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菌终于被擒

1883年，由于突然在近东蔓延开来的霍乱病，使科赫对肺结核的研究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一年，转而去研究霍乱。

这年夏天，埃及发生了霍乱大流行，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亡，造成了几乎不可收拾的恐怖局面。这种烈性传染病常常初发于印度，然后越过大海和沙漠，侵入埃及，直接威胁欧洲南部，进而震慑整个欧洲。埃及政府向法国和德国发出了紧急求援的呼吁。这两个国家立即响应，迅速组织人员，先后开赴抗病第一线——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抢救病人，寻找病源。为战胜人类共同的敌人，这两个曾以干戈相见的国家，又站到了同一条战壕中，都派出了自己优秀的科学家共同对“敌”。

法国远征队比德国人先到达亚历山大。其时，巴斯德本人由于生病，没有随队远征，他派出自己最优秀的助手鲁克斯（Roux E，1853－1933）率队前往；科赫本人则亲自带领德国霍乱调查团奔赴前线，队伍中有他的老助手格夫基。这既是一次抗病救灾的国际合作，也是一场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场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在大学刚毕业、担任汉堡综合医院的助理医生时，科赫就遇到过一次霍乱流行，并积极参加了对病人的治疗工作。从他那时的笔记看，他实际上已看到了霍乱菌，只是没有意识到，从而失去了一次探明霍乱病奥秘的机会。而如今，科赫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医生，机遇使霍乱病菌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看来，这个凶恶的病魔这一次是再难从他手中逃脱了。

8月，科赫和由他率领的调查团携带着显微镜和实验动物，一到达亚历山大港，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检查了一具又一具霍乱病死者的尸体，并从尸体上采取实验材料，接种给狗、鸡、鼠和猴子等实验动物，希望通过人工感染在动物身上复制出霍乱，以便更好地观察研究，但这项实验没有获得成功。烈日的炎暑和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热风给研究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他们挥汗如雨，连显微镜上也沾满了汗迹。工作是如此紧张，以致连举世闻名的金字塔也没有空暇去观光一下。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但研究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出人预料的是，霍乱的传染速度这时突然减慢下来，并逐渐趋于平息。正在这时，传来消息说，法国人已分离出霍乱病菌，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这使德国人感到意外和不解。科赫决定亲自到法国队的驻地去看看他们的标本。共同的对“敌”目标和崇高的科学使命毕竟要高于名誉的竞争，法国科学家慷慨地同意了科赫的请求。然而，经过一整天的仔细研究，科赫不得不断定：法国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血液中正常的血小板误认成了霍乱病菌。

第二天清晨，正当科赫在考虑如何向法国科学家作适当解释的时候，鲁克斯焦急不安地找到了他，说就在昨天傍晚，他们队中一位出色的青年科学家特威利尔，突然得了急病。科赫立即赶到了法国人的驻地。经过一晚上的高烧和上吐下泻，特威利尔已经眼圈深陷、体力衰竭。显然，这是染上了致命的霍乱。

特威利尔望着科赫，断断续续地问道：“分离出的……是……不是霍乱菌？”

科赫深情地握着他的手，眼眶湿润了，这位可敬的青年科学家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念念不忘的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

“是的，”科赫犹豫了一下说，“你们已经发现了霍乱菌。”他实在不忍心在这种情形下说出事情的真相。

在炎热而阴霾的黄昏，特威利尔终于停止了呼吸。在寻找霍乱病菌的战斗中，科学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面对为人类健康而献身的光荣战死者，两国科学家们汇聚在一起，共同低头致哀。科赫把两个花圈放在灵柩上，庄重地说：“花圈很朴素，但却是用月桂编成的，就如献给勇士的桂冠一般。”

经过这个不幸的事件之后，科赫和助手们怀着悲痛，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寻找霍乱菌的战斗。

“格夫基，看到什么了吗？”一次，科赫一面用显微镜观察标本，一面问道。

格夫基正在已被解剖的病人尸体旁，进行肠腔检查。他头也不回地答道：“肠子里还是充满了那些白色稀淡的液体。”科赫放下显微镜走过来，说：“再取一点白色液体接种，看看情况如何？”

