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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抵抗恐惧的威胁
坦然面对“无知的嘲弄”
批评传统科学和科学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抽象，过于肯定这些抽象的价值。在这样的主观条件下，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怀疑态度、他们的谦虚，并且不能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更深刻的知识，不能扼制自己的狂妄自大。
很显然，这一批评特别适合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家能夸耀他们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对物体和无生命自然的控制。但心理学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们真正懂得多少有益于人的事情的道理呢？传统科学在一切人的和社会的领域中一直是一种失败。
当然，我们确实有许多关于人和社会的有益知识，但我仍坚持认为，很多这样的知识来自“异端”，也就是来自于人本主义科学而不是机械主义科学。
我在此不谈来自原子弹的所谓“成功”问题，原子弹现已掌握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原始的个人和社会的手中。
科学的右臂已生长到巨人水平，而左臂却在它的生长中落后这么远，这难道不危险吗？
假如我是正确的，科学家的明智和仁慈（甚至是在最真确的意义上的“科学化”）当然便于他们拒绝“方法崇拜”的乐趣，即拒绝变得骄横、霸道和自以为是。能拯救他们的恩典宁可说是这样的一些品性——谦逊，嘲笑自己的能力，和模糊状态共处，经常意识到对于任何一组事实都存在多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对语言、抽象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限度有明确的认识，承认经验、事实、描述优先于一切理论，惧怕在理论的上方稀薄空气中生活太久而不能返回地面。
最后我还要附加一条，对于个人自己科研工作中无意识和前意识决定因素的经验知识是最大的谦卑生产者。
为了与权力主义性格的不能等待和不能暂时搁置判断的倾向做一比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项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实验。有广泛的临床印象——实验资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表明，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等待，他们的大部分紧张和焦急来自于等待。因此，他们通常在不成熟的认知下就跳向一个结论——任何结论，而不是停留在被他们视为感情惩罚的状态。缺陷还不止于此，而且他们一旦委身于一个结论，他们还往往长时间地依赖它，即使面对着矛盾的资料也没勇气去修正。
较明智的、奥林匹斯型的沉思者，较有兴致和好取笑的沉思者都已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存活时间比人们所期望的短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忠于”牛顿定律和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同样可笑。
这一更试验性的态度能牢固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假如你仍然接近具体客观的世界，便不可能否认事实的多重性——它们的矛盾，它们的模糊性。你会意识到我们关于这一事实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性，相对于世纪、文化、阶级和阶层，相对于观察者的个人性格。你很容易感到肯定无疑却又很容易弄错。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这一目的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说明都要推延到我们认识了整体以后，但那时科学自身将被抛在一边。但任何自然物引出的我们的愉快的自发表现都是既完满又彻底的，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视为和人有关；谁又知道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可能多么接近绝对真理？假如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所见甚少。一个人用他的理解的卷尺能测量的东西太少啦！
当你意识到这些对立力量时，你仍意无反故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勇气甚至高尚的一个标志。科学家应该深感幸运，并喜爱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誓终身从事的那种永恒的事业肯定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最高努力的。
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的，推进知识的高度评价这一知识，而又对人类知识的贫乏和不可靠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方式就是对它超然一些，像上帝那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兴致盈然又有深厚感情，嘲弄、宽容并惊叹不已。
正当的笑是对付难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同时也是保存力量坚持研究下去的好办法。对于既要谦逊又要自豪、骄傲和坚强（足以对付重大任务）的存在主义问题，幽默感是极佳的解决途径。以这种方式我们既能意识到我们懂得火箭和抗菌素，同时又意识到我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偏见或贪婪。
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存混乱状态的沉思形式，都是一种温和的享受，而且使我们能继续坚持尝试较多一点解开扭结而不致失去信心。你能热爱科学尽管它不完善，正如你能爱你的妻子一样，尽管她不完美。而且，幸运的是，科学和爱侣有时确实能变得十全十美并使我们大吃一惊，虽然美丽只能停留片刻，而且是作为一种令人意外的、受之有愧的奖赏。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超越另一些问题是很有助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一种隐蔽的观点把科学和完成的知识等同起来。
例如，我曾听到心理学家遭受物理学家的嘲笑，物理学家这样嘲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多少？你们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并数学化的吗？”他们甚至这样问：“你称它为科学吗？”这里暗含的意思是，科学是进行认识活动的，而不是提问的。
于是，后方部队的士兵嘲笑前方的战士太脏，而财富继承者嘲笑汗流夹背的赚钱谋生者。
事实上，在科学中有两种评价的层次系统（不是只有一种）：一种是组织得很好的知识层级；另一种是我们选定研究的重要问题层级，正是这些选定要研究重要的、未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才真正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大多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非科学家所定义的，是根本不正确的。通常，科学被说成是一种功能自律的事业，局外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例如，假如你称它是“不断增长的信息集成”或“实验操作规定的概念系统”，一般人会诧异为什么人们应该献身于这种不能鼓舞人的目的。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或对于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的这种说法，或为此目的所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讨论而不是有关科学家的，往往都把科学家生活中的趣味、激情、兴奋、胜利、失望、感情和意动的成份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审美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躁动。
颇为类似的是阅读象棋规则，它的历史，研究个别比赛，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下象棋？”如果你对他们的感情、动机和满足毫无所知，他们将永远不可理解，就像斗牛士不能被非斗牛爱好者所理解一样。
我认为，非科学家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目标和满足有可能得到对科学家生活的某些感受，而且这些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所能体验到的。
通过对高峰体验的调查研究，我得知这些体验是非常相似的，远非激发这些体验的外部诱因之间的相似可比。例如，在我发现妇女描述她们最高幸福时刻大体和男子的描述相同以后，我觉得和妇女更接近了，尽管妇女受到激发的情境可能对男子毫无触动。
只要牵涉到个别科学家的内在生活，这些高峰体验和诗创作中激发诗人的体验就非常相似，等等。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想我曾从我自己和别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过比从诗歌欣赏中更多的“诗意”体验。
我从科学杂志的阅读中也曾得到过比从研究和阅读“圣书”中更多的“宗教”体验。创作某种美丽事物的激动心情来自我的实验、探索和我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来自绘画、谱曲或跳舞。
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与你的所爱相结合的方式，与使你着迷的东西以及与你用你的生命表达你为之倾倒的神秘的东西相结合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类比。如果你能求得有关你研究的主题愈益增多的知识，并在50年的学习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甚至会觉得淹没于它的更深的神秘之中了，不过却以求解这个问题为乐。
很显然，与最初的无知的空白神奇感相较，这时它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高级”的神秘和奇迹。这两种过程似乎是同时并平行地进行着，即知道得越多越觉得神秘。至少这是在我们的优秀人物、贤者和最好的科学家身上发生的现象，他们仍然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偏瘫的专家。这些人也是能够得到诗人理解的科学家，他们反过来也能把诗人看作是一种合作者。
正如德瑞尔所说，科学能成为“理智的诗歌”。这一对于优秀科学家内在生活秘密的探索能成为某一全球运动的基础，它将使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和一切其他认真的人团结在一起。
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或详尽的认识是和神秘感对立与矛盾的。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如此。研究神秘并不需要亵渎它。实际上这是趋向更高的尊重、更深的理解、在丰富多彩的高水平上的更加神圣化和净化的最佳方式。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最聪明的人，正是那些最大智若愚、最不傲慢和最“兴致勃勃”的人。
如果你想使树木变得更美丽，那么，唯一的办法你必须对树木有更多的知识——弄清树木生长的道理。我总是注视并赞美的树，现在更有一点助益，因为我懂得一点植物学。假如我对它的机能作用的细节知道得更多些，这一知识将能使它变得更加神奇而美丽。
例如，我一生最深刻的审美体验之一是很久以前在一次组织学课堂上得到的。那时我一直在研究肾脏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我越学越惊叹肾的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简单，在机能上有完美的形态。它的形态是顺应它的机能构成的，两者的相随像雕刻般精细，远远超过格林诺夫的梦想，例如肾的进化。
对于我来说，胚胎学家所知的是一个奇迹，它显得是那样的罕见，任何人也难以预先想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在研究、学习和了解以后，观看了显微镜下的一个完美染色的切片并得到一种美的体验。
