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超越“扮演者”
生命的新方向
可以这么说,我己试遍了心理学的各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的己不在传统科学的领域。
在30年代,我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我提出自己认为应当提出的问题时,也要想办法研究出一种新的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现在已不是一个整体,它已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互有支流的科学或科学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
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这情形同现在的第一集团的情形一样,心理学中的许多小组织构成了它的全部并形成一个体系,而在这里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我理解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对于那种中性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学方面,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个人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是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持有反对意见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包容在一个更大的超坐标的结构中。我认为,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对于“经验”的新的热心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上徘徊。然而,由于我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自然,后者是常规科学的脊梁骨。但我觉得,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探险者、开拓者、创造者都是独自一人而非一个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畏惧和对傲慢、对骄横、对妄想的防御。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像波兰尼所强调的,是一种典型的赌博者,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如果他的洞察力稍强一点的话,他自会被他的观点、轻离所惊呆,并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即使导致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也不能回避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我确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拢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显然是不适合的,要知道,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人文目标以及理解是需要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的帮助的。
我知道,在演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等这一类的论证曾热闹一时,但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和睦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对进化的方向是否能由纯偶然配置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对自然发生问题进行辩论存在着可行性。但我们进化人类个体时,这样的侈谈已不再可能。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变成一位名医是纯粹出于偶然。应该认真考虑中止采取任何这样的看法了。至于我,已经厌恶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辨论,甚至根本不愿陷入这种辩论之中。
健康心理的新模式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我感到这种心理学是如此令人激动,并如此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甚至在它被检验和进一步确定之前,在它能够被称之为确实的科学知识之前,我就被它公开介绍的诱惑所屈服。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或是没有在改变。
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
就我对它的了解程度来说,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一种猛烈反应。
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允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人。
假如我们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却以微妙隐含的方式,有时得马上,有时得延后一段时间。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
尽管这种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上述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说明一点,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缺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恰当成长的方向。除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和理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抛弃了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
毫无疑问,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顺应良好的人。但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令人质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
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通常神学家用麻痹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这个观点只是对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绘做了增添和补充,并没有全盘否定它。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这个问题由两部分构成,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们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须提供心理健康这部分。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要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会更加富有成效。
不过,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又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为了这种人的健康成才,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无。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
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这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病,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痛苦和冲突也可以达到成长和改进。
事实上,我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是具有病态的良心,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怒吗?
概括地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有人格问题,那么,除非我对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前,否则我决不能确定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这要取决于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是善良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谁会欣然接受这些呢?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这些行为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在邪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专制的父母管制下,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囚犯还有可能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仅仅是为了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
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我遗憾地转达我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
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
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
多接触“优越样本”
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
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让3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
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
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传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
人的潜能发挥与“条件”是否良好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我认为,这可能暂时会使描述传统的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会避免说“好”和“坏”这样的字眼。
然而,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清楚,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中早己把这一类的事实认定为应当如此。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它们能通过物质自身中、细胞质中、有机体中、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环境的作用,实现或者不实现。
拿人与猴子和白鼠作比较发现,能使个体受到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哈洛的灵长目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的能力在一点点丧失,超过了一定限度或一定时间,这些丧失的功能将去而不返。杰克逊在巴尔港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旷野中和野狗撒野,时间一长,它会丧失驯化的可能,再也不能变成可供玩赏的小狗了。
另外,如果印度儿童的脑损伤的原因在于食物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又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和这一匮乏的形成有关,那么很清楚,人要成为良好样品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容许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没有一种生物哲学能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也更别提它能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旨趣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懑,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完全和这种状况无关。
因此,现代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的是,只要他们开始对人种或其他物种进行规范研究,开始发展良好样品,那么,研究所有那些能导致良好样品发展的条件以及限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和进入社会。
谁是善择者?
通过几十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我终于认识到,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创造力、最健康、最坚强和最聪明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良好样品,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纺织品、家俱等等的判断。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事我不去过问或插手,我相信,我也会在一两个月之内喜欢上这些优秀的观察家所喜欢的东西。那就好象他们是我,不过他们更敏感些,而且较少怀疑、迷惑和犹豫。我将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珍品一样。
查尔德认为,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我并设想,这样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至此我已明白,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欢迎的,他们喜欢的人也肯定受人们欢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者中,他们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象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
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石,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也可以这么说,伟大人物所珍视的价值也代表了我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会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个人身体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价值的观察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这里,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远为单纯的方式措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选定的是健康人,那他们毕生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心中不灭的火焰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他们奋发向上?但我确实希望最好不要在这里弄错。我是有意对生物学家(并向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规范问题和价值问题的。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问题,兴许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追求着的、选择着的、判定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当然,这些都属于古老哲学问题:“哲人在哪里?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需要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东西?”
我应该再说一次,在生物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
更圆滑的手脆
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己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己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我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
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己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它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
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己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
我承认,“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测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作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
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来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地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
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想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
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样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
“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己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
客观认识生活的途径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与非人类打交道时,这种方法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它能起到一种客观促进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研究对象是猎狗,那我们把人类的意愿喜恶爱憎加入它们思想中,那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研究对象换成猴子或猿则效果更明显。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不能捍卫这一立场?
