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银针，神力无穷

——我国古代的针灸疗法

用针刺止痛，不必打麻醉剂就可以做阑尾炎切除手术；一根小小的银针在耳边转动，外科大夫就切开了腹腔，摘除了疡烂的阑尾；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做胸腔的手术……病人不仅没有无法忍受的疼痛，而且谈笑自如。这就是针灸疗法，小小银针，真是神力无穷啊！

针灸的由来与发展

针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救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针刺的前身是砭石疗法。砭石是新石器时代古人应用的一种石制医疗工具。周代以后，我们的祖先开始用金属针，做针灸治疗。几千年来，针灸疗法始终是我国中医治病的重要方法。

针灸疗法具有西医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它治疗范围很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都可进行治疗和预防。其次，疗效迅速显著。针刺医生选准穴位，几次治疗就症状全无。第三，操作简便，可随时随地治疗。第四，费用经济，不必购买各种药物。第五，安全可靠，没有毒副作用，可与其他方法配合治疗。几千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

《内经》中追述古代的医疗工具，说黄帝有九针：即镵针、圆针、鍉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又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芮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可知金属针的应用是很早的。

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一批金属针，可推测商周的青铜器时代有医用的金属针。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记载了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各种疼痛、痉挛、麻木、肿胀等，这些症状，实用于灸法。对一些奇特症状，也可适用。

秦汉以前的针灸治病的著作案例：如扁鹊用针灸救活了昏死过去的虢国太子；华佗用针刺为曹操治头痛，针到病除，效果神奇。华佗的著作有一本《华佗枕中灸刺经》，现在中医仍在临床应用的夹脊穴即由华佗发现，所以称为华佗穴。东汉时期的四川涪水人“涪翁”，是一个民间医生。《后汉书·方术传》说他“见有疾者，时下针石，则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法传于世”。这些名医与案例的记载说明了秦汉时期针灸疗法的普遍与高效。至《黄帝内经》成书，已对针灸疗法进行了全面总结。

《黄帝内经》的针灸治疗

《黄帝内经》的时代，治疗多用针灸，所以，对针灸的记载和论述都很详细。可分为俞穴、刺法、针形、禁刺、针道等内容。由于医和巫刚刚分道扬镳，科学技术与神秘夸大相伴而生，鱼龙混杂，应予精心的研究鉴别。

《黄帝内经》有关俞穴的内容，按两种方法分类。一种是按作用分穴，称为气穴；另一种按经脉分穴称为气府。气穴有脏俞50穴、腑俞72穴、热俞59穴、水俞57穴及其他穴位，总计365穴。气府按经络记载，有足太阳经78穴、足少阳经62穴、足阳明经68穴、手太阳经36穴、手阳明经22穴、手少阳经32穴、督脉28穴、任脉28穴、冲脉22穴、足少阴经2穴、足厥阴经4穴、手少阴经2穴、阴阳足乔4穴等，总计也是365穴。但是，仔细核对都有些数字出入。《黄帝内经》关于俞穴的记载，与现在的针灸书有一些区别。

有关刺法的内容，按“补、泻”来记述。如逢时，以气来为泻，气去为补；迎随，以迎为泻，以随为补；疾徐，从疾变徐为泻，从徐变疾为补；深浅，深刺为泻，浅刺为补；针孔，大开为泻，按闭为补；留针，不留为泻，留针为补等。从用力、转针、节奏方面也有记述，有所谓巨刺、谬刺，有所谓六刺、九刺，又有五节、十二节等，对一年四季的刺法，也有不同。

有关禁刺的内容，也都举例论述。房事过后应禁刺，过饱、醉酒之后也不应该进行针刺治疗，过劳过饥时，进行针刺的疗效也不好。大热大汗时应禁止进针，病与脉相逆时也不要针刺治疗，大失血后更在禁针之列。还有一些禁针的月份与时日，显然是属于封建迷信的内容。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针灸医术发展到晋代太康年间（280—289），出了一本有名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该书的作者叫皇甫谧，是一个无心于仕途，专心于医著的、品德高尚的人。

皇甫谧因甘露年间（256—259）患麻痹症兼耳聋，久治不愈，叹诸医之浅陋，12年后，又因服石罹难，更患庸之害人，遂矢志于医，著述《针灸甲乙经》《寒石散论》等书。由于他专心向学，还有文史类的著作《帝王世纪》《商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

《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术专著，取材于《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这些充实了皇甫谧的见解。《素问》等三书是晋代以前医学基础理论和针灸治疗方面的总结性医学专著。皇甫谧为使针灸治疗更加系统化与切合实用，“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针灸甲乙经》编成以后，就成为了针灸书的圭臬。晋以后的针灸类医书，无不遵奉其旨。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的针灸部分，多取材于该书。《资生经》等针灸专著更是参证此书而写，宋代王惟一的《铜人俞穴针灸图经》，其穴位与适应证基本上没超《针灸甲乙经》的范围。明清两代的《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灸集成》等等，也皆由此书发展而成。就是现在，在厘定穴位和进行临床治疗时，也常常参考此书。

《针灸甲乙经》在俞穴方面的贡献，值得珍视。它不仅厘定了以前的穴位，而且对穴位的排列采用了分部依线的方法，并从临床实践上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针灸疗法的治疗经验，可谓集俞穴主治之大成。

