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奖得主

1905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纷纷扬扬飘洒了一天的雪花，到傍晚逐渐平息下来。厚厚的积雪映射出片片荧光，给隆冬的夜晚带来些许亮色，整座城市显得更加静谧、祥和。

然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一带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原来，今天晚上将在音乐大厅隆重举行第五届诺贝尔奖授奖典礼。虽然诺贝尔奖以前只颁发过四次，但由于它评选严格，只授予世界科学界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因而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崇高荣誉，受到世人的高度瞩目。

大厅内，华灯高照，金碧辉煌，气氛显得格外庄严。瑞典国王陛下和王子殿下亲临会场，还有亲王大臣、各国使节、各界名流都竞相出席，至于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和著名学者，更是不可或缺的。整座大厅，座无虚席。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名人聚集一堂，都在企盼着那令人激动的时刻到来。席中，坐着若有所思的罗伯特·科赫。

这年10月，经斯德哥尔摩卡罗林医学院教授会议推荐，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科赫，以表彰他在结核病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那时，科赫还在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研究几种热带病。10月底，科赫回到柏林，看到了登载在报纸头版头条的诺贝尔基金会的授奖公告：“决定将本年度的生理学和医学奖金授予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以表彰他在发现结核菌和结核菌素方面的丰功伟绩。”一个多月后，他又收到了来自瑞典的获奖通知书，上面写道：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医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荣幸地通知阁下：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罗伯特·科赫先生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值此，委员会向您致敬，并真诚地祝贺您荣获本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主席　莫诺

尽管科赫对荣誉一直比较淡漠，但这次却不同，因为这毕竟是国际学术界的最高奖赏！他按时从柏林赶到斯德哥尔摩，出席这次盛会。

大厅里响起了莫诺伯爵诵读贺词的洪亮声音，接着，卡罗林医学院院长介绍科赫的研究成果。回顾人类与凶恶的结核病搏斗的生死历程，科赫不禁百感交集。

瑞典国王亲自给科赫佩戴上23克拉黄金制成的诺贝尔奖章，并授予他一张华丽精致的奖状。科赫转过身来，面对着几百双注视着他的眼睛，不轻易动情的他心中也涌起阵阵波澜。大学毕业以后的40年来，经历了多少的艰难曲折！如今，这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总算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终于被全世界所公认。

科赫努力平抑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用德语作了题为“当前预防肺结核的情况”的演讲，回顾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并重点讲述了最近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进展。在授奖仪式的一个多小时中，掌声和欢呼声接连不断。

的确，科赫是值得自豪的。在人类征服细菌的历程中，某些细菌产生某些疾病的事实首先被他证实。著名的“科赫原则”，至今在鉴定病原体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发现了炭疽杆菌、结核杆菌、霍乱弧菌以及结膜炎杆菌等病原体，同时，他创用的固体培养基、分离培养技术和染色法等微生物学新技术与新方法，带动了一大批医学家和生物学家深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几乎均被查明并分离培养成功，这其中科赫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科赫在征服残害人类的炭疽病、结核病、霍乱病等凶恶疾病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在战胜疟疾、鼠疫、伤寒、回归热、昏睡症、结膜炎、麻风以及一些家畜恶性疾病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用自己的辛劳换来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病人的康复。即使在今天，也还无法全面估价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全部意义。有人统计，他在医学宝库中增添了近50种用于诊治人及动物疾病的方法！正如英国医史学家贝利（Bailey H，1894－1961）和毕晓普（Bishop W.J，1903－1961）所说的那样：

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一生的事迹也许是最激动人心的……确实，他一生硕果累累，在医学发明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

科赫能在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得益于他所具有的许多优良品性。他自幼酷爱学习，一生孜孜不倦，因而知识渊博，医学自不用说，他在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常使人们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学家必不可少的素质，对每个问题的高度理解力，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具有典型的德国学者的特性，工作态度严谨，办事一丝不苟。

科赫关心的，永远只是他工作的本身，他不喜欢那些“热烈”和“隆重”的场面，不喜交际，也不关心大多数加在他头上的荣誉。他具有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在一次为庆祝探明霍乱奥秘的宴会上，面对人们的一片称颂声，他起立致辞说：

“我真的配得上受这样的尊敬吗……我所做的事就是诸位每天做的事。我只是尽力而为地工作，以尽我的职责和义务。若说我的成绩较大多数人要大些，那原因只在于当我漫步于医学领域之时，我是走进了路旁堆着黄金的境地。显然，将金子和普通金属分开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非什么大功劳。”

当然，科赫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人。虽然他的性格单纯而直率，内心里总是真诚待人，但脾气却较暴躁，常常给人以武断和专横的印象，这妨碍了他与人沟通。在学术上他也有过失误。如19世纪末时对机体免疫机制的认识存在两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一派是以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1845－1916）为代表的细胞免疫学说，另一派是以科赫的老朋友和得力助手埃尔利希为首的体液免疫学说，两派曾长期争执不下。到了1908年，科赫还没注意到自调理素发现后两派已逐渐走向统一的现实，仍然在国际细菌学家会议上反对梅契尼科夫的学说而支持埃尔利希，宣称：“新的事实已经使白细胞吞噬病菌的理论失去了基础，因此应该将它的地位让给另一理论，这便是血液决定免疫的理论。”实际上，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梅契尼科夫和埃尔利希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08年春天，科赫决定摆脱工作，作一次真正的环球旅行，彻底实现童年以来的宿愿。他想：虽说这大半年来自觉身体状况还可以，但毕竟已是65岁的老人，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的长途旅行了。

他先到了美国，情况还算顺利。接着来到日本，不料一天清晨和人们作爬山锻炼时，心脏病发作，最后让人们抬着回了旅馆。这样，他的环球旅行计划难以实现了，又从日本回到了柏林，继续从事结核病的研究。

1910年3－4月份，科赫又两次发作心绞痛，情况都很危险，但进入5月，似乎又转危为安了，医生也允许他短时间下床活动。虽然身体很弱，他仍旧尽力坚持工作。他一度向医生发脾气，要求能允许他外出四处活动，医生不得已地同意了。

这时，科赫想起了他一生钟爱的女儿格特鲁德，这位独生女儿一直是科赫生命中的阳光。他知道，自己活在人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思念女儿之情一旦萌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不可抑制。他想，无论如何也得见上格特鲁德一面。于是，5月中旬，科赫费了很大的气力，去外地探望了他的女儿。临别时，凝望着女儿渐渐远去的身影，科赫心里默默地说：“祝你一切顺利，亲爱的格特鲁德！你果然没有使我失望，这样我去到哪里都会安心了。”

其后，科赫和埃米以及他的私人秘书一起，于5月20日抵达矿泉城市巴登一巴登疗养，随身的行李中还带着他那台心爱的显微镜。

5月27日傍晚，科赫——这位德国伟大的科学家因心力衰竭，坐在一把高靠背的躺椅上平静地与世长辞，享年67岁。5月30日。他的遗体在巴登一巴登火化。按照他的遗嘱，骨灰被运回柏林，安放在柏林传染病研究所。他那台心爱的显微镜，至今仍然珍藏在柏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