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
朱丹溪学贯医儒。前述知他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家许谦麾下,许谦为宋朝理学名师朱熹的四传弟子,朱丹溪为许谦之得意高足。后习医,投师罗知悌。罗氏系金元时期北方杰出医大家刘河间的再传门人,有感到朱氏求学至诚,悉传其技。朱丹溪可谓学有渊源,饱承师教。虽然老师们在各自领域卓建成就,朱丹溪也得到了他们的真传,但朱丹溪并没有满足于咀嚼前贤种下的现成果实,而是勤于钻研,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广泛实践,以前人为基础,进一步创新,建立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学说(如“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相火论”,体现于治疗上的“滋阴降火”及有关气、血、痰、郁等杂病辨证施治的法则与方药)。他的理论一经问世,传遍大江南北,得到当时及后世医家的赞同,翕然从之者无以计数。朱丹溪的家门前更是往来繁忙,求医拜师者络绎不绝,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弟子,也给人们留下了一段段师生情谊的佳话。
浦江九灵山戴士垚的母亲患病久治不愈,戴氏家境不错,不惜花钱遍请周围的名医。银钱花费数以万计,所请的名医也不在少数。但医生开的药饵多是附子、灵砂之类的辛燥、金石重坠之品。老夫人服用之后,病情日益加剧。后来遇到朱丹溪,始知以前用药完全错了。然而积重难返,老夫人病体年老衰竭,最终未能痊愈而去。
母亲未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而逝,士垚痛心疾首,感到莫大的愧疚。于是发愤学医,他率领两个儿子思恭、思温同拜朱丹溪为师。不幸士垚英年早逝,而他的儿子思恭子承父志,脱颖而出,以医名著称于世。宋濂在其文集中写道:“先生(指朱丹溪)之弟子虽众,得其真切者,惟仲积(士垚字仲积)父子为优。仲积不幸早逝,原礼(思恭字原礼)以其学行于浙之西。”
戴氏父子三人是在朱丹溪高超医术感召下从医的,其影响力可以想见。戴思恭凭借自身的才智敏慧与努力实践,从游于朱丹溪先生,将其学识传承下来。丹溪学说由此得以继承,发展与完善。就像家乡的溪水,有源而来,溪溪汇融,奔向远方。
戴思恭,字原礼,生于儒家。学医之前习闻诗礼之训。早年即有志于天下。他与父亲及兄弟受业于朱丹溪时刚好20岁。为了求学,他从家乡浦江徒步行至义乌。朱丹溪不慢待自己的学生,更注重弟子的才华。戴思恭敏悟过人,深得先生的倾心。学生用心也笃,先生传授也真,思恭终于出类拔萃,没辜负老师的希望。思恭跟朱丹溪前后20余年,世人皆以他为朱丹溪高第弟子,是其学术传人。
戴思恭著作较多,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及校补《证治要诀》,《金匮钩玄》也是总结朱丹溪学验之作。
思恭在朱丹溪“相火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的基础上,对气、血,生理、病理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了气火失常及阴血匮乏的机制和病变,有补于丹溪学术,且不乏独到之见,对后世气血理论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朱丹溪在临床擅用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学而不得法者往往矫枉过正,执用寒凉药物,形成另一种流弊。戴氏得师真传,又兼采其他各家之长,用药取法圆融,不偏寒凉,与株守丹溪门庭者确有高下之别。
戴思恭学成之后,医名远播。作为名医,他常被召至南京,在南京城他注意到有一位医家总是户前病人盈门,酬应不暇。他心生好奇,便不露身份前往堂中观察,见诊所按分发药,与别处没有两样,他心中的疑惑不得其解,以后又去了几趟,偶尔碰见一病人取药出来,即追上前询问看病抓药有何特殊,那人答曰:大夫嘱咐临煎药时,放入一块锡。戴思恭大为惊讶:从来未闻此说。于是上门讨教,医家告诉他此出自古方。思恭找来原书仔细核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原来医家误将“”字认作“锡”。锡,糖之意。锡若长期服用可致中毒。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思恭未作迟疑,急往那医生家予以纠正。
明洪武年间,戴思恭被朝廷征为御医。受到太祖皇上的厚爱。当时燕王得瘕疾,太祖派思恭去医治。思恭问及燕王以往病史,发觉应用的药物皆正确无误,为什么不见疗效呢?于是又问燕王平时有何嗜好,燕王回答:“平日爱吃生芹菜。”思恭醒悟过来,我明白了。燕王腹中有寄生虫,故改嗜辛香之僻。思恭投下一剂驱虫药,果然夜里暴注下池,排出很多虫子。从此燕王之疾顿然消失。
晋王忠重病,经过思恭的治疗症状消除。过后不久,晋王病情复发而卒。太祖因而动怒将王府众医逮捕准备处置。思恭闻讯,向太祖进言:“臣以前奉命为晋王治病,晋王即告曰‘此病虽暂时得缓,但毒在膏肓,再发作就无法挽救’。此事后果晋王惠预料在先。”听了思恭的奏禀,太祖未继续追究大家的责任,众医免于一死,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生病,医官因治疗效果不佳均被治罪。唯一思恭例外。太祖召他至病榻前说:“汝为仁义之人。”太祖驾崩,太孙继位,提升思恭为太医院判。
