些天主教教士打着热爱人类的旗号，却干着肮脏勾当的故事。

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褪色的外衣，看上去很另类。突然，他在结尾语中提高了声调：“请问，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他说的话就像是在水里投了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波澜。大家热切地望着他，然后都低头沉思这个严肃的问题。

人们的沉默仿佛激起了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愤怒，他环顾四周，继续说：“难道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矛盾体统一起来吗？看来只有虚伪可耻的法利赛人（犹太的一个教派。主要代表居民中的中间阶层的利益。《福音书》把法利赛人称为伪善者。）才能做得出来！”

神学院的研究生不慌不忙地挽起袖口，从座位上站起来，带着恶意的微笑说：“这么说，诸位居然同意他对法利塞人的恶毒攻击了？他的看法不仅蛮横至极，而且荒唐可笑……”

这个神学院研究生的观点让我很震惊，他说法利塞人才是纯正的犹太人，同时呼吁犹太人站在法利塞人一边，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

“你们最好看看约瑟福斯写的书！”神学院研究生怒气冲冲地说。他跳起来像是要挥手砍断约瑟福斯（古代犹太的军事长官和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争史》。）的头似的，大声喊道：“听听呀，人民一直受到欺骗，他们毫无自主权！你跟我提约瑟福斯干什么，看他的书能有什么用？”

会场上一片混乱。后来神学院研究生那一派的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越来越远，说辞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争论的价值。

我被这种热烈的辩论弄得头昏眼花，分不清主次，抓不住中心。我甚至觉得脚下土地都被他们的吵闹声震裂了。托尔斯泰主义者说得脸红脖子粗，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他咆哮起来：“丢开《福音书》吧，别再编造谎言了！让你的基督再受一次苦难吧，这样做才是虔诚呢！”

我听着他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人该如何生活呢？如果说生活本身是为了幸福而不断斗争的，那么博爱会不会妨碍这种斗争呢？

我打听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晚上就去登门拜访。他叫克罗波斯基，寄住在本城的一个地主家里。我去那个地主家时，看到他正和地主家的两位小姐坐在花园的菩提树下。他长得又高又瘦，颧骨很高，穿着白色衣裤，敞开着胸怀。我知道，这是个不修边幅的人。

克罗波斯基用银勺子从碟子里舀出泡在牛奶里的草莓，有滋有味地咽下，又咂咂厚嘴唇，每吃一口还要吹掉沾在稀疏胡子上的奶沫，那模样真是好笑极了。一个姑娘站在桌子旁伺候他，另一个姑娘双手环抱着菩提树干，望着灰蒙蒙的燥热天空，仿佛在向往着幸福的生活。

两个姑娘都穿着紫丁香色的薄裙，相貌非常相似，我很难把她俩区分开来。

克罗波斯基用手狠狠地抓起一块奶油蛋糕咽了下去，旁边的两位小姐看着克罗波斯基粗鲁的吃相，不禁有些吃惊。

克罗波斯基侃侃而谈，友好亲切地讲述着爱的理论。他说人应该培养和发掘博爱，应该与世界意识相结合，应该实现个人情感的升华。

“只有这种神圣的情感才能把人心拧成一股绳。没有爱，不会爱，就不懂得生活。有的人说生活就是斗争，那纯粹是胡话，他们注定要灭亡！记住，火不能灭火！同样的道理，丑恶也不能剔除丑恶！”

我们聊得很投机。两位小姐离开后，克罗波斯基的兴致一落千丈。

克罗波斯基一面眯着眼睛目送两位小姐离去的身影，一面问我：“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真是抱歉。请问，我可以了解你的工作吗？”

“我靠做面包维持生活，我喜欢读书，经常为那些大学生做事。”我诚恳地说。

克罗波斯基听了我的回答，便用手指敲着桌面，说起人不管处于何种地位，所努力争取的，不应当是改变在生活中的位置，而是培养博爱的精神。

“朋友，听我说，人越处在低的位置，就越接近生活的真理，越接近高尚的智慧！”

我有些怀疑克罗波斯基是否真正理解这种“高尚的智慧”，但是我并没有说出来。克罗波斯基见我没有什么反应，便对我们之间的谈话失去了兴趣。

没过多久，克罗波斯基便用厌倦的神情看了看我，打了个呵欠，伸直双腿，把双手垫在脑后，疲倦地闭上眼睛，梦呓般地说：“服从于爱，是生活的法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

突然，他浑身一颤，双手在空中扬了扬，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他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哦，看来连续几天的演讲使我有些疲倦了，请原谅，改革派的人也不是神，也需要和正常人一样的休息……”

