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疫病消防队队长”

    科赫于1890年发现结核菌素后,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这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医学会议在柏林召开。科赫在会上就他的发现作了极其谨慎而有节制的发言,因为这项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不料,由于人们对抗结核药物的巨大期待,以及轰动效应下的消息误传,出现了滥用结核菌素的现象。许多人把它作为征服肺结核病的治疗用药,结果导致了一些令人失望以致不幸事件的发生。科赫的反对者们乘机跳出来,诽谤说什么实际上是结核菌素在传播此类疾病。

    虽然这并不是自己的过错,科赫仍然被弄得有些心烦意乱。1891年初,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抗结核药物》的论文,澄清了许多事情。接着,他去了埃及,在那里度假休息。7年前为了寻找霍乱病菌,他曾首次来埃及,但那次因工作紧张而无暇观光,这回可以放松一下,好好地旅行了。

    4月,科赫赶回了柏林,出任专门为他建立的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他的老朋友埃尔利希则担任副所长。研究所最初设在柏林仁济医院附近的一座建筑中,由于外形独特,被叫做“三角楼”。研究所还附设有病房,这是位于“三角楼”附近的一排简易平房。科赫早就感到教学工作不适合自己,因此这次任医学研究的所长职务,专心致力科研,令他十分满意。他紧紧抓住结核病的治疗问题继续展开研究,病房里也时常看见他巡诊的身影,以致这些病房后来被人们称为“科赫的营房”。

    1896年,科赫中断了他的研究工作,应英国政府之邀,赴南非帮助消灭牛瘟。他于11月底赶到开普敦,经过研究,很快就发现牛瘟的病原体(一种病毒)生活在受传染动物的血和胆囊中,并发明了一种使牲口对这种疾病产生免疫力的方法。他说,用这种方法可以拯救南非3/4的牛。确实,单在好望角就救活了二百万头牛。

    就在这前后,又有消息传来,说另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的烈性传染病——淋巴结鼠疫在印度的孟买蔓延开了。科赫结束了对牛瘟的研究工作,接着就赶到孟买。他的助手、学生格夫基、埃尔利希和北里柴三郎等人已应英国皇家医学会的邀请,随一个调查团先期抵达了那里,正盼望老师来主持工作。经过紧张的研究,最终证实了鼠蚤是导致人类染病的媒介,并很快控制住了这种瘟疫流行。

    不久,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也发生了淋巴结鼠疫,科赫又返回非洲,在维多利亚湖区进一步研究这种传染病。同时,他还腾出时间来研究了一种使马及骆驼死亡的恶性贫血病,一种由扁虱传染的得克萨斯牛瘟,以及一种热带病——回归热。在深入非洲丛林研究回归热的过程中,他曾两次卧病不起。尽管德国政府多次劝他回国休养,他都置之脑后,直到弄清楚壁虱是这种疾病传染给人的主要媒介之一后,才回到柏林休息。

    1897年,科赫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柏林只休息了几个月的时间,便于1898年8月开始了对疟疾的研究治疗工作。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在德属东非,在锡兰,在巴尔干半岛,到处都留下了他追踪疟疾的足迹。他改进了一种诊断疟疾的重要的血液试验方法,能诊断出处于潜伏期的疟疾来。这样,利用这种试验不仅能确定疟疾各阶段时治疗用药奎宁的剂量,而且还能在发病前就用奎宁控制血液中的疟原虫的生长,以减轻发病时的症状。科赫和他的助手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在治疗疟疾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其后的五年时间里,科赫又多次奔赴非洲研究流行病和热带病。1902年12月至1904年年中,他受英国政府聘请,在非洲考察一种突然蔓延开来的牲畜病“罗得西亚红水热”,成功地制定出一项对这种病部分有效的免疫法。同时,他还对一种叫做“马死症”的怪病进行了研究,并从得过这种病而痊愈了的马匹的血清中,提取研制成了一种对付这种疾病的疫苗。

