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寇宜追

科赫发现结核杆菌的消息立即传向世界各地。伦敦的《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不久，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报纸上出现了誉他为“杆菌之父”的诗歌，他的照片甚至印在了手绢上！

但科赫对名望并不感兴趣，他照旧继续研究结核病。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向科赫请教。他们纷纷仿效科赫的方法，对结核杆菌开展研究。1883年5月，科赫应邀主持了帝国卫生局在柏林举办的一个细菌学博览馆。包括欧洲的一些皇族成员在内，来这里参观的人成百上千。他们汇聚在博览馆里，聆听科赫讲解他的研究成果。

到1884年，科赫又发表了他关于结核病的第二篇著名论文《论结核病》。在论文中，他再次阐明了结核杆菌系结核病的病原菌这一结论，并着重论述了结核杆菌在结核病发病学中的作用以及两者的关系：结核杆菌只在结核病例中出现，不在别处出现；在疾病有明显的症状之前结核杆菌就已存在了；疾病的过程与结核杆菌的数量、出现和消失都直接相关。文中提到，他在最后阶段的实验中，总共用了94只豚鼠、44只白鼠和70只兔子来证明他的最后结论。这篇医学经典著作长达82页，还附有许多精彩的照片。科赫没有忘记那些曾对结核菌作过先驱性研究的医学家们，他在论文中怀着敬意写道：“他是站在前辈们开创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现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对“肺结核是遗传病”的错误观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开启了科学防治结核病的新起点和新途径。也是在这一年，莱夫勒在科赫的指导下，成功地分离出了白喉杆菌。在致力于细菌学研究十余年后，科赫终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其后的六七年问，除了中间有一年时间暂时中断外，科赫一直在努力开拓对结核病的研究，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种疾病，并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885年初，科赫谢绝了莱比锡大学的聘请，出任柏林大学卫生学和细菌学教授及该校卫生研究所所长。

这时科赫已过了不惑之年，他身形偏瘦，棕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总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生性较为严肃，和不熟悉的人相处，话总是不多。那些不是为了工作，而仅仅是慕名而来以图交际的人，特别使他感到讨厌。他感到教学工作并不太适合自己的志趣，宁愿独自埋头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之中。尽管这样，他对学校的工作仍然尽职尽责。在课堂上，他讲课简明而极有条理；或者整天在实验室里认真指导学生们做实验。晚上，有时他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闲谈。他的记忆力之好常使人吃惊，而且有时也不乏幽默感。

使他高兴的是，在他周围逐渐集聚了一些出色的青年医学工作者。除了格夫基和莱夫勒外，1885年来了日本人北里柴三朗（1852－1931），他后来成为血清疗法的创始人之一；而1888年进入卫生研究所的贝林（Behring E.A.von，1854－1917），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细菌学家，因研究白喉的血清疗法，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这些青年人都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工作勤奋，科赫与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1886年，科赫还与德国著名细菌学家弗吕格（Flügge C，1847－1923）合作创办了《卫生学杂志》，这本杂志出版至今，在微生物学界仍具有权威性。

到1890年，科赫对结核病的研究又获得了新的成果，这就是结核菌素的发现。这项发现不仅对结核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而且对免疫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事情开始于1888年。一次，他在给一只豚鼠注射了结核杆菌后，这只豚鼠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应，注射局部还出现了明显的红肿。这在以前是从没发生过的事，因为据以前的研究证实，人或动物感染结核杆菌后都至少要经过几个星期的潜伏期后才会发病，即使接种较大量的结核杆菌也是如此。仔细一检查，科赫才想起来，原来这只豚鼠在一星期前已注射过一次结核杆菌了。

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科赫的注意。他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实验，都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实验，后来被医学界称为“科赫现象”。实验结果使科赫联想到，可以把这个方法转用于人类结核病的早期诊断上。正是从这个联想中科赫发现了结核菌素，对医学做出了另一项重要贡献。

结核菌素是用消过毒即被杀死的结核杆菌制成的液体。科赫先把从液体培养基中生长起来的结核杆菌用消毒的方法杀死，然后将液体滤掉，再蒸发掉一些剩余水分以增加浓度。这实际上是一种灭活结核菌疫苗，只是这种灭活菌株疫苗接种在健康人身上后并不能使人对同类细菌产生有效的免疫力。

但是结核菌素用于诊断结核病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果将极少量的结核菌素作皮下注射，结核病患者一般会感到像伤风般的发热，并且在病灶上有反应；而健康人即使注射进十倍的剂量也不会有反应。科赫就曾经在自己身上做过这样的实验。还可以采用皮肤接触的检测方法，即把用结核菌素浸泡过的胶布贴在皮肤上，或用含有结核菌素的针头在皮上划痕，如果皮肤上出现一片红肿，那么就证明被测试者已传染上结核杆菌了。

“科赫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这种反应是动物免疫机制的一种体现；结核菌素的发现推动了免疫疫苗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876年，当科赫将小白鼠脾脏中的炭疽杆菌移种到青蛙背部的淋巴囊里时，就发现炭疽菌可被囊内的细胞所吞噬，这实际上是动物细胞免疫防御功能的一种反应。这些，都是科赫对免疫学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科赫的后半生中，征服结核病这个凶恶的敌人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奋斗目标。为此他经受了许多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也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十几天，关于怎样探索肺结核病治疗的主要途径的问题依然在他脑海中萦绕，他还谈到要建立一座新的病房大楼，以便医治更多的结核病人。在人类与结核病的斗争历史中，科赫的名字及其所建立的功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结核病确实是一种发病率很高的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病。结核杆菌主要借助飞沫、尘埃经呼吸道传染而患肺结核；也经常由饮食经口腔传染引起消化道结核病。这种细菌对干燥抵抗力大，在干燥痰迹中可活半年；在干热100℃时，20分钟内不会死亡。它们随着肺结核病人咳出的痰液到处散布，很容易被人们吸入肺里。一旦人的抵抗力减弱，它们就乘机作乱，在肺组织里肆无忌惮地繁殖和蔓延，还可以侵入淋巴结、泌尿系统、骨骼等多种组织器官，引发各类结核病。

在科赫之后，人类仍然顽强而艰苦地与结核病作着殊死的搏斗。1921年，两位法国医学家卡尔默特（Calmette L.C.A，1863－1933）和介兰（Guérin C，1872－1961）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用结核杆菌的减毒菌株，研制成功了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1944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Waksman S.A，1888－1974）发现和制成了对结核病有有效治疗作用的抗生素链霉素，并因此荣获195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50年，曾获得193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德国病理学家、细菌学家杜马克（Domagk G.J.P，1895－1964）又发现了抗结核药物异烟肼。这些重大的科学成就，使人类对结核病已达到完全可以控制的地步，曾一度使之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由于结核杆菌在同药物的长期斗争中逐渐产生了抗药性，近几年来，肺结核病有卷土重来之势，而且来势汹汹，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很高的发病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1995年世界肺结核感染人数为17亿，死亡人数为300万；在全世界所有成年人的死亡中，死于肺结核病者达1/4。同年，中国死于肺结核的人有25万。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惊呼：“如果医生不能很快找到一种办法去对付抗药性肺结核病，那么19世纪的这种大灾难很可能会使2l世纪陷于恐慌。”

人类在彻底征服结核病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不能丝毫松懈斗志，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顽强精神，继续与结核病这个凶恶的“敌人”战斗下去。医学家们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抗结核药物和治疗方法技术；而同时，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认真开展预防接种等，仍是与结核病作斗争的重要有效手段。

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相信人类必将在这场严峻的与结核病斗争中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