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

清政府邮传部因自办京张铁路成功，非常振奋。对修建铁路增强了信心。京张铁路通车后，詹天佑希望将京张铁路向西展至绥远。这样，不仅增进了西北的交通运输线，还可以开发大同地区的煤铁矿藏。因此，立即得到清政府邮传部的同意，并委派詹天佑兼任张绥路总工程师。于是，他先派人初测了3条路线，然后经他审定一条综合路线。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奢侈、腐败，库藏空虚，财力不足。尽管批准了修建张绥路的计划，却拨不出筑路经费开不了工。最后只好用发行张绥铁路债券的办法来筹款补充不足部分。詹天佑带头把自己从生活费用方面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全部买了铁路债券。这样，张绥铁路于1909年10月开始动工；1911年11月铺到阳高。这时因辛亥革命爆发，英方停拨京奉铁路余款，张绥工程被迫中断，直至1915年该路才修至大同。

在修建张绥铁路的同时，詹天佑还被商办的粤汉铁路推举为总理兼总工程师。不久，被委任为会办粤川汉铁路。汉粤川是包括两湖、广东和四川在内的所有铁路干线。早在1898年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提出建设粤汉铁路应向美华合兴公司商定借款。光绪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在美国与合兴公司签订合同十五款，规定由该公司筹集400万英镑，建设汉口至广东省城的铁路。铁路上的用人权、培训技术人员权、运兵权也都在草签的合同中出让给美国了。但是美国合兴公司把股票在国际市场交易获利，将借款股票2/3卖给了比利时商人，违反了合同上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个人”的规定，引起了川、湘、鄂等省官绅的反对。他们纷纷电请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废约将铁路权收回自办。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比与法通，法与俄联，恐京汉、粤汉铁路都落入比利时手中，危害无穷，因而也主张废约。

在路权交涉过程中，张之洞等害怕直接说废约会招致美国政府的干涉，改为赎路的办法。但是美方在赎路费上大敲了清政府一笔竹杠。1905年6月7日签订的赎路草约中规定赎路金总额为美金675万元，并另付利息。由于各省财力不足，加上官商集资为数不多，为了支付赎路款，同年10月7日，张之洞又和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1100000英镑，以湘、鄂、粤三省的烟税作为借款抵押。全部本息由三省作10年摊还。

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后，鄂、粤、湘省三绅商推出代表在武昌开会，决定粤汉铁路由三省分途筹建，川汉路途经川、鄂两省，由两省绅商协商，由该两省分别筹建。

川路开始为官办。由于四川铁路督办对铁路建设毫不关心，对于川汉铁路的路线、动工日期、路款来源、工程师人选、工程费用的预算决算等，都无具体规则。四川人民非常不满，以长寿县举人张罗澄为首的商绅公开主张川路应为民办。四川总督钖良为了调和官绅意见，在铁路督办之下由官绅各派总办一人。沈秉堃为官总办，乔树枬为商总办，成为官商合办。一直到1906年2月才拟定了路工的具体办法，干路由宜昌到成都，分三段施工。宜昌到万县为一段，万县至重庆为一段，重庆到成都为一段。宜昌以上鄂省境内的铁路由四川省代修，订期25年由鄂省备价赎回。

1905年，湘绅王先谦等创立湖南铁路筹款购地公司，要求商办铁路。清政府没有同意，认为铁路乃国家要政，故应官督商办。1907年开设湖南铁路公司勘测湘潭、株洲至长沙一段路线准备开工。

粤汉、川汉两路由湖北官钱局承办，完全官办。

粤路和湘路、鄂路不同，湘路由官督商办，鄂路由官办，而粤路自三省订立公共修路条款后，在广州总商会九善堂的积极倡议下，72商行在1个月内就认股4000万元，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粤路商办的形式。1906年广东九善堂72商行成立了商办粤路总公司。

1905年，四川省铁路公司决定先修宜昌到万县一段，并邀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

1910年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总协理，以得票最多的20人列单呈报邮传部，由邮传部博采舆论委派。在选举中詹天佑得票最多，清政府邮传部于是批准詹天佑任粤汉路总理。这一年詹天佑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跋涉于北京、宜昌、广州之间。

1908年6月，清朝政府为了统一管理粤汉路路政，委派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兼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张之洞到任后，借口两湖商民财力不足，如果任由商民自行筹款兴办，决难早日完工。于是，决定借用外资，将汉粤川铁路同时修筑。并和中英公司经理商议借款，但由于中英公司向中国勒索过甚，迫使张之洞转向德商德华银行借款。中英公司竟派英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质问：为什么和中英公司磋商借款的同时，又向他国银行提出借款？不敢得罪外国人的清政府答复说：如果派中英公司以外的商家来谈，肯按与德商所定的办法办理，还可商量。英国为了同时满足法国的利益，将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也拉了进来，最后决定两湖粤汉、川汉两路款项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合计500万英镑。1909年6月张之洞与三国银行草签合同。合同规定，粤汉路必须用英籍工程师，而川汉铁路必须用德籍工程师。美国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派代表到伦敦与三国银行团洽商，要求加入借款集团，承担1/4的借款。张之洞认为粤汉铁路以前因华美公司违反合同，致使清政府向英国借110万英镑的巨款才将铁路权赎回来，没有理由再向美借款修路。美国公使看张之洞这里通不过，就会同三国银行代表直接到清政府外务部交涉。迫使外务部承认将借款增至600万元英镑，美商借款占150万镑，所享利益与三国银行均分。这时沙俄闻讯也要求加入银行团，没被允许。