对于这样的问题，非科学家不会懂得，而科学家呢？又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它，除非他们变得年长成熟而且不怕羞时才不会如此。在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它最终能成为对惊奇、敬畏和神秘的组织编排，系统追求和欣赏享受。
上述这些的高峰体验和存在认知，正是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这些体验同样可以称为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学体验。
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
与任何人溶合的“定律”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进行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
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有人这样说，人是一个特例，是在非人格科学方法边缘上的一个外周例子。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
如果把即时发生在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我们都暂且把它作为一种终极的知识来看待，那么，后果将会如何？让我们设想这种知识是“正常的”、“基本的”惯例，像我们基本的测量工具对任何知识所进行的判断一样。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可能有这一特殊的应用，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被这一应用的涵义给唬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至少在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习性学是我们最先想到的例子。但来自医师“临床”研究的各种知识形态也都有某些这一类的特征。社会人类学也一样，社会学的许多分支——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许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或许我们还要加上多种或全部语言科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是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还想提出一个更激进的问题：能否把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概念化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爱或关心的结果？把这一认识论和在“客观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并列，对于我们会有怎样的好处？我们能否同时利用两者？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对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溶合它。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着。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
“现在我将如何行动？”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
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例如，许多关于再输入的研究和关于观察者期待的影响的研究，这只是两类众所周知的实验。
我所指出的并不单纯是天文学观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我指的宁可说是一种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即未受文化人类学家歪曲的真实情况如何。或举一个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从一个街头宗教群体的行为中把一个外界观察者的抑制影响抽象出来？
我在大学时听过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说一群联谊会的男孩商量好闹着玩追求一个土里士气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自信、温柔而十分可爱的姑娘，使这些男孩真地爱上了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大卫·沃森在《人性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两个人在辩论时，我发现真理不总是在更不带激情的一边。激情可能增强辩论者表达的力量，并最终引向真理的深部。”
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溶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溶合、与对象合为一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
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想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另一类例子——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同样的范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例子。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非人格的一极，区分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两种感受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这可以比喻为家庭一员和街角孤儿之间的不同，后者隔着窗户观看屋里的温暖情境。柯林·威尔逊的著作中有许多局外人和渴望的窥视者的例子。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跨入显微世界内部，当然，你也有权力选择站在外面通过显微境观看外面的载片。你可以很有见识地倾听音乐，平静地审查它是否值得你付出的门票钱。或者，你会突然被它感动并觉得自己也变成音乐，似乎音符在你体内跳动，觉得你不是在音乐以外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在跳舞，而节奏的格调“粘上你”，你会一下子滑到节奏中去，你会和节奏打成一片，你会变成它的自觉的工具。
来自存在爱的知识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愿意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研究者或许也可以使自己超脱于这些价值之外，并不动感情地进行研究，就像研究蚂蚁或树木的“价值”一样，即，价值可以作为“事实”那样加以处理。因此，价值可以立即变得能够用传统非人格科学的一切方法和概念进行“正常的”处理，但这并不是真正解除争端所在。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
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决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对文化人类学读物的最佳选择仍然是一种谨慎的混合物，包括专业的论著、较佳的游记和更富有诗意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家的印象派著述。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对于这一点纳梅奇也曾进行过很有成效的分析。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晴。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两种客观及其互补的性质，以便使作为局外人的显然有利和同样显然不利的情况得到有力的证明。犹太人或黑人对于我们社会的认识要比我们内部的人有多得多的旁观者客观。假如你是国家俱乐部或权力机构的一员，你很容易认为它的一切好处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好处。这包括一切文饰、否认、官样文章和伪善，等等。而局外人却能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东西。因此，有些真理旁观者能比体验者更容易看到，后者在这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曾提及很多证据，即在某些方面黑人比白人能更了解黑人，等等。这里无须重复。
由“来自存在爱的知识”这概念所引发的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和假说。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
原始的心理学材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原始资料究竟是什么，确实很难；但却能很容易地说出它不是什么。许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简化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
众所周知，原始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知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无疑地要涉及到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来看，即使这样，这种说法也显得有点狭隘了。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份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
假如我们非要利用一下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是整体而不是局部。
假如我们仔细审察这一悖论，我们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就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强调在这个世界中，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
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分析努力在本质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科学总体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
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分析的努力并不是抨击一般科学，只不过是抨击对待科学所可能采取的多种态度。然而，我们最初面临的原始问题仍然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要问：“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简单局部”分析害处多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它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
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
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
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的家庭、我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的理想、我的挫折、我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
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
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是为了讨他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
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智能型的而不是分类型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静力学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
