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要诀

古老的都江堰历经两千余年，其勃勃生机仿佛永不衰败，设计施工上的科学合理当然是重要因素，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历代治水者的精心维护和不断改善，这座古堰怕是早已在岷江洪水的冲击下荡然无存了。

事实上，李冰之所以被后人推崇为我国伟大的水利专家，不仅因为他主持设计和兴建起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同时还在于他对于如何治理岷江河道，从而使这一水利枢纽设施长久保持其功效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湔堰工程竣工后，李冰认为这不能算是可以一劳永逸了。他深知，大堰和人体一样，三分治七分养，所以他非常重视养护大堰这一重要环节。他经过仔细观测，反复实践，潜心研究养护大堰设施的方法，逐步掌握了许多治理岷江河道的要领。

每年霜降时，李冰和儿子二郎便率领当地百姓，用杩槎和竹笼截断外江水流，让岷江水全部进入内江河道，然后把外江河床里的淤泥沙石淘出。翌年立春时，民工用斧头砍断杩脑顶上的竹绳，河水冲倒杩槎，民工们回收起木料，用它们制成新的杩槎来截断内江水流，疏浚内江河道。

李冰在治水过程中，总结出不少技术要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六字箴言”，三石人像和石犀了。

六字箴言

所谓“六字箴言”（或作“六字真言”），是指李冰依据岷江水流规律及湔堰工程各设施的地理条件因素，为后人制定的治水准则——“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被人们镌刻在宝瓶口附近临江石壁上。

《水经·江水注》载：“李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深淘漳（即滩），浅包鄢。鄢者，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

“深淘滩”，是说内江河道在凤栖窝下的一段河床（位于宝瓶口前方），每年岁修清淤时，必须淘到足够的深度，否则，内江河床淤积过高，宝瓶口进水量就会减少，无法满足春耕灌溉、漂木、航运用水的需求。

“低作堰”，是说飞沙堰的堰体不宜筑得太高，否则，就会影响飞沙堰的泄洪和“飞沙”效果。李冰等人通过长期观测和探索，发现堰体高度在高出内江河床2米左右最最为适宜。

事实上，“深淘滩”就是指清淤的标准，而“低作堰”则是溢洪排沙的客观要求。这二者互相联系；只有在深淘滩的前提下，才可低作堰，否则，春耕季节就不能引入足够的水量；再者深淘滩后，又必须低作堰，不然，则影响飞沙堰的溢洪飞沙作用，进而导致下游平原地区遭受水灾。所以，集李冰等人长期治水经验所得的“六字箴言”，确实是治堰的行之有效的宝贵成就，因此成为历代修堰者所奉行的金科玉律。

“六字箴言”这一岁修准则，对两千多年来都江堰的治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明代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特刻《治水记碑》以示后人。这座碑今制立于二王庙中，碑文大致如下：

“蜀守权公冰凿离堆以刘蜀，刻深淘滩，低作堰”六言于名，立万世治水者法，所以治水出入，为旱涝计者重点。其用功缓急流疏密之序，意志较然。汉晋以来，率用是法。永嘉间，李公赢深韪之。唐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于堰，无复深淘之意，无乃公言不是法欤？假令沙石涌碛，水不得东，虽则溶金连障，高数百尺，牢不可发，亦何取于堰哉……”

从碑文中可知，汉晋唐宋历代，尊奉“六字箴言”治堰，即可“世享其利”，而无人一味高筑大堰，而不深挖河滩，既侵以金属设施替代杩槎、竹笼，其收到的效果也不理想。

石人、石犀和水则

深淘滩，到底要淘到多深才算合式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量的标准。淘滩的深度不够当然是不行的，但一味深挖，则要费工费时。为此，李冰在通过长期观测和反复印证之后，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深度，于是他建立标记，作为岁修淘滩的深度标准。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白沙邮位于今都江堰市西八里的白沙街，是白沙街与岷江的汇合处。邮，是古时候传递文书的驿站。白沙街一带，在秦汉时期是平原汉人与山区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分界线，在此设邮。玉女房在白沙街龙溪山的崖上，是崖墓一类的洞穴。

李冰在“玉女房”下面的水中，设立了三座石人像，用作测量江水水位高低的标志，它是现在已知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水则（又称水标），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一大创举。

所谓“水竭不至足，盛不设肩”，就是一种水量标准。它的含义是指当水位浅到石人足部的时候，就表明内江下游用于灌溉和航运的水量不足，亟须加大宝瓶口进水量；当水位高至石人肩部时，就表示洪峰将至，提醒人们立即关闸截流、分洪、泄洪。

《蜀王本纪》载：李冰曾“作石犀五枚”。古人称水牛作犀。李冰所设的五头石牛，起着同鱼嘴相仿的分水作用，同时还能抵消部分水流对堤坝的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这五头石牛，也起着水则的作用。

棹传李冰曾在凤栖窝里用石马作淘滩标志，明代曹学会《蜀中名胜记》中有“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的记载。清人陈丙魁也曾记述李冰治堰时“河底当年准石马”，即以石马作淘滩标准。清道光年间（1766—1825），人们在淘滩时确实挖出两只石兽，当时认为是石马。