克罗波斯基又闭上了眼，没过多久就打起了呼噜。他的吃相就很让我开眼界了，没想到他的睡相更令人吃惊：龇牙咧嘴、鼻孔翕张，仿佛正在忍受什么创痛似的。他的上嘴唇向上翘起，下嘴唇向下翻着，几根稀疏的黑色胡须随着呼噜声的响起、嘴唇的颤动而上下飘拂。

从他那儿出来，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厌恶。原来他整天宣扬爱的理论，是给姑娘们听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心。

过了几天，我给一个嗜酒的单身教授送面包时，又碰见了克罗波斯基。他看上去十分疲惫，眼睛红肿，也许是喝多了。

教授喝酒喝得满脸是泪，衣冠不整，手中抱着六弦琴，在地板上坐着。他的房间十分凌乱：家具、啤酒瓶和外衣随随便便地堆在一起。教授坐在那儿摇摇晃晃地嚷嚷：“仁……仁爱……”克罗波斯基生气地说：“什么仁爱？大家都要死的，都要为爱而死的……”他揪住我的肩膀，把我拽进屋，对教授说：“你问问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需要仁爱吗？”

教授抬起泪水涟涟的眼睛看了我一下，摇摇头，笑着说：“他是卖面包的，他要的是钱。”

教授转了转身子，居然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递给我，对我说：“卖面包的，把钱全拿走吧。”

钥匙我还没接，就让克罗波斯基夺过去了，他摆摆手，对我说：“你走吧，下回再来拿钱。”

面包让他扔到墙角的躺椅上了。

幸亏克罗波斯基没有认出我，要不然我会觉得难堪。他发表的新言论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厌恶。

后来我听说，克罗波斯基一天之内向房东家的两位小姐求婚。姐妹俩在互相交流这一甜蜜的消息的时候，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们下了逐客令，克罗波斯基从此就在喀山城消失了。

爱的意义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最终我才算弄清楚我想得到解答的是什么：“爱有什么作用？”

我从书本中看到的都是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过反封建的积极作用。）和博爱精神，我与周围的进步人士交往也能获得一些进步的思想，但这些东西和现实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一方面宣传着博爱的思想，另一方面却为了蝇头小利做头破血流的斗争。那些官吏、商人、工人、马车夫和那些我所敬仰的知识分子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卑贱、贪婪、自私、狭隘。在私欲面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太小，简直不堪一击，他们的努力注定将付之东流。

现实生活让我觉得窒息。我算是发现了，博爱只不过是人们嘴上说的漂亮话而已。事实上，我自己也染上了一些社会恶习。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兽医拉甫洛夫对我说：“依我看，人应该放纵到不能再放纵的程度。这样一来，或许人们才会对旧生活感到疲倦，并且着手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秋雨连绵、气温下降、瘟疫横生。城里时常发生自杀事件，拉甫洛夫就是因为忍受不了水肿（由于皮下组织的间隙有过量的液体积蓄而引起全身或身体的一部分肿胀。）病的折磨而自杀的。

拉甫洛夫的房东，一个裁缝店的老板给拉甫洛夫送葬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吧，他给牲口治了一辈子病，自己却像牲口一样死了。”

这个裁缝店老板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他面目清癯，信仰上帝，可以背诵整篇圣母赞美诗。不过他经常动手打自己年幼的女儿和儿子，连孩子们的妈妈都不能幸免。他还不服气地念叨着：“治安长官非说我的这套家法是从土耳其学的，我这辈子只在画册上见过土耳其。这真是太冤枉我了！”

裁缝店里的工人对他的评价极差：“我最怕的就是我们老板这种敬神的仁慈之人。野蛮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只要你做好准备，就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可是表面上慈眉善目的人，平时表现得挺好，趁你没防备的时候，就会冷不丁咬你一口，实在没办法应付……”说话的是个整日愁眉不展的老头，外号“顿卡”，长着罗圈腿。他自己就是个善于拍马屁的人，深得老板喜欢，可他说的话倒是发自内心的。

说实话，我对这些识时务的人很难理解。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就像生长在石头上的苔藓一样。他们那种见风使舵的本领，让人不得不甘拜下风。

我从尼基弗勒奇那儿出来时，有过类似的想法。那是一个秋风肃杀的十月天，大街上一派凄凉的景象，昏沉沉的天空仿佛在飘动。我看到一个妓女拖着一个酒鬼在街上艰难地走着。酒鬼一边走一边哭，妓女疲惫地说：“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你的命啊！”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着，“我就像被什么人拖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恶、丑。我受够了！”

也许，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些话。但我可以确定，当时我的脑海里一定出现过这种想法。正是在那个悲凉的夜晚，我头一次感到身心疲乏，心情沮丧。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自卑，对自己不抱希望。