    由于年纪大了,科赫既要担负传染病研究所日常的领导事务,又要进行科学研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当1904年7月他从非洲回到柏林后,就辞去了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职务。使他十分高兴的是,这一职务由他的老朋友和得力助手格夫基继承担任。研究所建起了一座新的科研楼,专门给科赫配备了一间实验室和一名年轻的助手,并颁发给他一万马克的退休金。

    科赫退职后,得以集中精力进行他热爱的微生物研究工作。1904年底,他又乘船去非洲,于1905年初来到达累斯萨拉姆,研究红水热、锥体虫病和回归热。在研究回归热的过程中,他成功地将病原体即回归热螺旋体从人身上转移到一只猿猴身上。

    这其间,荣誉亦接踵而来。1901年,德国威廉皇帝科学院成立,科赫被任命为首批成员。1902年11月,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国外院士。1903年,他被选为奥地利科学院的荣誉院士。1902年,他还发表了著名论文《与伤寒病的斗争》而赢得普遍赞誉。

    1906年春天,年逾花甲的科赫带领他的助手,再次来到了东非。这一次他们是来考察研究一种怪病“昏睡症”的。由于这种病极易传染,病原体又未查明,因此此行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动身前,柏林大学的几位著名教授都曾劝科赫说,年纪大了,这一次就不必亲往了。埃米也劝他多休息些时候再说。科赫略微有些激动地说:

    “我何尝不想多休息休息,可只要听说哪里有疾病流行,我就坐不住啊!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要把眼光永远放在显微镜下,要时刻听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召唤。”

    终于,他还是又来到了他熟悉的维多利亚湖区。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首先证实了两年前一个英国考察团的发现,即这种病原是由一种叫做采采蝇或叫舌蝇的昆虫传给人的。经过对一千多例病例的考察,进一步查明了这种病有几周至几年的潜伏期,其病程分为三个阶段,以及最后导致病人死亡的原因。由于采采蝇是靠吸鳄鱼血为生的,为了追踪病原体,科赫等人曾在湖区南部姆万扎镇一带的沼泽地带多次射杀鳄鱼,每次的场面都极其惊险。

    后来,科赫带领助手来到湖区西北部的塞塞群岛上安营扎寨。他们在岛屿的高地上用帐篷建起临时医院,尽可能多地收治“昏睡症”病人。科赫用了当年在疟疾诊断方面积累的经验,找出了一种验血方法,能准确查知病程所处的阶段,以便给予恰当剂量的药物治疗。前来寻求治疗的患病岛民们越来越多,为了工作有序进行,以致最后不得不用栅栏将帐篷围了起来。科赫和助手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他们终于将维多利亚湖区昏睡症的死亡率成功地从57%降低到10%以下。

    然而,这次紧张的行动却使科赫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一天黄昏,当刚结束一整天救治工作的科赫,疲惫地走出帐篷,站在一座高坡上俯视维多利亚湖时,从未有的事发生了,他忽然感到心脏一阵绞痛,接着头晕眼花,差点摔下坡去。从此,这种致命的疾病一直伴随他到生命历程的最后。

    1907年11月,科赫回到柏林。他再次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和尊敬,连德皇本人都亲自去聆听他讲在非洲的经历。不久,以他的名义成立了战胜肺结核基金会,世界各地的捐助源源不断地寄来。

    为了调查研究传染病,科赫先后十次出国,不辞劳苦地奔赴非洲、印度和远东等地,带领助手和学生研究了疟疾、鼠疫、伤寒、牛瘟以及回归热、昏睡症等热带病,培养了贝林、埃尔利希、北里柴三郎等优秀科学家。

    当时,世界各地只要发生传染病流行,就纷纷向科赫告急求援,而科赫和他的助手、学生往往就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开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探求病原、扑灭疾病。后来,人们把这支队伍称为“疫病消防队”,把科赫称为“疫病消防队队长”、“绝症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