不管哪一个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着手一项社会或亚文化群体研究之前,都会检验自己的偏见等观念。这是一种避免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产生于对爱的领悟中,而此种悟念只能在有爱存在的人之间产生,而绝不会在没有爱存在的中间产生。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某些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我认为,劳伦兹、迁伯根、古达尔以及沙勒尔的报告之所以真实生动吸引人,全在于他对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有“爱”的成份在内。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入迷,因而能有极大的耐心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仔细反复察看他的每一英寸,当然能比并不关心婴儿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能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对于一个非所爱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构成爱的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人的爱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放松防御,进而可以使他的心灵与精神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很有趣,如果我们对某人或一件事物充满了爱和感情,那我们就不会想干扰她、改变她。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完美无缺,因此,任何改变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甚至是不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也可以这么说,由于爱,我们任其恣意纵容;也由于不愿意将爱改变成另一模样,我们对爱不加任何限制。在它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它的本性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它,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它成为或恐怕它成为或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看它。赞许它的存在,欣赏它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打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始终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真理的途径,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也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里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说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觉悟又能造成某些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希望我能研究得更深入些,尽管它包括“难题的爱”,道理很明显,只有表现出对精神分裂症的“喜爱”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处不平衡状态。
引领自我演化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我愿把它添加在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
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己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己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同100个、或200个、或2000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打交道,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
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己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作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己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
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在这里我不得不郑重声明,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
此时,令人惊讶的是,我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
而这同时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恶人是否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一个更凶恶、更有威胁的人呢?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我认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反叛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1000年或更长久。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生物学家以及一些心怀善意的人,凭借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从这两个大问题考虑,从而赞成并支持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不得不再进行一次强调,科学只能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中产生,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
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告说,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