尽管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二歧对立，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它们结成一种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别的学派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这样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并且显得更加自然。
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机体论观点。
同这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他们能更自然地进行静力学思维而不是动力学思维，机械思维而不是有目的地思维。我可以果断地称这种观点为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毫不怀疑，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一般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它却被心理学论者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被忽略。这个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台球式的因果论看法。
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立物体对另一个分立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假如我们的宇宙观仍归物理学统治，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实际上也似乎是绝对的。但是，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
例如，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用的都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台球在台桌上相撞击的方式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
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世界内部持久存在的相互关系太错综复杂，不能以我们所说的台桌上的弹子相撞的同样方式来说明。但是答案中最常见的只是原始看法的一种复杂化，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改造。代替单因的是多因，但据设想它们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彼此分离而互不依赖的。
正如韦特海默所说，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的“算术和”。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本质上也没有任何新事物出现。
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以致于它有时似乎与那些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照样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反映。
特别是一涉及到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这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因果概念，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
此外，我们还得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人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满足这一情境的需要，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是我们必须论及到的因果理论的唯一缺陷。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时，还有一个难题，如何说明症候群和从“外部”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杰克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我们或者什么都没杰克有纠正得了，或者不光改变了杰克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无法用普通因果理论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能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象一个有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排出了后果”。
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段遭受创伤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验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如果确有效果改变整个人格，但这一人格已同过去不同，而且他自身和应对举止也和过去不同。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他的面部痉挛的恶化。这种痉挛10%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
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10%。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摄入了有机体，这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内循环过程变为有机体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是我现在写下的字的原因呢，还是我喝下的咖啡，还是我昨天吃的东西，或者那是我几年前受到的有关写作的教益，还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当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现，如写作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决不会由任何特殊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或创造；而人格反过来又是所有它所经历的事情的结果。
心理学家会很自然地认为，刺激物或原因是由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的，正如他认为刺激是撞击或推动有机体是同样自然的。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这决不会是因与果的依然分离，而完全是出现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为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证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因素，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因素。
对读过精神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有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新构造，重新定型；我们既可以选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从它们中进行选择；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子世界的假设，即认为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离开。
因此，至少就心理学资料来说，因果概念必须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涉及到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比较有头脑的科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功能性”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理论。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种功能，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理论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必然性、作用力等。关联状况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功能性陈述的例子，但它们却常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它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有的意义恰恰相反，那么它也并不适合保留因果理论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就会面临着必然内在的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放弃、被否认、被消除。
别让自己受无意识的驱使
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失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
时至今日，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好象想象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他决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对而言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因此，以上的观点在人体心理学领域造成了很多混乱。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导致的问题）。
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胡作非为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用身体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尽量避免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像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现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更容易发生骨折，但这些骨折现象却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作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症状或者更概括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其它名义的神经病，或者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机体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现或真实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显是一个应对性症状，例如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他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肌肉萎缩，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论文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3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吻合。皮肤病在3个周期的发作，恰好使这位妇女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厌恶性生活的心理，才在无意识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像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的过失的自行惩罚。