这时，张之洞去世。所有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1911年4月24日，清政府派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二十五款，将汉粤川路的主权出卖给了英、美、德与法帝国主义集团。同时，清政府颁布了“天下干路均归国有”的命令，并立即委派端方为督办汉粤川铁路大臣，会同湖广、两广、四川总督和湖南巡抚接收民办铁路。川、湘、鄂、粤4条铁路的绅商发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反对清朝政府接收民营保路运动，反对清朝政府接收民营铁路的蛮横政策。湘省绅商最先发动，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替川绅商说话，请暂缓接收。广东绅商以不用官发纸币的办法来抵抗清朝政府。5月21日清朝政府不得不颁布所谓“收回路股办法”：湘、鄂两路商股照本发还；粤路商股先行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则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川路定用工料的商股款完全给予国家保利股票，余款700余万归本省兴办实业，倒账之款，政府一概不管。这一不公平的办法，更激怒了四川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反对政府借“铁路国有”为名而把铁路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

这时清政府派詹天佑为粤路总理。詹天佑回到广州后，正遇上保路运动。詹天佑知道商办铁路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自修铁路总比借洋债修路好，因而他大力支持“保路运动”。

詹天佑到职后，虽然用尽了心血把行车、购地、储料及筑路等事项逐一整理，有条不紊，使原来的腐败风气为之一变。然而由于“保路运动”，工程时做时停，工程进展很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詹天佑正在广州展筑粤路。在大革命开始阶段，广州情况非常紧张，有钱的都逃到香港接受英国的保护，但詹天佑坚守本职。公司人员扬言说他们将离开铁路了，他的许多朋友也劝告他，不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广州。他召集铁路各部门领导，告诉他们：他将坚守职务不动，但任何人有顾虑时，可以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必须将每件事情交代清楚，交给他或他的代表。结果，无一人离开，在整个革命期间，列车照常通行，铁路财产没有任何损失。

辛亥革命之后，詹天佑被任命为汉粤川路督办。当时他欢欣鼓舞，认为由中国自己人用自己的钱修造铁路的理想可以实现了，然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不可能打出鲜明的反帝旗号。袁世凯北洋政府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继续履行清朝政府出卖汉粤川路主权的合同。由于筑路款是四国银行提供的，这就不得不聘用外籍总工程师和工程师。因此詹天佑必须在正常工作的同时，还要与英、德工程师作不妥协的斗争。

关于湘、粤两路的接轨地点，詹天佑提出“不必限定在两省交界之处，必须在湖南境内的宜章接轨才符合借款合同”，这用意主要是防止四国银行团势力的扩张。

德籍总工程师雷诺为了德国的商业利益，要求在川汉铁路干线广宜段之外加修杨家洚至老河口支线，并请求着手测量老河口至西安间的路线。广宜铁路局局长萧俊生认为可以同意，但詹天佑坚决予以驳回。他说：这不过是为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如果要修，以后我们自己修。

宜夔铁路局德籍总工程师伦多富勘测的成渝路线要向南折经泸州，以取水运之利，詹天佑批驳了这一意见说：“该总工程师所说的成泸路线实属误会，泸州距重庆西南100多千米，距成都正南偏东约200千米，既延长路线，又逼近长江，费时费款，太不合算。况且由重庆到隆昌再到内江，向北可直达省会，没有南折泸州之理。”

在华洋工程人员共事过程中，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有意对中国技术人员有所排斥。湘鄂段英籍总工程师格林森制定工程师职务等级时，以华洋为标准，有些职务只能由洋工程师为标准，有些职务只能由洋工程师担任。詹天佑出面主持公道，指示他要“但论学问，不分华洋”，格林森只好“欣然从命”。一次德籍工程师雷诺给督办一封正式信，要求允许派一批各级的德籍工程师代替中国工程师。雷诺在信中说：“中国工程师水平不够”。詹天佑看到信后很气愤。他坚定地劝告督办，对于这个请求，不能加以任何考虑。他考虑如果这次允许了，将成为一个大批聘用外国工程师的例子，其他外国借款的铁路可以也要按例办理，不久，中国工程师就将在铁路上被淘汰了。于是詹天佑把雷诺请到督办总公所商议。雷诺到达后，詹天佑要他重念一遍他的信，看一看有无错误。雷诺回答说，信件没有错误。然后，詹天佑问他“中国工程师水平不够是什么意思”，雷诺回答他，他只指那些在他的段内的工程师不符合标准。于是詹天佑把信件当面还给雷诺并告诉他说，笼统地批评中国工程师能力不够，实属侮辱中国工程界，今后如查出某个中国技术人员不称职，可以换人，直到满意为止，但是中国人员的位置必须由中国人员补充。詹天佑说：我不相信，由外国借款的铁路聘用大批外国工程师担任各级职务是公平的，由外国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主要职位是可以的，但是中下级技术职位应该留给中国人，以便进行实习和训练。最后雷诺认识到詹天佑的拒绝是合理的，从而接受了他的意见。