李冰以石人、石犀、石马等作水则，除了水利方面应用外，还有着其他含义。前文讲述过，李冰在治理蜀地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将中原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蜀地，教化蜀人，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蜀文化精华的吸收。此外，他又十分尊重蜀地的传统习俗。古代蜀人多有崇拜“石”的风尚，时至今日，岷山地区居住的蜀人后裔仍保留着拜“白石”神的习俗。在蜀奉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石，属土，能胜水。故石犀等物又被赋予了“镇水”神物的内涵。而“五石犀”、“三石人”、“二石马”，在数字上也符合五行学说的要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冰无时无刻不在努力适应蜀文化环境。

后来，李冰以铁板替代石马作为淘滩的深度标志。明代正德年间，水利佥事卢翊修浚河道时，就挖得铁板一块，上面刻有李冰的“六字箴言”。这块铁板，人们认为就是现存淘滩标志——“卧铁”的前身。

李冰在上述浚河治堰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水利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定量治水阶段的开始。

浚河修堰

自李冰以后，历代人们都十分重视对大堰的维修工作。

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治蜀时，十分重视都江堰的水利作用，他认为水利是农业的根本，是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因此，他特别指派1200名壮丁驻扎灌县，专门护堰，并专设堰官主管浚河修堰工作。

宋代对都江堰的管理同样十分重视，制定了“旱则引灌、涝则疏导”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和维修准则。规定每年冬季断流，春季淘淤。《宋史·河渠志》记载：“岁暮水流，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穿淘”就是淘淤。岁修时，朝廷还要求详细记录施工的情况，包括河道的高低、宽窄、深浅、灌溉面积的大小，参加施工的人数，使用材料的规格和数量，以至主持工程官员的姓名等等诸多方面，都要记载造册，以供年终考核。规定对完成任务的予以奖赏，对工程不符合要求的而使堤堰被水冲坏的，则予以严惩。

对于水位、流量及飞沙高程，宋代亦有明确的规定。《宋史·河渠志》载：“离堆之趾，旧鑱（用犁尖在石头上刻画）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尺则止。水及六则，流始是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当时，宋代官员在离堆石壁上刻有观测水位的水则，共十划，每划0.33米。水位如果到了六划，水流量就能满足内江下游灌区水量要求，超过六划，多余的水就从飞沙堰排入外江河道。每年岁修飞沙堰时，都要用竹绳由北向南测定高低，以水则上第四划作为飞沙堰的高程。

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四川肃政廉防使吉普当，曾主持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改造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工程开始之前，他亲自到都江堰渠首巡视，重点考察其关键工程设施32处，并指示灌县判官张宠按照他的修建方案先作小堰实验，待小堰经受洪水考验获得成功后，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冬天开始，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对都江堰进行了大修。

在这次大修工程中，以鱼嘴和利民台工程规模最大，其次是侍郎堰、杨柳堰等处工程。

大修中所采用的材料和方法与以前相比有很大改进，主要建筑物采用石灰浆砌条石结构，条石之间铸铁联结，并用桐油拌石灰和丝麻嵌塞缝隙。对于易坏的堤岸，砌以大卵石保护，并在堤上种植杨柳和灌木加固。宝瓶口以下的引水口，则用条石包砌，并做石门，启闭方便。

影响最大的工程要属铸铁大龟作分水鱼嘴，吉普当用了8000千克铁，铸成一个巨型铁龟作鱼嘴，并在铁龟前埋设铁柱，以削减水流对鱼嘴的冲击，并防止上游浮木、航运船只对鱼嘴直接撞击。

此番大修后，都江堰渠首枢纽设施正常运行了40年之久，其间再无大修。这说明此次大修极为成功。后来，固铁龟的基础沙石河床被淘空，鱼嘴才坠毁。吉普当在大修中创造的铁石材料工艺，是水利史上的一大进步。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按察司佥事等人在主持都江堰大修工程中，沿用了吉普当的铁石材料施工工艺，铸了两头36250千克的大铁牛作分水鱼嘴。

鉴于吉普当安设铁龟时，固其基础不扎实，造成坠毁的教训，先在堰口上游截流，淘挖基础，在基坑里密置三百余根木桩，复以沙石填实，上面横铺柏木，再砌以厚约0.66米的石板，石板上，铸铁板为基础，最后才在基座上铸造铁牛。新的铁牛鱼嘴是由两条“首合尾分”，3.3米长的铁牛构成的，铁牛上刻有铭文：“问堰口，准牛首；问堰低，寻牛趾。堰堤广狭顺牛尾。水没角端诸堰丰，须称高低修减水（飞沙堰）。”

由此可见，铁牛既被当做分水鱼嘴，又作为淘滩作堰的标准计量物。此次大修，在工程设计和工艺技术方面又有了很大提高。

明末清初，人们为找准深淘滩的尺度，在李冰埋设石马的地方安设了卧铁（又称铁桩）和铜标。

清同治十三年（1874），灌县和县胡圻，总结了历代治水防沙的经验，编成了治水三字经：

“六字传（指李冰的“六字箴言”），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平四六，平潦军。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砌鱼嘴，安羊圈（一种类似竹笼性质的铁制装置）。立湃阙（指溢流堰），留漏罐（指金刚堤）。遵旧制，复古堰。”

清光绪丙午年（1906）春，成都知府文焕又对旧三字经进行修改，亲自书字，刻于二王庙前的石壁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治水三字经：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军。水画符，铁柱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毋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