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虑，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
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允许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绝非这种症状。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出于偶然的事情强说成是目的性的。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叙述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她时倒也没有这种反应。
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那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解释：原来患者的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
假如有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必须问的是：人格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为了描述自尊和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的方便，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我讨论的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往往同时在一起出现，因而给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由于这一层含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宁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自然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最后，在医学上，它是以一种因果关系为背景的。据设想，任何一种多症状的症候群都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做，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第一，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第二，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第三，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最后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倾向或严重，等等。
总之，我们应该研究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一切因素，而不仅仅研究最明显或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显然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在有效而仔细的研究下，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韵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来源、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同义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
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可以从目标的行为区别和动力性类似这些主要方面来界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一个个别例子中，如果症状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同样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有一组在行为上似乎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称它们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在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在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体呢？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的韵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
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太大的耳，但却仍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很漂亮”。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分离元素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韵味”的整体，这种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是由多种多样的特性组成的，但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韵味。
我们还能依据心理含意的概念对定义问题做出第二种研究，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就是说这些含义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可换性、韵味、含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措词。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考虑，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机能心理学家们是依据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
也就是说，人格的组织结构要依据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来理解。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针对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
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某两种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此并没有最终的简单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首先，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还可以附加说明一点：除性格表现方面的事实以外，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事实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就我们采用这个词所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都说成具有应对目标。
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克勒、考夫卡等提出的关于格式塔所提供的各种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艾伦费尔斯的两项标准并行不悖的。
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的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句话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
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体地理解为相加之和，这一说法尚处在怀疑阶段。部分通过分解只能加成一个加法和，然而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含义，韵味，或宗旨）能够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
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理解整体而理解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行为，才能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韵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韵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觉得有什么事靠不住；再者，我们能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许多特征，大体上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概念充分。
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准则是整体内部各种元素可以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乐曲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同一性。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换，或者在动力学意义上彼此都是同义的；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总体上来看，格式塔心理学家大多都同意韦特海默最初的定义，即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整体才有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个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整体的存在已被证实，对它的定义与特质说明还依旧是一个难题。
很明显，我们还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的肯定性定义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除非我们不要求这一定义是可行的、具体的、启发的以及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者，坚持机械世界观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曾经用过的论据的选择。
格式塔心理学家主要是研究现象世界的组织结构，研究主要是机体外的物质“场”。应该指出，他们往往否认这一断言。但是，正是机体本身才有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的相互联系，像哥尔德斯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
要探求组织结构法则的证明，机体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论据选择，可以得到的另一优势在于动机、意图、意向、表现和方向的基本现象，在机体中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据应对意向给症候群下定义立即创造出一种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离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包括机能论、格式塔心理学、意向论（不是哲学目的论）、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学派所提倡的心理动力学以及哥尔德斯坦的机体整体论。
那就是说，正确定义的症候群概念能够成为统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后者我们曾称之为整体动力观，并用它和广义原子观进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要它能像我们所指出的加以扩充，只要它更着重研究人的机体和它的内在动机。