格夫基小心地用烧过了的金属丝挑了一点分泌物，接种在培养基上。结果，他们又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呈逗点状的陌生的细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病人的肠腔里发现这种细菌了，在科赫的标本盒中，已积累了不少这种细菌的染色标本。

这时，亚历山大港的霍乱已基本平息下来。科赫决心到印度去继续追踪霍乱，以便最后证实他的发现。他在给帝国卫生局的请求报告中写道：“我已经在所有霍乱病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细菌，但我还不能证实它就是霍乱的病因。把我派到霍乱长年蛰伏着的印度去吧！我的发现就是我的这一请求的理由。”在等待柏林回音的同时，他考察了红海北部地区的卫生情况，结果又在埃及眼炎中发现了结膜炎杆菌，其后美国眼科学家威克斯（Weeks J.E，1853－1949）于1886年证明它是急性传染性结膜炎的病原。

柏林方面批准了科赫的请求。当路过开罗的时候，科赫无法抑制住参观金字塔的愿望，这次终于实现了童年时代的宿愿。之后，科赫等人携带显微镜等仪器装备和50只实验用的小白鼠，乘船南下红海，穿过印度洋，途经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忍受着严重晕船和长途奔波的劳顿，于1883年12月11日驶抵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一天正好是科赫的40岁生日。

一抵达目的地，科赫立即开始了工作。在加尔各答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协助下，他们在32名霍乱病死者尸体和16名患者的肠道中，都找到了那种逗点状细菌，而在健康人或动物身上，却找不到这种细菌。这些细菌也能在肉冻和血清培养基中生长和繁殖，从而大大方便了科赫的研究工作。

到了圣诞节，科赫已确信，这种细菌就是霍乱病菌。它比结核杆菌要短一些，但却粗一些，弯曲呈月牙状或逗点状，科赫把它称为“霍乱弧菌”。这种细菌的菌体一端有一根纤毛，运动极为活泼，在显微镜下呈穿梭或流星状。接着，科赫又查明了霍乱弧菌的各种特性：在干燥条件下或经过充分加热，它极易死亡，而在潮湿、闷热的地方却繁殖旺盛；它也经受不住二氯化汞或碳酸这些当时经常使用的普通消毒剂的作用。情况表明，这种貌似可怕的细菌其实也有相当脆弱的一面。

科赫注意到了印度人当时普遍饮用的不洁井水。他指出，这种井水正是霍乱弧菌孳生的地方，人们通过饮水而传染上霍乱；不洁的卫生习惯又通过病人的衣物加剧了霍乱的传播。霍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则肯定源于来往船只上的不卫生状况，这使旅客、海员以致货物都极易变成霍乱弧菌的传播者。

德国霍乱调查团在国外逗留了九个月以后，经由印度孟买回国。报纸上密切地注视着这支远征队的消息，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期待着科赫胜利归来。这次他不仅发现了霍乱弧菌，而且成功地找到了霍乱交叉感染的途径、隐患和有效的控制方法，这是他对医学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柏林像迎接胜利凯旋的英雄一般隆重欢迎科赫归来，威廉一世皇帝授予他皇冠勋章（Order of Crown），德国政府颁发给他十万马克的国家奖金。

科赫并没有沉醉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誉之中，他无法忘记那些成千上万霍乱病人死亡的惨状，无法忘记特威利尔临死前那渴盼胜利的眼神。他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场合阐述自己关于霍乱的结论和建议，竭力说服那些顽固地持陈旧防病观念的人们，终于在几个月后，通过了限制霍乱传播的新卫生条例。他还在柏林大学讲授的细菌学课程中特别强调，将任何霍乱弧菌带进德国是极不明智的，而另一次，他的学生、后于1890年参与发起成立约翰·霍普金斯医史学会的韦尔奇（Welch W.H，1850－1934）医生自己培养了一些霍乱弧菌，准备带回美国，科赫知道后，在课堂上紧盯着韦尔奇，使他不得不将这些细菌杀灭后抛进了施普雷河。

就这样，科赫成功地堵住了霍乱弧菌的传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