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旅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七下西洋,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贸易史、外交史,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郑和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十分杰出的外交家,他肩负着外交、外贸的双重任务。为了不辱使命,实现大明皇帝“大一统”的理想,郑和到各国以后,首先就是宣读大明皇帝的诏书,表明大明朝对各藩属国的态度。然后便向各国赠送礼物,以此说明愿意与他们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最后便是进行贸易活动。
由于郑和的努力,有近四十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不断遣使来朝贡。其中有四个国家的国王亲自到中国朝贡,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
永乐九年(1411)七月二十五日,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其妻子及陪臣540余人到中国朝贡。率领这么庞大的使团是很少见的,说明满剌加王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明成祖朱棣给他的礼遇也很高。没到京以前,成祖就“遣官往劳”,来京朝见的当天,成祖亲自设宴款待,赏赐极丰。以后又多次设宴款待满剌加王及王妃。九月十五日,满剌加王辞归,成祖又在奉天设宴饯行,赐予他金银、绢帛等,双方依依惜别。
自此以后,满剌加国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贡使不断。
永乐十二年(1414),拜里迷苏剌病死,其子母干撒于的儿沙亲自向明成祖告讣。明成祖遂命他袭满剌加王,并赐予金币。
永乐十七年(1419),新王母干撒于的儿沙又率妻子、陪臣到中国谢恩,受到成祖的热情款待。
永乐二十二年(1424),母干撒于的儿沙去世,其子西里麻哈剌即位,再率妻子、陪臣到中国谢恩。
这样,仅在永乐一朝,祖孙三代国王都亲自到中国访问,这在中外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苏禄王——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马丁、峒王之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亲属随从共340余人,随同郑和船队到中国访问。明朝政府非常重视苏禄国贵宾的来访,给予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八月八日,明成祖朱棣正式册封东、西、峒三王同为苏禄国王,赐予诰命、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等。随从三百余人,也各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等。苏禄三王在北京生活期间,受到最高规模的接待。出入有仪仗侍卫,一切用具皆为宫廷所用贵重生活用品。还经常出席各种盛宴,参加一些有趣的娱乐活动。
访问结束后,明朝政府赏赐给东、西、峒三王金相玉带各一,黄金百两、白金两千两,罗锦文绮两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等等。这种丰厚的赏赐,已不是按一般“臣属关系”所能赐予的。尤其是赐给金绣蟒龙衣之类,这些只有帝王才能穿的“朝服”,更是说明了成祖朱棣对待海外“远人”的友好态度。
九月十三日,苏禄东王叭都葛巴答剌南归途经德州时,不幸因病去世。成祖朱棣闻讣,不胜痛悼,马上遣官往祭,命地方官为其营建坟墓,葬以王礼。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赐谥号“恭定”。成祖亲撰祭文,高度评价了苏禄东王为发展中国与苏禄国之间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
明朝政府不仅为苏禄东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德州为他营建了巍然壮观的陵墓,还命其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世代留居德州守茔;又留其妃妾及仆从十人守墓,三年后回国;又命长子都麻含继承王位,率众归国。
苏禄东王不幸病逝在中国,不但没影响中国与苏禄国的友好关系,相反,东王这种献身中非友谊的伟大精神,世代鼓舞着两国人民。苏禄东王墓和东王墓石碑至今立在德州市北门外,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后世人不断到苏禄王墓凭吊,成为中非友谊的历史见证。
永乐年间,还有两个国家的国王到中国朝贡:南浡泥王和古麻剌朗王。
南浡泥(今加里曼丹岛)国王于永乐六年(1408)八月来中国访问。国王麻邪那惹加那一行到福建后,成祖即派中官杜兴前往迎接,一路上,各地方官都奉命款待南浡泥国王一行。到京后,成祖亲自在奉天门设宴,款待国王、王妃。
十月一日,南浡泥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非常悲伤,为此“轰朝三日”,遣官致祭,赐以缯帛。成祖又特命工部为南浡泥王备棺槨,明器,将南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谥号“恭顺”。
南浡泥王有一子刚4岁,成祖命其袭王爵,赐予冠服、玉带等物,让他的叔叔尽心辅佐。并找了3户人家为南浡泥王守墓。
永乐十年(1412)九月,南浡泥新王和他的母亲一起到中国,成祖朱棣也亲自设宴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国王干剌义亦敦奔于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率妻子、陪臣来朝。明成祖朱棣命礼部以接待满剌加王的规格来接待,赐予印诰、冠带、金织袭衣等,对王妃和陪臣都给予丰厚的赏赐。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古麻剌朗国王回国,途经福建,国王干剌义亦敦奔不幸病死。