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这说明我知道这些所谓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方案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研究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
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名状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但这绝不是要使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通过它可以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影响肺结核研究结果的因素。无独有偶,邓巴尔在研究关于骨折的医疗效果时,也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心理因素在内。
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我或许还可以说“鼓励事情的环境”也一样。于是,甚至一次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假如我可以仿造后一个词的话。
所有这些都在说,甚至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他以前更注意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说法,精神病学疗法能去除疾病,使其心理健康,并可以使生活得以延长且质量更高。
不仅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症”的疾病,而且这对于我称为超越性病态的那些问题也适用,这里指的是已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这些也可能不得不称为缺失症。
简单地说,某些人类疾病和缺失症可由从属关系、爱、尊敬、安全和保障等基本需要的不同满足而引发。总体来看,这可以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我描述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我始终这样认为,它们同坏血病、糙皮病、爱的饥饿等一样,都归属于一个连续系统。
此外,传统上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的氨基酸等等需要的证明,一直是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源。也就是说,假如某物的被剥夺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本着最终目的相同的原则,我一直在认为基本需要和超越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物性需要,也就是说它们的不适应引起肌体的不适。
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利用一个新造的词“类似本能”来表明我的坚定信念,这一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但是它也使我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装置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
预测未来的荒谬之处
有这样一个情况值得担忧,一些讨论我们的世界在下个世纪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文章频频在会议、电视、报刊、杂志上亮相。我曾浏览这些“文献”(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但更多的是受惊恐而不是受到启发。足有95%的文章在讨论纯技术的变化,完全撇开了善和恶、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有时全部的事业似乎完全是非道义的。有大量关于新机器、修补器官、新品种汽车、火车、或飞机——以及更大、更好的冰箱、冷库、洗衣机之类的讨论。的确,这些文献有时也会谈一些超常规武器,还有时说一下人类灭亡的可行性,这些只不过在危言耸听而已。
依我看,这是对问题的真实性的模糊表现,要知道,与会者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其中有很多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的与会者出身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即与其说是描述型的不如说是还原型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应邀谈论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特长也在于专业技术方面,信奉一种无价值观念的科学。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情形都会很明了,“改进”问题变成了一个只涉及到手段的改进问题,当然也不涉及到真理。更强大的武器在邪恶的人手中只能造成更强大的愚蠢或更强大的邪恶。即,这些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另一种说法则令我更加不安,这就是所谈论的2000年的问题,都是以物质为中心论题的,例如:如何占有更多的物资,如何进行海底开发、增强食品生产能力等等。
或者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描绘许多预测的半瓶子浅薄性质:它的很大部分仅从存在的事实出发作无用推断,是从现状出发简单投射出曲线。如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据说到2000年会有更多得多的人;照现在的城市增长速度计算,到2000年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种都市环境,等等。好象我们在掌握或计划我们自己的未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好象我们不能扭转现在的趋向,即使我们不赞成这些趋向。例如,我一直在强调,为了这个世界,为了未来,必须把人控制在一个界线以内,这一建议应尽快落实,假如人为此愿意这样做。对于城市的结构也可以这样说,还有汽车的结构,或空中交通工具等等也一样。我觉得,这一类从情况进行预测的本身就是那种没有价值观念的、纯描述的科学概念的一种副产品。
追求纯粹成功的状态
存在心理学也可以称为本体心理学、超验心理学、完善心理学、目的心理学。在这里,我们先定义它的论题、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范围。
讨论的重点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工具;它研究人内心对目的状态、目的体验的满意程度和愉快程度;人,自我作为目的,是庄严的、独特的、不能类比的,和社会上其他任何一人都同样可贵,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这里的手段只能是目的活动的技术。讨论物本身,像它们处在自身本性状态中的样子,只有在它们是自我生效时或内在有效时,它们的固有价值和自身价值才无须证实。此时此地的状态,现在被充分体验,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过去的重复或未来的序曲。