我发现，任何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无论是行动、语言还是情感，都普遍存在着矛盾。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情感上的折磨。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对什么都想试一试，但也因为这样，我的精力分散得太多，到头来一无所获。

雅科夫因病住进了医院，我去探望他，却晚了一步。医院里一个长着歪嘴巴的胖护士神情冷漠地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我愣住了。她见我半天都没走，就生气地说：“你还想干什么？”

我被她的冷漠和粗鲁激怒了，就骂她：“闭嘴，你这头母猪！”

“尼古拉，赶走他！”胖护士喊叫起来。

那个叫尼古拉的人当时正在擦一根铜棍，听到命令后，他大叫一声，用铜棍子打我的后背。我冲上去抱住他，把他推到了医院大门口外的水坑里。他呆呆地在水坑里坐了片刻，然后叫道：“呸，你真是条疯狗！”

我没理他，径直来到捷尔查文公园，坐在诗人的铜像旁，一心想干坏事，想和别人打架，可我没有机会——尽管那天是周日，花园里仍然空旷无人，只有在秋风中飘零的落叶和路灯杆上掉落下来的广告。

到了黄昏，天色越来越暗了。我注视着诗人巨大的铜像，心中想着：“雅科夫死得多么可怜呀！这个孤独的人，生前那么疯狂地反对上帝，死的时候却并没有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雅科夫没有亲戚，死得悄无声息（指悄声说话，或没有声音。比喻没有名声，不被人知道，或毫无声音。），我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我去找鲁伯佐夫，那时他正在小桌旁补衣服。

“雅科夫死了。”我说。

老头发起了牢骚：“老弟，没办法，这就是咱们的命。咱们都快归天了。雅科夫死了，我们这儿一个光棍铜匠也要死了——他被宪兵逮捕了。他还是古利介绍给我的呢。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和大学生们的联系过于频繁了。你听说大学生闹学潮的事了吗？这是不是真的？唉，我看不清东西了，你帮我缝一下吧……”他把衣服递给我，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咳嗽着，嘴里嘟嘟囔囔：“宪兵真可恶，这个社会刚有些希望的火种，就立即被他们扑灭了。喀山真是个可恶的城市。趁着伏尔加河还没有上冻，我得赶快离开这儿了。”

鲁伯佐夫停下来，搔搔头皮，自言自语：“唉，我还能去哪里啊？俄罗斯的城市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说：“这算什么生活呀？人们的生活简直毫无意义……”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像是在驻足倾听，然后走到我跟前，在桌边坐下，说：“阿列克谢，你听我说，雅科夫耗费一生的精力来反对上帝全无用处。我以为，上帝也好，沙皇也好，他们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己也得反省一下，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是看不到希望了，因为我又老又病，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你，我们去酒馆喝一杯吧？”

路上，鲁伯佐夫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艰难地前行。他低声对我说：“记住，老弟，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他们会把这个世界砸烂，彻底改变我们无聊的生活。我觉得，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走到半路，我们发现一群水兵在包围妓院，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纺织工人们守卫着妓院的大门。

“一到放假，这儿就有人打架。”鲁伯佐夫认出了工人中的老伙伴，就摘掉眼镜，参与战斗了。他一边鼓动性地叫喊，一边冲入水兵的队伍里，用肩膀抵挡雨点般的拳头，把水兵撞得东倒西歪。

这场战斗看上去像做游戏，工人们信心十足地对抗着水兵，因为他们有的是力量。人们都挤到大门口，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工人们乱哄哄地喊着：“打那个当官的！”有两个工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欢快地唱起来：“我们没有偷窃抢劫，我们只是坐船打鱼！”

没过多久，警笛声就传来了，黑暗中到处闪动着警察制服上的铜扣。工人们抵挡不住了，被迫向周围的商店和仓库转移。我和鲁伯佐夫等五个人当场被捕，警察们把我们带往警察局。那时，深秋的夜色中传来了俏皮的歌声：“我们捕到几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

押送的路上，鲁伯佐夫低声对我说：“阿列克谢，你快逃吧，不逃可就没机会了！”

我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矮墙，甩掉了追兵。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鲁伯佐夫。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闹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闹学潮的意义，更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利。如果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就算是每周日必须在广场上挨打，也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去了原先的面包作坊，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打学生。我被他们的野蛮想法气坏了，就和他们吵骂起来。可是我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工人们把我赶出面包作坊，我走出来时十分伤心，心中苦闷到了极点。

晚上，我来到河岸，百无聊赖（精神无所依托，感到非常无聊。）地向河中投着石头。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就好了！我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