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一个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这意思是说，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
对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
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
在一个待测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被测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肯定无疑地预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的表现，但却无法确切地预测表现情况或表现方式。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加强抵抗恐惧的能力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
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
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
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它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
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它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不过，相对来说，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
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
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
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
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
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
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
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
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它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
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人格症候群的组织结构
我们似乎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是均匀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有不同重要程度的等级以及部分的聚集。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尊症候群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即通过关联作用的方法。
如果症候群内各个因素是未分化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同整体发生关联的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密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例如，通过社会人格表所测定的结果表明整个自尊症候群同烦燥发生关联：r=0.93；同异教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
对于这些资料的临床审查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群集成组的倾向，而且这部分似乎在本质上有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照章办事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会碰到的难题——分类应基于什么原则之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很多。
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是在部分无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对材料的内在本质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着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走下去，一旦我们再也观察不到它们，我们就只好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当我们在研究症候群的资料时，我们注意到，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外一种反映。不过，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把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彼此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
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原则而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分析而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放大倍数这一说法是一个来源于显微镜工作方式的物理学类比。在观察承载着组织结构的玻璃片时，我们将玻璃片拿起，对着光线用肉眼观察，以便将全景尽收眼底。这样，得以了解的是整体特征、总的结构、全构造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对整个切片有了整体的印象，我们再审查这一整体的某个局部。
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每一个细节，但却没有对它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牢记它同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放大倍数更高的物镜（比如50倍）来进一步对整体内的局部进行更为严密的观察、分析。在仪器容许的范围内，逐步提高放大倍数，便可以更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整体的各个细节。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相关的材料并不是按直线式排列的、分离局部进行分类的，这一系列也不可以按任何顺序重新排列；这整体或许像叠放着的盒子一样“被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将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称为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便是其中包含着的14个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中，每一个都还包含着另外的盒子——也许一个包含着4个，另一个包含着10个，或者一个包含着6个，等等。
用症候群研究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作为典型，并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查，即在1号放大倍数上进行检验。说得具体一点，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韵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14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再按我们的说法是2号放大倍数上进行研究。这样一来，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作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11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却总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局部。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屈服于强权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一般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强权，但这一需要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许多种表示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分的敢作敢为，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分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妒忌和仇恨等等；或是上述形式的明显对立面，例如卑躬屈膝、拍马屁、性受虐狂倾向等等。但这些特征本身显然也是很笼统的，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必须在3号放大倍数上进行。
我们或许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要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种族歧视，就不能只研究它的本身或把它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
更详细地说，我们是在研究朝向歧视发展的倾向，它是强权的亚症候群，而需要强权又是总的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的研究就精细多了。
我无须指出，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4级，第5级等等。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个别复合体的一个方面，像利用某些特别之处——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手段支撑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织成一个症候群，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亚亚亚症候群，它是一叠盒子中的第五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建立起来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能同时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拘泥于细节或含糊其词、毫无用处的概括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颇有成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它拒绝接受二歧式，拒绝亚里士多德式的A类和非A类的划分，但依然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我们就可以从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什么是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和照章办事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胆大妄为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
当然，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是相互关联的，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因素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聚合的理解，对于各种成份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份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和冷静比冷静和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也许一个聚合的群体意味着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一相互关系的平均值高于两个没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平均值。如果假设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关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