讨论终结和末端状态——完成、顶点、终局、结局、全体、极致、完美,此种状态是没有任何缺欠的状态,不再有任何需要的状态,不可能再做改善的状态。纯愉快的状态——欢乐、幸福、狂喜、入迷、实现、现实化。希望实现的状态——问题得到解决,愿望得到批准,满足需要,达到目标,梦想成为现实等等的状态,已经在那里的状态,到达那里而不是正在努力争取到达那里。高峰体验,也就是纯粹成功的状态,一切否定的暂时消失。完成和终局的不愉快、悲剧状态,只要它们能产生存在认知。失败、无望、绝望、防御瓦解的状态,价值系统的无能为力,面临真正犯罪的深渊,所有这些在有足够力量和勇气的情况下,都能迫使人达到对真理和真实的认知,而不是作为一个目的或作为一种手段。
觉得完美、认为完美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定义完美?理想、模式、极限、范例、抽象又该如何定义?人,作为他潜在的存在,或可以被设想为完美的、理想的、模式的、真诚的、丰满人性的、范例的、超凡的、值得模仿的,或在这些方面具有潜势或向量——在最佳境遇下他会成为或能成为的样子,或作为潜势存在的人,他正在逐步趋近人性发展的理想限度,但绝不会一劳永逸地达到。他的注定目标、他的命运,这些理想的人类潜能使我们能从理想中推知心理治疗、教育、家庭训练、成长的极致、自我发展等等的至远目标。
讨论内核的定义和人的规定性特征——他的本性,他的“固有内核”或“内部核心”;他的本质,他现时存在着的潜能;他的必要条件——本能,体质,生物本性,内在固有的人性。这使定量说明“丰满人性”、“人性程度”或“人性萎缩程度”成为可能。
欧洲又是如何定义哲学人类学呢?“必要条件”,规定性特征(人性概念的定义)与典范——榜样,柏拉图的理念(理想的可能,完美的观念,英雄,模板,冲模)区分开。前者是极小值,后者是最大值,是纯粹的、静态的存在,而且是前者力图变成的最终状态。例如,人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而且,人类成员资格是全或无的,不在其内,就在其外。
无欲求、无目的状态,无缺失性需要,无激动、非竞争、非努力的状态,享受奖赏、得到满足的状态。这些状态能取得极大收益,不但能让一个人的兴趣、希望、目的完全处于视野之外,而且能在某一时刻让一个人完全放弃自我的个性,继续作为纯认知的主体,能清楚地观察世界。
无畏状态;无焦虑状态,勇气,无碍的、自由的流动,无抑制、无阻挡的人性。
超越性动机在一切缺失性需要、一切缺失和要求得到满足以后的行为动力;成长动机;“非激发的”行为;表现;自发性;纯(始发的和/或整合的)创造的状态和过程;纯此时此地活动在可能的范围内“摆脱”过去或未来;即席创作;人与情境或问题的相互吻合,人与环境相互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限度的运动。
关于希望或注定的目标、使命、命运、天职、自我完成的描述、实证以及临床上或人格学上或心理测量上说明的状态(自我实现,成熟,充分发展的人,心理健康,真实,真正自我的得到,个体特性的完成,创造性人格、自我同一性、潜在势能的领悟、确认或实现)。
存在认知与心灵以外的客观现实打交道,集中于实在的性质而不是正在进行认识活动的自我的性质或兴趣。看透人或物的本质、颖悟。存在认知发生的条件。高峰体验。最低点或孤寂体验。死前存在认知。严重精神病倒退状态下的存在认知。存在认知式的治疗洞察。对存在认知的畏惧和躲避;存在认知的危险。
(1)存在认知印象的性质。在存在认知下所描述的和完美推断的实在的性质,即在最佳条件下的描述和推断,实在被设想为不依赖于观察者,非抽象的实在(参看关于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解释。)
(2)存在认知观察者的性质。真实,因为超脱、无欲念、不自私、“无偏见”、道家思想、无畏、此时此地(参看关于纯洁认知的注释)、承受、谦虚(不骄傲)、没有得失的考虑,等等。我们自己作为最有效的实在观察者。
超越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被遗忘时的状态(被吸引,集中注意,着迷,高峰体验,低点体验),无关或有阻碍或有害时的状态。宇宙、人、物、经验它们之所以永恒、完美,就因为它们无时间、空间所限。
神圣的东西;崇高的、实体的、精神的、超验的、永恒的、无限的、唤起敬仰的、绝对的;敬畏状态;崇拜、供奉状态,等等。“宗教”虔诚状态,就其自然主义的一面而言,从永恒看的日常世界、日常的物和人,统一的生命,统一的意识,暂时和永恒的融合状态,局部和普遍、相对和绝对、事实和价值的融合状态。
单纯状态,用儿童或动物作为范例。存在认知,用成熟的、聪明的、自我实现的人作为范例。单纯感知,典型的状态是对重要和不重要没有分辨;事事都有可能出现,也同样充满趣味;形和基很少区分;只有雏型的环境结构和分化;手段和目的很少分化,因为事事自身通常同样有价值;没有未来,没有预知,没有预警,因而没有惊异忧虑失望期待预测焦虑排练准备或烦恼;一件事情像另一件一样有可能发生;无干预的承爱;接受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抉择、偏爱、挑选、分辨;对有关和无关很少区分,很少抽象、怀疑。
单纯举止,即自发,表现,冲动;没有畏惧、控制、或抑制;没有狡诈,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诚实;无畏;无企图;无计划、无预谋、无排练;谦恭(不骄傲);当未来未知时,没有不耐烦;没有改善或改造世界的冲动——单纯和存在认知有很多交迭,或许它们将来会证明是完全等同的。
终极整体的状态即是指宇宙的整体、全部实在,要一种统一的方式看的实在;每一事物也都是每一别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和每一事物有联系;这只不过是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所致。帕克的宇宙意识。对世界一部分的着迷观察就好象它是整个世界。看某一事物就象它是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技术,就好比摄影中的扩充、剪裁、放大等等。切断对象和他物的一切联系,从背景中突出出来,去掉它的嵌入状态,等等,让它显现自身,而且是绝对地、新鲜地显现。观察它的一切特征,而不是依据效用、危险、方便等等概念进行抽象。一物的存在即全物;进行抽象必然会从手段的观点进行观察并使它脱离物自身的领域。
超越分割、离散、互相排斥,超越排中律。
观察到或推论出的存在特征或存在价值。存在王国(参看存在价值表)。统一的意识,参看有关存在价值操作定义的备忘录。
二歧或两极、对立、矛盾已得到解决——被超越、相结合、相融合、整合的一切状态。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理智和感情,冲动和控制,信赖和意愿,意识和无意识,相反的或敌对的利益,愉快和悲哀,眼泪和笑,悲剧和喜剧,阿波罗(太阳神)和狄俄尼索斯(酒神),浪漫和经典等等的二歧统一。一切能使对立转化为协作的整合过程,如爱、艺术、理智、幽默,等等。
在世界上,在社会中,在个人内部,在本性中,在自我中,一切的协同状态。自私变得和不自私同一的状态,即当我追求“自私的目的”而必须为其他每一个人造福的时候;当我成为利他的而使我自己也得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二歧已得到解决并被超越的时候。能使美德得以报酬的社会状态,即在美德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奖赏的时刻;当德性、直爽、智慧、优美、诚实等等不会代价太高的时候。能培养和鼓励存在价值使之实现的一切状态。能使人易于从善的状态。阻止怨忿、反价值和反道德——对卓越的仇视和畏惧,对美、善、真等的仇恨和畏惧的状态。一切能增进真、善、美等等之间相关关系的状态,使这些美德趋向理想统一的状态。
它能使人所处的境遇向超越遗忘、整合与解决等状态转化。例如,高峰体验,存在幽默和笑,“愉快的结局”,存在公道的胜利,“有价值的死”,存在爱,存在艺术,存在悲剧或喜剧,一切整合的时刻、行动和领悟,等等。