成祖朱棣闻讣后非常悲伤,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并命地方官治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成祖又命其子剌苾嗣古麻剌朗王位,率众归国。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使众多国家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也使亚非诸国之间和平共处。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沙群岛一带的众多小国,因为国力相当,宗教信仰不同,彼此之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船队来到以后,告诫各国不可以强欺弱,以大装作小。那些自恃强大,侵掠邻境的国家,慑于郑和船队的威力,不敢再犯,长年横行海上的海盗们也望风而逃。
郑和还在各国传播伊斯兰教、佛教,希望通过信仰一致,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
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几次战斗,都不是郑和船队发起的,而是不得已的防卫之战。到各国的访问更是彬彬有礼。相比之下,后来西方一些殖民者的行径就如同海盗一般。
1502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二十只船舰,配备大炮和步兵队。他们在第二次前往印度时,沿途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在印度洋上,他们遇到了一艘从麦加回非洲的没有武装的船,船上有七百多个摩尔人。达·伽马不仅把船上的货物统统抢光,还下令把摩尔人全部禁闭在船舱里,然后放火把船烧掉了。这支强盗船队在到达印度的科泽科德(古里)时,对当地居民大肆屠杀,掠夺金银财宝。这还不够,临走时,又用大炮将这座繁华的城市摧毁了。与达·伽马船队的野蛮残暴的行为相比,郑和船队是一支真正的和平船队。
郑和下西洋不仅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也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各国经济、贸易文化诸方面的发展。
就中国而言,由于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从而促进了中国手工品的迅猛发展。如景德镇瓷器,在洪武年间有官窑二十座,到宣德年间已增至五十八座。不仅数量增加,瓷器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明代瓷器中的珍品青花瓷,其所用原料就是郑和船队从西洋带回的。而“创古未有”的祭红瓷器,是以西洋红宝石为末入泑烧制而成的。西洋各国人民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使中国的瓷器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
其次,纺织业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带上大批丝织品,直接促进了丝织品的生产,丝织技术也得到了提高。
此外,郑和船队输往各国的物品还有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麝香等等,这些产品的出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刺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同样,郑和下西洋也为西洋各国的土特产品打开了市场。郑和船队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先了解一下那里的物产,然后就有目的地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如:到溜山国买龙涎香和椰子;在祖法儿买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在阿丹买大块猫眼石、珊瑚树;在忽鲁谟斯里买各色宝石、琥珀、玉制器皿;在天方买宝石、麒麟、狮子、驼鸡等;在锡兰买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青米蓝石、昔剌泥、窟没蓝等宝石。
郑和还从西洋带回了大量药材,充实了我国医学宝库,也为百姓解除了痛苦。
现在中国江南一带有一种细小尖长的白米,称“洋暹米”,相传就是郑和引进的。费信在他的《星槎胜览》中记为“米粒尖小,然炊饭甚香”就是此米。
此外,从西洋采购的玉石、檀木、沉香木等,用来建筑房屋,美观实用。南京的静海寺,就是以此为柱建成的。
除了交换日常用品外,在文化和技术上,各国人民也互相交流、学习。郑和在把丝和丝织品带到西洋的同时,也把丝织技术传到了西洋国家。而郑和船队也从西洋学会了采集燕窝,带回了烧制玻璃的工人,还带回了佛教美术画。
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西洋各国有的还处在十分落后的原始社会状况。郑和下西洋不仅给他们带去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十分有益的。中国铜钱在爪哇、南渤泥、旧港等地的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的地区,开始使用青花瓷盘作为餐具。泰国的宝塔、满剌加国王房屋及寺庙所用的琉璃瓦,都是郑和船队提供的。郑和船队的到来,还使南洋诸国掌握了航海技术,使当地的造船业、造船技术得到很大发展。
随着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活动,许多中国人开始在南洋定居。在一次远航中,洪宝率领的一只船受到风浪的袭击,四处漂泊,船上的人大部分被当地人所救,从而留在了那里。到西洋各国的华侨,带去了远比当地发达得多的中国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等,把所到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录下来,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部著作,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世界各国的山川地理,风俗国情。这三本书不仅为当时的人提供了海外诸国的情况,也为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此外,郑和下西洋以前,中国人还不知道有非洲大陆的存在。郑和亲自考察了赤道非洲及其东海岸一带,开辟了诸多航线,使阿拉伯海、红海及东非洲一带的地理被探查清楚,这对中国地理学界是一大贡献。郑和七下西洋,积累实践经验所绘制的《航海地图》,更是中国关于海洋地理的第一部世界地图!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