《针灸甲乙经》编成以后，立即成为与《黄帝内经》并驾齐驱的医学必读之书。《千金方》大医习业篇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等诸部经方。”唐代太医院规定《针灸甲乙经》是学生学习与医生考试的必读书。《新唐书·百官志》说：“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纲目》、《针灸甲乙经》、《脉经》分而为业。”针灸医生更将此书视为经典，遵循甚谨。《外台秘要》的《明堂序》中说：“《明堂》、《针灸甲乙经》，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不可苟从异说，致乖正理。”

《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6卷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针灸的基本知识。7—12卷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病状和俞穴主治等。卷一，主要论述人的生理功能，如五脏六腑、精神魂魄、精气津液等功能和作用，脏腑与肢体的关系等。卷二，主要论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标本、经脉根结等循行路线和发病情况等。卷三，厘定单穴49个，双穴299个，总计348个俞穴。采用分部依线的方法，划分为头、面、项、胸、腹、四肢等35条线路，叙述了各穴的部位、针刺深度与所灸针数。卷四，论述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具体内容，重点阐释了四时平脉与脏腑病脉、死脉以及三部九候的诊断方法。卷五，论述了九针的长度、形状、作用等，针刺的手法和泻补的方法，针灸的禁穴与禁忌等。卷六，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论述了生理与病理等具体问题。从卷七至卷十二，为临床治疗内容，包括内、外、妇、儿各科，以内科为重点。在治疗方面，书中介绍了晋以前针灸治疗各科疾病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全书共列俞穴主治800多条，为后世针灸治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和研究此书，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针灸学著作不仅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除文字阐述外，还绘制了很多针灸彩色挂图、针灸图谱等。如唐代医学孙思邈、王焘等的著作中都有针灸的专门论述。孙思邈还绘制了3幅大型彩色针灸挂图，把人体的正面、背面、侧面的十二经脉用五色绘出，把奇经八脉用绿色绘出。王焘也绘制了12幅彩色针灸图，以不同的颜色绘制十二经络与奇经八脉图。针灸疗法被正式列入医学教育，《针灸甲乙经》等被正式列为课本。

针灸治疗的创新与传播

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针灸治病是由于针刺和灸热刺激了在经络上的俞穴，经络将针刺与灸热传导给身体内脏与各部肢体，从而可以增强人体的功能与排除病痛。

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代医书中，就记载了“齿脉”、“耳脉”与“肩脉”等脉名。就是针灸这些经脉，可以传导到牙齿、耳朵、肩胛等处。《黄帝内经》则出现了20经络的循环系统，而且每一经络都与五脏六腑和四肢各部相连，奠定了经络学说的理论基础。《针灸甲乙经》集古代医学之大成，厘定了654个俞穴，将全身的经络又细分为直行的主干称为经脉，旁行的支脉称为络脉，细小的分支称为孙脉等等，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中又发展了新俞穴，不断有所前进。

正是在经络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宋代出现了王惟一的《铜人俞穴针灸图》，并以此书研制了两具布满十二经络，可以注水于经络的铜人，供教授俞穴和针刺实验用。铜人表面涂蜡，针刺正确，水随针出，针刺失误，则不能入。明代杨继州的《针灸大成》也对针灸治疗做出了新发展。明代太医院监制的正统年间（1436—1449）的铜人，就被八国联军于1900年抢走，现存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

针灸的工具与方法也有了改进与创新。针刺方法出现了火针、温针、梅花针等，灸疗方法出现了药饼灸法，灯火火焦法，艾卷的雷失针、太乙针等。

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疗法在中西医结合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传统疗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创新。如电针疗法、埋耳针的方法、穴位注射、头针疗法、穴位结扎、磁穴治疗、艾灸火罐等等。

特别是针刺麻醉的成功，为麻醉学开辟了新途径。针刺麻醉是进行医疗手术时，充分利用针刺麻醉的作用，而不使用麻醉药物。这种方法避免了麻醉剂的不良反应，简便易行，有利于手术后的健康恢复，深受国内外医学界的欢迎，现已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秦汉时期，针灸疗法随着中日、中朝的文化交流而传往国外，并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确有文献依据的是梁天监十二年（513），中国医生杨尔去日本讲授医学。梁大宝元年（550），苏州人知聪携带大批医书和针灸图去日本。梁武陵王天正元年（552）梁文帝赠送《针经》一部给日本政府。这段时间，日本人也不断来中国学医，钻研针灸医术。唐武则天大足元年（701），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针灸医学的必读书。日本平安时代（唐德宗至宋孝宗时期）规定日本的学生除学习《大宝律令》规定的《内经》《针灸甲乙经》《针经》以外，又增加了《大同类聚方》《脉经》《黄帝针经》等有关针灸的内容。日本政府又制定出措施，促进针灸医术的学习，使针灸疗法在日本取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针灸家、针灸医著。

在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都根据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了朝鲜学校的医学内容。公元1136年，高丽政府正式规定以《针经》《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医学学习的必读课本。

宋元以后，航海事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针灸疗法与针灸医著传到了非洲、欧洲各国。英、法、德、荷兰、奥地利都较早地研究了针灸的临床应用。《针灸甲乙经》早就有了英译本，现法国针灸界正组织力量加以翻译。世界针灸学会的会员国遍布世界五大洲。我国派往亚洲、非洲各国的医疗队，不断有关于针灸的喜讯传来，小小的银针，正在发挥它的神力，为各国人民治疗各种疑难病症。亚非各国的当地医生，正在努力学习针灸疗法与中国古代针灸医书，它将在被援助的亚非各国生根，开花，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