戴思恭无论在朝延抑或民间,他的医术都得到交口称赞。无怪乎《明史·方技传》评价他:“无愧其师。”
戴思恭的弟弟戴思温同为朱丹溪弟子,《浦江县志》记载他行医于吴楚、淮阳、齐鲁等地。他与公卿往来甚多,但医名却较其兄相去有距。
赵氏兄弟也是朱丹溪学生中的佼佼者,哥哥赵良本,弟弟赵良仁。赵氏兄弟与戴氏父子先后拜朱丹溪为师。赵良本,人称太初子。他不仅从朱丹溪那里学到许多治疗疾病的本领,在老师潜移默化熏陶下,淡泊名利,对贫困病人尤为同情。穷人求医,多免费看病赠药。朝中监察御史鉴于他精通医学,举荐他做官,太初子笑而推辞不就。
赵良仁与其兄自幼习儒,年轻时就做过官,后弃而从医。《苏州府志》载他:“治疗多奇效,名动浙东西。”撰有《医学宗旨》、《丹溪药要》、《金匮方衍义》等医著。前两种未见传世,《金匮方衍义》亦未刻印。后来清代医家周扬俊得此书抄本,在原书基础上进行补注,名《金匮玉函经二注》。此书作为学习中医,研究古医籍《金匮要略》的重要读本广为流传至今。
朱丹溪众多弟子中另一位出众者名王履。王履少年即通诗文画艺,擅画山水,笔墨秀劲,布置茂密。后就学于朱丹溪,在医学领域研究有得。
洪武十六年(1383)秋,王履采药来到关陕一带,途经华山,他被大自然壮美景色所吸引,不畏艰险,登临西岳三峰绝顶,饱览山川丘壑的奇异风光。经过悉心构思,前后花费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华山图册》,以亲身经历和感受绘出了华岳雄伟奇秀的气势,备受世人珍视。在《华山图册·自序》中,他归纳自己的创作方法:“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承认客观现实是山水画的本原。以此观点贯穿于医学,则谓“读者当活法勿拘泥”。主张不泥古,不盲从,以临证实践为准则。王氏不尚高谈阔论,却能把前人的精义从平易中阐发出来,他唯一的传世医著《医经溯洄集》对明清时期医学理论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朱丹溪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入室弟子,后世很多医家虽与朱丹溪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不曾有机会亲身体验朱丹溪的教诲,但他们在学术上对朱丹溪推崇备至,认定先师非朱氏莫属。他们完全继承朱氏理论学说,或有所发挥,言朱氏未竟之言。
明代医家王纶就属其中一位。王纶,浙江慈谿人,幼年攻举子业,因父亲与兄长多疾,乡间医生屡治罔效,故遵父训,钻研医学。他一生为朝廷做官,同时一面为民治病。在医学上他主张“杂病用丹溪”,各种杂症的治疗都遵从朱丹溪的有关观点。他撰写的《明医杂著》是那个时期一部颇为重要的中医著作。他的医术亦远近闻名。
王纶曾治一壮年男子,忽然暴病如中风状,口不能言语,目不识人,四肢瘫痪不能动弹。请来的医生用了治疗中风症的苏合香丸,结果不效。王纶刚巧从此路过,听说病人的情况,得知患者陪客吃饭,食后突发此症。于是教病人亲友煎生姜淡盐汤,饮后双手探入口中催吐,病人呕吐了数碗胃内容物后方苏醒过来。大家非常感谢王纶治病救人之举,赞叹说:真是庸医手下命难保,良医救人效如神。
汪机与王纶一样,也是明代著名医家,安徽祁门人,居祈门之石山,也称汪石山。在父亲鼓励之下,石山致力于医学,殚精竭虑,研究历代医家诸书,且验之临床,医术日益长进,一举治愈了母亲10余年不治的头痛呕吐症。随着医疗经验日积月累,石山闻名遐迩。
汪石山在研究历代医家著作过程中,首重朱丹溪的理论学说。他曾校订戴思恭的《推求师意》,由戴思恭上溯朱丹溪,探微求奥,发挥良多,故有“广丹溪之志者原礼也,广原礼之志者惟石山”之谓。虽然学宗丹溪,但也又不局限于此,综合名家理论学说的长处,尤其重视人体脾胃元气,擅长运用人参、黄芪,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与临床治验。从下面的医案可见一斑。
一儿童年方11岁,平素面色苍白,神倦疲乏,7月暑天发热数日,孩子的父亲怕耽误学业,令他带病上学,结果病情加重。高热头痛,上吐下泻,饮食不进。父亲粗通医道,给他吃了一些药,吐泻慢慢止住了。但是孩子依旧发热,眼闭口合,说不出话来,时常昏蒙不省人事,粥饮难以下咽。父亲找到汪石山求治,石山察脉观色,断定病情症结在于脾胃,给予相应的治疗。孩子的父亲看过石山开的处方,对其中附子一药产生疑虑,问道:“时值酷暑而用附子当否?”石山毫不犹豫地说:“此方非附子无速效。”孩子的病很重,父亲虽觉医生用药有些风险,仍是照其意见办。药物服下后,父亲一直守在病床边观察,以防意外。几个时辰过去了,孩子渐渐清醒,热度慢慢下降,病情苏缓过来。父亲高兴地向石山报告这个好消息:“孩子得以生还,是您救了他。遇见您这么高明的医生,真是万幸。”附子是一味辛热性猛之药,而且当时正值炎热夏季,一般的医生是决然不会大着胆子用附子的。因为若误投此药,将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汪石山敢于在此时应用附子配方,实非高手弗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