超越“扮演者”
在这里,存在包含世界的万事万物,也包括宇宙、一个物或一个人,“似乎”那就是全部存在,全部实在。从整体上看,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唯一完整的东西是整个宇宙。任何个体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切断了固有的联结和关系,为了暂时的、实际的便利才如此。它也蕴含宇宙意识的意思,并表示层次整合而不是二歧化。
它指代“内核”,个人的生物本性——他的基本需要、能力、爱好;他的不能再简化的本性;“真正的自我”;他的内在的、根本的、固有的本性;同一性。由于“内核”既是遍及全种的(每一婴儿都有被爱的需要),又是个体的(只有莫扎特才是完美莫扎特式的),这个说法能表示“成为丰满人性的”“和/或“成为完全特异的”。
存在不是紧张控制、干预、命令等,而是“表现一个人的本性。”含有一只猫就是一只猫的意思,而不是说一位女性扮演者是整体女性,或一个小气鬼“试图”成为慷慨的。它指代不费力的自发性(像一个聪明人表现出智慧,像一个婴儿显得孩子气那样),使最深层的、最内在的本性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因为不易达到自发性,所以大部分人只能处于“扮演者”的水平上,而没有成为他们理想中的人。因此,它也意味着诚实、坦荡、自我揭露。多数运用过自发性的心理学家暗自抱有未经充分审查的想法,认为神经症不是最深层本性的一部分,也不属于内核,还不能归于人的真实存在里,而勉强算是一层表面的人格,它掩盖或歪曲了真实的自我,即,神经症是对真实存在、对一个人内部生物本性的一种防御。而“试图”就有成为实现的可能,它比不试要强上百倍,因为不试就等于放弃了希望、放弃了成功。
存在可指代“人”、“虎”这类类别概念。这样一种概念具有规定特性,以特定的作用表明它的成员资格包括什么,排除什么。就人类心理学而言,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既能看作是“人”这一概念或类的一员,又能看作是某一独特类如“爱迪生·西姆斯”的唯一成员。
退一步来讲,类可以使两种毫无关联的方式运用起来,或尽量扩大或尽量扩大规定。尽量减少规定能使类几乎不排除任何一个个体。这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划分等级的依据或以任何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一个人或者是类的一员,或者不是类的一员,或在类内或在类外,两者必居其一。
除此以外,类还能以它的完美范例(楷模,英雄,理想的可能性,柏拉图的理念,推演到理想的极限和可能)来规定。虽然说这种用法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应注意它的抽象和静态性制裁。在描绘能找到的现实最优秀人物(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是绝可完美的)和另一方面描绘理论上的纯范例概念(从观现实非完人的描述出发进行推演构成的)之间有很深刻的区别。“自我实现的人”这一概念所表明的不只是那样一些人,而且是他们趋近的理想极限,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习惯于蒸汽机或汽车的蓝图或图解,那自然绝不会和我的汽车或你的蒸汽机的照片相混。
这样概念的提出使我们能够把本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区别开来,它其中所含的标准能区分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真的和假的,必需的和可以省却的或可以牺牲的,长远的、永恒的和过渡的,不变的和可变的。
存在可表示事物变化发展的结束,而不指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在下句中表明的这样,存在心理学和变化心理学能和谐一致,儿童,虽然单单是他自己,却能向前运动并成长。这听起来非常像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或末端,最终的产物。当然,这是一种诡谲的说法,因为我们有似人化的倾向。说橡籽“试图”成长,它不是这样的。它不过“是”一个婴儿。正如达尔文不会用“试图”一词解释进化,我们也要尽量采用这一用法。我们只能把它向它的极限成长理解为它的存在的副现象,解释为同时期的机制的“盲目”副产品和过程。
优化人性使之丰满
存在的特征也就是存在的价值,可以类比为人性丰满者的特征,存在的特征体现在存在的价值上,就如同一切理想心理治疗(道家的不干预)的长远目标;理想人本主义教育的长远目标;某些类型的宗教的长远目标和表现;理想的良好社会和理想的良好环境的特征。
真:诚实,真实,坦率,本份,丰富,本质,应该,美,善良,洁净和未掺假的完全。
善:性本善,形态匀称,活泼,单纯,广泛,完整,完善,完全,独一无二,诚实。
完整:统一,整合,倾向单一,相互联结,单纯,组织,结构,秩序,不分离,协同,同法则和相结合的倾向。
二歧超越:承认,坚决,二歧,两极,矛盾,矛盾的整合或超越,协同,即对立转化为统一,敌对者转化为相互合作或相互鼓励的伙伴。
活泼:过程,生机盎然,自发,自我调整,充分运转,改变着又保持原样,表现自身。
独特:独具的色彩,别于他人的特征,不能类比,新颖,可感受到的特性,就是那样,不像任何别的东西。
完善: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也不缺少任何东西,一切都在合适的位子上,无须改善,恰当,正是如此,适宜,正当,完全,不可超越,应该。
必需:逃脱不掉的,只有与那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不同那样就很好。
完成:结束,结局,符合规定,事情宣告结束,格式塔不再改变,目的实现,终点和末端,没有缺失,全体,命运的实现,终止,顶点,圆满封闭,生命还没开始,生命的结束。
公道:公正合理,应该,适宜,成体系的性质,只有,不能脱离,无偏私,不偏袒。
秩序:合法则,正确,没有多余的东西,完善安排。
单纯:专一,纯真且稍有无知,基本构造,问题的中心,不转弯抹角,仅仅必需的东西,无修饰,没有多余的东西。
丰富:分化,复杂,错综,全体,无缺失或隐藏,都在眼前,“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什么都是重点部分,没有非重点,一切顺其自然,无须改善,简化,抽象,重新安排。
不费力:从容镇定,不慌乱,容易,轻轻松松地完成。
欢娱:玩笑,欢乐,有趣,高兴,幽默,生气勃勃,不费力。
自足:独立性强,需自己,不需别的人或工具突破环境,超越环境,分立,依据自己的法则生活,同一性。
促进存在价值实现的良好条件
最初所见到的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人的描述特征跟研究者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熟识的那样,还有领悟、接受、自我超越、认知的新鲜、更多的高峰体验、社会情感、存在爱、非力争、存在尊重、自我实现的创造性。
这种情况也可见于大多数人,虽然说他们的偏爱、需要很浅弱。假如有相当好的环境条件和相当好的选择者,作为自我实现的人的偏爱、选择、迫切需要、价值,见于他们自身,见于他人,见于外界中,但要有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和非常好的选择者条件。任何存在价值偏爱可能性的增大有赖于选择者心理健康的增进、环境的合作和选择的力量、勇气、活力、自信等等的增强。
假设:存在价值是很多人(大多数,所有人?)所深深渴望的(能在深蕴治疗中发现)。