汉粤川铁路因四国银行团的矛盾很多，经费掣肘，随时有停工的危险。因此，詹天佑提出赶修武昌至长沙一段铁路和萍乡接通后，载运煤货，以求自养。交通部同意了他的意见，1914年6月武长段开始动工，全线工程分为4段。因借款合同的规定，由英人喀克斯担任总工程师，工程大半采用包工制。但银行因每月只拨款10万英镑，并限定工程要1916年年底完成。总工程师喀克斯过去在修滦河铁桥时曾是詹天佑的顶头上司，现在成了粤汉路上武昌至长沙段的总工程师，变成了詹天佑的下属，在名分上就不能不受詹天佑的指挥。但内心却很不甘心，他有意拖延工程，以在外国材料厂订购的材料因受欧战影响不能及时交货为由，表示无竣工的把握。詹天佑不断地驳斥他的延误理由，推着他赶修这条南北大动脉。但喀克斯直到1916年12月全路才开始铺轨，到1918年9月16日才全线通车。距詹天佑原来计划的1916年底通车，延迟了两年半多。但如果詹天佑不与外国工程师作不调合的斗争，武长铁路工程岂止延迟完成，恐怕是根本完不成的工程。

川汉铁路的路线詹天佑已测定，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存款不能提用，只得停办。川汉铁路分为广水至宜昌与宜昌至夔州两段。广宜段原取道襄阳、荆门以达宜昌，全长350千米，较原路线缩短了1/3。他从审查广宜局的测量报告中看出马良至河港的测量前后不符，发现测量报告以普通勘测作为定线标准，批回广宜局查明再报。并严肃指出：普通勘察是定路线的经过；特别勘测，才是施工标准。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1917，清朝的封建残余张勋乘北洋政府脆弱无力的时候，演出了一出复辟丑剧。张勋曾派专人去汉口请詹天佑担任复辟政府中的邮传部尚书。詹天佑认为时代的巨轮是绝不会倒转的，严词拒绝。

由于北洋政府的无能，各省军阀的连年内战，再加上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之间矛盾加深，经费不到位，直到1919年，除了武长段通车之外，其余粤路、川汉铁路、湘路南段等各线工程几乎完全停顿。

1917年，伟大的导师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苏维埃的存在，使帝国主义国家感到非常不安。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以“俄国自1917年后没有正式的政府”为借口，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组成了特别委员会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因中东铁路原属中、俄合办的，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因此北洋政府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1919年，北洋政府派詹天佑前往协约国西伯利亚铁路监管会，任技术部中方代表。詹天佑极不愿参加这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再加上健康情况很差，当时就曾向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面辞过。但詹天佑鉴于办理国际交涉，各国都派技术专家前往，中国不派有声望的专家前往，恐怕对交涉不利。詹天佑当时任交通部技监，汉粤川铁路局总办兼总工程师，在国际工程界声望又很高，只有他去最合适。

在出席会议之前，他预计到去和美、日等帝国主义打交道，是项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估计到这个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和争中国权益等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所以事先他就要求和他的好友——工程师颜德庆、俞人凤等同行，以备万一身体支持不住的时候，不致影响会议的进展。

3月5日，七国监管会在海参崴成立，同时成立技术部。

当詹天佑率领代表团一行由北京出关赴哈尔滨和海参崴时，正是早春的季节，气候非常寒冷，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的詹天佑来说，是很不适应的。

在海参崴和哈尔滨的一个多月中，共召开十多次会议。詹天佑终日看资料，做方案，写发言稿，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据理力争，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他坚决反对由所谓“协约国委员”来监管中东铁路，他说，中东铁路原由中、俄两国合办，而中国又是大战的参战国之一，并有保持该铁路秩序的能力，中东铁路应归中国管理。但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和北洋军阀的腐败无能，他虽尽了最大的努力，仅得到中东路得以雇用中国工程师的一项权力。

以后，詹天佑又被推选考察车务。在寒冷的东北早春，奔波于海参崴和哈尔滨之间。由于极度劳累，加上气候寒冷和饮食不调，复发赤痢，病情日益严重。4月15日詹天佑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回到汉口，面对湘鄂路局和汉粤川总公所欢迎他的朋友，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我身体支持不住了。”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的病势加剧，哮喘流汗，气息微弱，语不成声。由于心脏病和体力衰竭，医生多方医治无效，下午三时半，詹天佑与世长辞了，享年仅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