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由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所以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关联方法，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对这种方法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它的本质同整体理论有什么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还能指望有机体内会有什么别的东西），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
因此，从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来看，可以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谦虚这一品质完整无缺地见于它同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
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动力学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标度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标度的最低端时——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完全抛弃——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淡和缺乏对感情的欲求。
最后，我们自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换句话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利用还原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之间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却不会造成对有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统计数字与临床和实验知识结合起来，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相关技术不应该在整体分析方法中得到高度利用。
在克勒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他反对过分地概括化的作法，这种概括化甚至不能把一种非常一般的一元论和彻头彻尾的原子论区分开。因此，他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有各种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这一事实。对他来说，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相对来讲）是封闭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行到在格式塔内部进行分析程度；他不大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不过，当我们研究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很明显，在有机体内几乎没有封闭系统。在有机体内，每一事物都的确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系，尽管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
此外，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已被证明是同文化有关联的，并在根本上是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和他人的直接立场、特定的情境、物理的和地理的因素等等相联系。我们至少可以说克勒该做而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在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责难当然并不能以接近于这样强大的程度而被应用于有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想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话，也有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也能提出很好的例子证明整个世界内部在理论上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
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例如，只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在心理学上相互联系着的，尽管它们可能在化学上、物理学上或生物学上彼此有关。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会不无道理地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
在我看来，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有一部分是观点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的确有这种可能。
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它类型的联系，但却从来不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理的相互联系。
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做过细讨论。将有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在研究工作的领域，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细心研究的例证给读者。它到底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定量地看，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直线联系上讲，在安全水平和自尊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的正相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明显的是两种几乎各自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以有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四十年代（二十世纪）的犹太人身上，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信女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同高安全感结合在一起；在神经病患者身上，两者的水平都一直偏低。
比这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水平（或安全）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
要想证明这种关系极其容易，途径是把两个都是高自尊但在安全量表上处于对立两极的人做一对比。某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和某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某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同类的爱，将会很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某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却对同类怀有仇恨、轻蔑、恐惧，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肯定是对于同伴的一种威胁。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性质进行对比。
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一方面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另一方面是温和、甜蜜、或顺从、依赖的人。
安全感特质的类似不同的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着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即有可能安于缄默，不愿抛头露面，也有可能公开寻衅，敌视一切；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不是谦卑就是傲慢，不是追随别人就是自做领袖。安全感特质的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尊水平的高或低。
抑制掉孤立的行为
总体来看，在做出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行为都倾向于成为整体人格结构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除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
从理论上讲，当约翰对一个笑话作出反应时，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分析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情况。
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品性论明显对立。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决定。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中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更为重要”，像艺术创作之类，例如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很显然，艺术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因而它必定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
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况的任何创造性反应——就像在罗夏墨迹测验中——都位于连续体的末端。在另一端则是孤立的、具体的动作，那和性格结构很少或没有什么根本的关系。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类事例的某一瞬间的情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
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上的纯属习惯的和文化的反应。例如，当一位女士进入室内时男士要站起身来；或者最后，是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二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情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这些事实可能引起一个问题：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
显而易见，那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要求，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比如只是一种感觉或受制约的条件反射等。