假设:存在价值能满足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无论你是积极追求,还是消极渴望,存在价值带来完善、完成、实现、宁静、命运实现等等感受。在引起良好效果(治疗和成长的效果)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向调查研究者报告的世界的特征(或这类特征的迹象),这些特征是高峰体验者在种种高峰体验的世界中领悟到的。而一些如创造体验、理智领悟、体育运动、躯体感受、爱的体验等可以证明这些资料,也能得到某些宗教著述方面的印证。
高峰体验者对调查研究者所阐述的自我特征却是阐述敏锐的同一性体验,它包括一切价值,除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可能是例外;此时此地的性质、非力争的价值,可以认为是有针对性的阐明;诗意的交流。
调查研究者观察到的高峰体验者的行为特征,而另一些存在认识也不例外,只要你有充足的力量和勇气。例如,某些山麓体验;某些最低点和孤寂体验(精神病倒退、面临死亡、防御的崩溃、价值关系的幻觉、悲剧和悲剧体验、失败、面临人的困境或存在主义的两难处境);一些教理智和哲学的著作、构建和洞察;关于过去的存在认知(“拥抱过去”)。论据的这一“操作”或来源自身是不充分的,即,需要其他的证实。有时支持其他操作的发现,有时和那些发现矛盾。
被观察为“优秀”艺术的特征;例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诗,其他文学艺术以外的一切价值。
一项试点实验:儿童的非写实绘画由艺术裁判按十分制评级,一种标准是从“最大一般美感值”到“最小一般美感值”,另一组裁判按十分制评价“完整性”,又一组评价“活泼性”,第四组评价“独特性”。这项试验儿童的非写实绘画能力的实验明显根据绘画所体现出的潜质是能作为有关艺术家健康胜过随意判断的依据的。
对不同年龄的人而言,智慧、心性以及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是同年龄成正比的。对以十进位为区分的不同年龄的人的美、善良、智慧和健康进行评级,每一项评级由不同的裁判组做出。这些评级理所当然属于正相关,要求三十多岁的人相关值要高,而四十多岁人的相关性还要高。假设迄今只得到偶见的支持。
假设:以15种存在价值为标准对进行评级表现“杰出”的小说的存在价值性要高于“贫乏”的小说,对于“杰出”音乐和“贫乏”音乐评级结果也同样。非规范的陈述也是可能的,要明确,有哪些音乐、画家以及语言对提高个人特征有益、诚实、自足或其他存在价值,或能以范例说明这些价值?还有哪些著作、诗词是更成熟的人所爱好的?如何利用健康人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
各年龄段儿童心理健康的增进和减退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仍可以看出健康的增进意味着趋向种种并也全部存在价值的运动。学校、家庭等等的良好外部条件可能被认定是引向心理健康或存在价值的。用可以检验的假设来表述,那就是,心理上更健康的儿童,例如,要比不那么健康的儿童更诚实(更美,更有德性,更完善,等等)。健康可以用投射试验测定,或用行为选样或精神病学诊断或典型神经症的症候鉴别。
假设:优秀的教师有引导他的学生向存在价值靠近的责任。
非规范的问题:哪些条件能增进儿童中的整合作用,哪些条件能使之削弱?如诚实,美,娱乐,自足,等等。
事实证明单纯完善、完成、秩序和抽象真理是“优秀的”存在形式。这些证明能被认为而且常常被认为是非常美的。一旦做出以后,它们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而且确实容易。这一追求完美的运动对美好的企盼、期待以及渴求,已被一些人视为需要,或已被粗线条地类比为一切机器制造者、工程师、生产工程师、工具制造者、工匠、企业或军队中行政工作者和组织管理的专家,等等。这些人也是上面所说的存在价值的追求者,这可以从他们对下两种情况作出的选择而选出来。例如,一台精致简单的机器,和一台特别必要复杂的机器;一个平衡的锤子,和一个很不平稳的锤子;一架“充分”运转的引擎,和一架部分运转的引擎,等等。更健康的工程师、工匠等等会自发地证明更希望他们的一切产品具有存在价值或接近存在价值,这些产品比由那些较不成熟的工程师、工匠等等制作的存在价值较差的产品更受欢迎,卖更高价钱,等等。另外,诸如一些“好的”尝试、“好的”市场发行、“好的”交易也适用于存在价值。
有相当一部分建议揭露、洞察心理治疗家,当他们达到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时,他们不会忘记谈到人性丰满的、真挚的、自我实现的、有个性的人,或某些近似的说法,既就描述的意义也就理想、抽象概念的意义这样说。当逗引出进一步的细节时,这往往意味着某些或全部存在价值;真诚、义举;统一;主动;接近成功;完善的和未发掘之间的活动,本质充分表现,成为一个人可能成为的一切并接受一个人深蕴自我的一切方面,不费力,自如地发挥作用,有能力娱乐和享受,独立,自主和自我决定。我怀疑任何医师会真地反对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种,尽管有些人可能还想追加。
罗杰斯对成功和不成功心理治疗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作了很多试验,但这些试验都符合一个主题:存在价值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这种作法在心理治疗之前和以后还可以用来检验未经验证过的假设——治疗还能增进患者的美和他对美的享受的敏感和渴望。对于自我实现幽默感的一组类似假设也是可以验证的。
试点实验:一项长达两年之久的关于大学生魅力的试验表明,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均变得漂亮了且吸引力也加强了,因为在小组成员的生活中有增强的自爱、自尊,更多的乐趣(出自对他们更深的爱)。一般来说,假如我们强调治疗的揭示面,不论它所揭露的是什么都在一定意义上早已存在了。所以,不论揭示疗法采取何种形式,它所揭示的内容都极有可能是生命体所固有的;即,它的本质、它的最深处的实在是在生物学上给定的。揭示疗法所驱散的东西因而证明是,或至少表明是非固有的或非内在的,而是偶然的、表面的,是生命体获得的或强加于生命体的,能体现存在价值。由于揭示疗法的使用而增强的证据这时起了证明的作用,认为这些存在价值是最深层、最基本、最内在的人性的属性或规定性特征。这个大命题在原则上可以验证。罗杰斯的“趋向和离开”的疗法的提出扩大了可能性的范围,研究一些有助于趋向存在价值和助长脱离存在价值的运动。
存在价值里包括一些“人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从教育的长远目标,当然更包括非语言性的(舞蹈、乐器等)教育的目标,加上各式各样的心理治疗附加物,那很可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就是说,这种教育半有意识地需要像理想的心理治疗一样的最终结果。目前所做出的研究和一些就要实施的方法是可以和“创造性”教育进行类比的。在教育方面也像在治疗方面一样,能够看出有随着有效规范概念盘旋上升的可能性——即,能使学生最佳“存在化”的教育是“良好”教育;这样的教育能帮助学生变得更诚实、更善良、更美、更整合等等。也许这也适用于高等教育,当然这只是把它作一种达到目标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一些大的神学和非神学宗教,还有这些宗教中合乎教义的教法与神秘主义的说法。它们总是宣传:有一个上帝,他是大多数存在价值的体现;理想的、宗教的、上帝的臣民是最能表现或至少渴望得到这些上帝般存在价值的人;而一些礼仪以及上下级的管理都只不过是一种为达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天堂是这些价值的所在或状态或达到价值目标的时刻。拯救、赎罪、皈依,都是对上述真理的接受,等等。由于这些命题是由选出的证据支持的,它们需要一种处于它们自身之外的选择原则;也就是说它们只能保持和心理学相一致,但不能作为证明存在心理学的证据。宗教的文献是一个有用的储库,等待着智者的挑选和利用。至于上述的其他命题,我们可以把事情掉转过来并作为待试的理论命题,例如说存在价值是“真正的”或有作用的、有效益的、有帮助的宗教的限制词。这一标准现在也许能由禅宗和道家和人本主义的一种结合体系达到最佳的满足。
事情往往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外界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而抛弃了存在价值,这些不利的条件包括集中营,监狱,饥饿,瘟疫,恐怖,周围的敌意,被遗弃,无依托,价值系统的广泛崩溃,价值系统的不存在,无希望,等等。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什么少数人在这些完全同样的“恶劣”条件下能趋向存在价值。但两种趋向的运动都是可以验证的。
把“良好条件”等同于“协同”,本尼迪克特就这样认为:“社会体制的条件,能使自私和不自私相结合,对立矛盾能得到妥善安排,使我追求‘自私的’满足时会自动地帮助他人,而当我试图利他时也能自动地奖赏并满足我自己;即自私和利他之间的二歧或两极对立已经解决并被超越。”于是又假设:好社会的含义就是美德能得到流行的社会。越充分,存在价值的体现就越明显;不好的社会条件或环境条件是使我们的个人利益相互敌对或相互排斥而使我们彼此拆台的条件,或使个人满足(缺失性需要)供应短缺以致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需要,除非以危害他人为代价。而在良性且充足的条件下,对美德及存在价值的追求不用付出代价或付出很少代价;在良好条件下,有德行的事业家在财政上是更成功的;在良好条件下,有成就的人受人爱戴而不是受人仇视或惧怕或忌恨;在良好条件下,赞美也更有可能(和爱欲或权势无关)。
我们应当确信:“好”的工作和“好”的工作条件是指那些能更加接近存在价值的工作;如,人在不那么合意的工作中最珍视安全和有保障,而人在最合意的工作中往往最珍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是良好环境条件的一个特例。这里又暗含着趋向非规范说法的可能性,如说哪一类条件能促进完整、诚实、特异风格等等的形成,从而以“引向存在价值”的短语取代“良好”这个词。
在“重建生物学”的操作中发现,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和它们的优势顺序有着相当大的关联,这些需要的受挫引起神经症,也许不会等到太久远的一天,我们将得到十分敏感的心理学工具,足以验证一个假设:无论哪种存在价值受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联的病态、或某种针对性不适,或一种人性萎缩感,也就是说,存在价值也是上述意义上的“需要”(我们为了完成自己或变成丰满的人而渴望得到它们)。无论如何,现在已有可能提出一些可以调查的问题,那是迄今还没有调查过的:“生活在一个不正直的世界中会有什么影响?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丑陋的世界,一个分裂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死气沉沉、静止不动的世界,一个腐旧而又不思悔改的世界、一个有失公正合理的世界,一个墨守成规的世界,一个不容独处或独立的世界中会有什么影响?”
“良好社会”所蕴含的另一个含义是它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同要求,提供自我实现和人性完成的可能性到怎样的程度。除这一说法以外,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命题:“良好社会”(和不好的社会对照地看)提倡、珍视、争取、促进存在价值的实现。这也可以用非规范的词句说明,抽象化理想的心灵实现存在价值是能够达到令人举世闻名的效果的,由此可推知,协同社会与良好社会达到同一。
盲目的爱
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清晰性、迷惑性,但什么时候才体现?又体现哪种呢?
当爱变得对于对象本身非常深切、非常纯洁(无矛盾心理)时,对象的善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时对象由手段而跨越到目的这一阶段(有了我们的容许)。这里可以举苹果树为例:我们能非常喜爱它,不想让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它成为那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任何对它的修理(包括善意的)都使它变得不像苹果树或违反了原来固定的生活。它看来是那样的完美,我们甚至怕碰它,怕削弱了它。自然,假如它被看成是完美的,便没有改善它的可能了。但实际上,事物往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改革者头脑中的“完美发展”画面。据他看,要比苹果树自身的最终结局更好;即他能比苹果树做得更好,他懂得的更多;他能比它自身更好地塑造它。所以我们认为要把狗改变成另外样子的人不是真正喜爱狗,而且这样会引起那些实实在在爱狗者的怒气,或按照来自某一杂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育种,弄得它神经质、病病恹恹、不怀胎、不能正常生育、患癫痫病,等等。但这样的人确实自称是爱狗者。那些培育矮树的人,或训练熊骑自行车或训练猩猩吸烟的人也一样。
真正的爱体现在不作要求、不求回报,能从奉献中得到乐趣,当然更不能带有狡诈和预谋。这有利于较少的抽象(或选择对象的局部或某些属性或个别特征),较少的对于整体的观察,较少的原子化或分解。这等于说,这里有较少主动的或强求一致的结构、组织、铸型、或削足适履,以求符合理论或先定概念。也就是说对象应服从整体性,要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换句话说要留有本来面目。对象较少按照有关或无关、重要或不重要、形或基、有用或无用、危险或不危险、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无利、好或坏、或其他自私的观察标准被测定。对象也不那么容易被成规化、类化,或纳入某一历史序列,或只看作一类的一员,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或一例。
而这无疑代表着有关对象的整体和局部都受到了同等待遇的关注。每一部分都会成为有趣的和奇妙的;存在爱,不论是对爱侣、对婴儿,对一幅画、或对一朵花,都几乎总是能保证这种普遍分布的,以强烈和着迷的关心进行的观察。
带整体印象看有缺陷的局部就会发现缺陷原来也很迷人,也充满魅力,因为它们赋予对象以特性和个性,因为它们使它成为它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不重要的、外在的、非本质的。
从中不难发现,存在爱者往往不忽略一些细节,相反的是非爱者或缺乏爱者会忽略这些细节,他会更容易地看到对象自身性质的本来面目,接受它本身的资格和存在方式。它自己娇嫩的、软骨的结构更容易屈服于承受的观察,这种观察是非主动的,非干预的,不那么傲慢的。这也就是表明,它是被人所熟识的,从认知角度看,要比一种结构被认知者强加于它时更由它自身的形态所决定。后一种认知者会更容易成为太粗鲁、太不耐心的,太像屠夫肢解动物尸体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口味挑挑拣拣;太像霸权者要求一切听他号令;也太像雕塑家,只是按照雕像而去填充粘土。
真正的选择
大量的事实证明,存在价值多数情况下是在“健康人”(完善的、自我实现的性格)或最伟大的、最受人尊敬的、最得民心的人那里得到承认和体现,这是全部人类史的记载。这是否是他们为人赞誉、爱戴、被认为伟大的原因?