从“整体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观点出发，这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一个有机体切断了它和其他部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与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是处于生活主流边缘的行为。它们之所以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几乎毫无关系。
的确，我的膝节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当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很显然，后一种事实并不比前一种事实更真实，但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一点儿。
虽然有机体的内在本质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并不能说本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机体是在文化背景中活动的，而文化背景对于决定机体的内在本质已经很起作用。
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划到“直接情况”一类。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本性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直接情况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那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不能达到；什么能提供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目的。
在多方思考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
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例如，通过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况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把它抑制掉，正像在各种投射实验中。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否认、被藐视，文化被蔑视。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精神分析学的谈话关系和感情转移。
在某些其他情况中，文化的强制已被削弱，如在酩酊状态，狂怒状态，或其他无控制行为的状态中。同样，也有许多文化没有能够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的主题的变化，即表现性运动，这些微妙变异是下意识地觉察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所具有的行为。在文化的强制尚不强大的儿童身上，在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
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高明的、在理论上站住脚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成为性格的有效指标。
在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如此，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做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研究行为，是因为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示标准。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回避客观世界“似乎”的花招
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数学或逻辑上的符号适合于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无论如何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各种可供运用的各种逻辑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或否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挖掘一空。
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论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整体截然分开，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交错状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割开任何一部分，而且心理学家担当不起这种忽略。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系网路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关系网路，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也将怀疑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
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到的世界，个别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像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
但对有机体来说，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割下一个器官既改变了整个有机体，同时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一个四则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很显然，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特性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有成为暴君的倾向。
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复杂化的例子，然而在设想任何类似人格中的相加过程的情况时，这又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只是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论和整体论方面，数学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性制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在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
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把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并且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
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倾向于静止和原子论观点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以前不是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曾经屡次借助于芝诺的悖论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很显然，我们该将这一逆反观点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必须依赖旧的既定基础，在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那又怎么可能提取出一种能解决涉及动态实体的问题的新型数学呢？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反复。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假如变化意味着一个从本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变化状态的特殊情形，也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被我们辨认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形象。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在它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运动有连续性；在这样情况下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出来作为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决不会证实它的正确。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同一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后代产物，而且它未发生任何基因突变——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任何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微积分便如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具有静态的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因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还原论的原素），也可以是在某种网络中的脸红（一个整体论的原素）。前者涉及到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
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让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
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对还原元素的研究一直作用很大并且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它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的。
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行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才有权在现实面前公然露面。如果它们不再有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
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很危险的。让我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手段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话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这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有和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
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跟”。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
另一点，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将世界组织成各种成份和关系，以及物质和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描述物质的类别更准确，副词描述行动的类别更准确。整体动力观点不会这样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串成一条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