一些动物实验证明,加强的习惯或己熟悉的学习会使动物的效能灵活性降低。例如,肾切除的白鼠就是如此。关于熟悉作用的实验证明,人们会继续选择和偏爱低效能的、烦人的、起初不喜欢的东西,假如以前有10天以上被迫选取了这些东西的话。一般的经验也支持这些发现。例如,良好习惯的形成就体现了这种特性,事实证明如果偏爱习惯或熟悉的东西的人会变得更胆怯、更焦虑、更强烈、更僵化、更带强制性、更神经质。临床证据和某些实验证据表明,自我力量、勇气、健康和创造性更有可能使成人和儿童宁愿选择新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东西。
从适应性上看,熟悉能够切断存在价值的倾向,只要适应了,坏味也就没坏味了,惊人的事也变得习以为常了。恶劣的条件适应了便不再引人注目,即不再被意识到,即使它们的恶劣影响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例如,持续噪音、持续丑恶或长年缺乏食物的影响。
选择是双向的,即在同等条件、同一时候有不同的事物可供选择。举例说,因习惯于重播质量很差的留声机便宁愿选取这种机具而不要高保真留声机。习惯于高保真的人宁要高保真。但当两组人都面对两种选择——质量低和质量高的音乐重播时,两组人最终都选择了高保真机的较佳重播。
很明显,供选择的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在一起而不是在两地时,分辨起来更容易些。我们可以预期,在两幅画中选取较美的,在两瓶酒中选取较纯正的,在两个人中选取较活跃的,这种选择光可供选择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更靠近时也更有可能。
假设有一些从1级到10级质量不同的物体,例如烟、酒、糖等供选择结果很可能是习惯级的可能选择1级,假如唯一可供选择的品种处于另一级,如10,但有可能这个人将选择2而不是1,选择3而不是2,等等,这样最终引导到选择10。可供选择的对象必须在上述谈论的范围内,等级不能相距太远。不可不论的是,拿一些价值相差不大的东西让那些偏爱高质量东西的人选择,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较高一级的。
在上述的各种意义上,揭示洞察疗法能被看作引向“真正选择”的过程。在成功的治疗以后,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要比治疗前大得多,因为决定的因素体现在体质上而非文化上,是由本身而不是由别人或集体内部的人所决定。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畏惧已极度缩小,等等。成功的治疗增强了喜欢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以存在价值为榜样。
对于精神受到创伤、受到消极限制、一般神经质的人,对于害羞、胆怯的人,对于狭隘的、贫乏的、受强制的人,对于僵化的、定型的、因袭习俗的人来说,较好本验会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惧怕尝试这种体验,或惧怕体验这种爱好,或可能拒绝这种体验,抑制它,压抑它,等等。这种性格上的制约大体上也适用于体质的和获得的两种决定因素。
实际上,选择和认知的自由受社会暗示、不合理的广告、宣传等因素影响,选择的对象可能被误解,然后被误选。这种有害的影响在遵奉的人中比在独立、坚强的人中更大。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预测,这种影响在年轻人中比在年长人中更大。但由于浅薄、无知以及隐瞒真相甚至说谎和对情境缺乏认知意识造成了受宣传、虚假广告、权威暗示以及隐蔽的阳性强化的影响,这一类影响的大多数都能消除,只要使无知的选择者自觉地意识到他是怎样被操纵的。
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指由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选择,是冲破社会阻力而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而不是依附人格,由年龄上的成熟以及力量、勇气、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而不是由于软弱和畏惧。满足这些条件的每一种都应该能够增高存在选择的百分比。
在价值的层次系统中,存在价值属于最高层次,但它也由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所决定,也受缺失需要与成长需要优势等所影响。一般地说,如果有两种缺失需要满足,更占优势的是“较低的”一种,它会被优先选择。因此,可以期待的对存在价值的高度可能的选择机会,在原则上依赖于较低的、更占优势的价值的先行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对许多事情进行前期推断,比如说安全需要有保障的人的被选性要高于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人。真而不是假,美而不是丑,善而不是恶,等等。
这意味着一个古老问题的重述:在什么意义上“高级乐趣”(如贝多芬)比“低级乐趣”(如爱尔维斯·普莱斯利)优越?怎么能证明为什么人会“耽于”低级乐趣?这能教育吗?特别是这能教给一个不想受教的人吗?
什么能“抗拒”高级乐趣?得到的普遍回答是高级乐趣在感受上要比低级乐趣要高出很多。但必须有上述所有特殊的实验的条件才能使人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即有能力充分地和自由地比较这两种感受。成长在理论上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高级”感受优于“低级”感受,因为“低级”满足会变得令人厌烦。
另外,体质等身体因素对选择和价值也有所影响,比如说鸡、试验中的白鼠、林中动物在出生时就出现了选择上的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假如任后者自己选择食物,他们会得病或死亡。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
一切生命体在满足自身和抗拒外来侵害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在对选择的满足上,不同类型的身体也不一样。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了上述所说的决定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关于事业、食物的选择等就属于这类,要强调的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例如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物如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更健康、成熟的人;年长的人;更坚强、更独立的人;更有勇气的人;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这些说法适用于不喜欢单纯用“好”、“坏”、“高”、“低”等词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词在操作上的规定性说明。例如,非人的战神(罗马神话)会问:“什么时候、谁、在什么条件下,真理而不是虚假会被选中?整合而不是解体、完善而不是不完善、秩序而不是紊乱会被选中?等等。”
这种说法能更好地表述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但不管这些词如何,人都证明具有善恶两种冲动,并在善恶两种方式中行动。自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哪一方面是更深、更基本或更类似本能的。
为了科学调查研究的方便,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改换一个提法: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时候谁将选择存在价值,即成为“善良的”?什么使这一选择的可能性缩小或增大?处于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选择才最有可能进行下去?或者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传统?
这些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