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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加强自身欲望
莫忽视人的双重本性
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从科学角度看非常含混不清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像已经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之所以把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主要是因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更能说明问题；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验证明的方法来研究它。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同一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进步（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洛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人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斯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注重的是知识经验，而不去借助概念语言：抽象范畴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那么首先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并没有与欧洲的哲学家拉开距离，美国心理学家一直在大谈此问题，然而依然没有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个人自身以外的价值观念都己不复存在。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都认同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只有转向自己，转向内部，要不然的话，价值观念就没有立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还有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
可贵的是，存在主义者使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极需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无疑给心理学帮了大忙。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从中获得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维能接受的关系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存在主义。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可能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有一点可以让人确信无疑这种差距能造成心理学革命化。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容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而且，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人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的整合方法在这些文献里得到体现。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是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幸运的是整合方法中的一些如智能幽默、悲剧、游戏、艺术等己被我们所认知。我想我们应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理想的、真正的人，完美的圣人。像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一下，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真理和另一关键问题也包含在这里面，甚至于包含“真正的人”的第一种认真的描述，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了很多；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难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承认。所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番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的基础。
我们发现欧洲作家非常重视被他们称为“哲学人类学”问题，他们曾努力为人作个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一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他人就不再成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在美国心理学里没有这个研究课题，包括花样繁多的行为主义也没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一个人认真正式研究过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最全面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体系与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东西毫无关系。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构成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反映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极端形式能起到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是与生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相矛盾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是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的确，我们知道这两组学者有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社会学化不足而心理学化过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如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否认无能为力的地位。
然而，心理学家的首要课题是人，而不是脱离心理学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人看成专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时候也在揭露自己，甚至于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做。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于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也应该敬而远之。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种伟大的变量。至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
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现象学也是美国心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有一段历程但若以整体而论，它己无活力可言。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极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是帮助我们认清分析推理、概念推理、言语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于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急待重新审查。
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变革中最重要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
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事实上，一些变革之所以能发生，也主要是因为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影响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我承认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对我影响深远，而且我也准备接受它，但这不等于说我对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陌生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C·比勒、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也就也就没有神经病）；假如这无法与活跃的未来取得联系，那自我实现还有什么意义可谈，最终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是个完形。
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在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意义中得到一番启迪，而这又与斯特劳斯在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保持了一致。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含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是完全可以被视为非历史的，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原则上未来就是不知道或说未发生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会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
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坚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中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
摆脱人性的阴暗面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在这里，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解除心理压抑的手段
我认为用一些特定的理论去解释心理学的压抑和闭锁问题是徒劳无功的，要知道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心理学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的世界观与正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的观念一样。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
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理论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对行为进行强调，而对主观生活则不与理睬，它不属于杰弗逊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属于汉密尔顿主义，它过于达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俗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在审美与感情方面都很空洞。
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心理学失去平衡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所致。最初，这创造了心理学；后来，心理学家又维持了它。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发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
心理学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而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语义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己知和过去的东西来限制既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五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我们要想理解只有坚信这个信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信念的涵义，最好途径就是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牢不可破，那么，为黑人建校就是无需的举动了，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
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
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W·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作过郑重的批评，而且还就通过顿悟来学习认识动物与通过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认识动物作过一番争论。克勒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4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4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
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华、汉密尔顿创立的人性理论的依据仅仅是对人类最恶劣的研究。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研究被迫乘木阀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处于艰苦环境、生活困顿、无教育机会的人群成为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不适合生活的教育较好的人群。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有了学其他科学的嫌疑，普遍的作法是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或机器来对待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是绝不会在诸如机器、猫或者老鼠身上发现，而也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在的智慧。因此，除非憎爱分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至此，我要提出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论点，原因在于我强烈感到悲观和泄气就是由它产生。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当初，我们梦想致力于世界和平，也曾想天伦之乐，而现在只想为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些服务，也想再多培养出一些心理学家，或者在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感到鼓舞或振奋或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
提高心理研究的境界
我有一个能马上见效的方案，这个方案对许多事情的局限有着防止作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病人、充分适应病态文化的人、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用自己能力的人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
所以，如果我们打算研究人类心理学，就要使用那些心理健康、成熟的人以及自我实现和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者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
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剩下的研究对象也就为数不多了，这也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如何为每个小组提供足够的人选以作研究之用。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100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1%），其他的99%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掉。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
这种研究接近完美程度的方法，能够解决理想与现状之间和潜能与己实现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认为，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能使研究的门路拓宽，会自动放弃价值不大的研究课题。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泄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待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使用有区别的词汇。例如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表明，许多主观者需要用起同类相别作用的下角标志加以限定；心理学需要增加许多新的积极的词汇。
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其中自发性、认可、自我选择、自主性只是一部分而己。
心理学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
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
心理学能对文化起着不同层面的冲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对传统宗教的一次入侵。
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
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
心理学教科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体现了心理学任务和范围的重新定义上。
重视心灵的心理
人究竟怎么做才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仁慈，又怎么做才会使自己的性格趋于完善，增强辨别真善美的能力？怎样从独特的经历、从灾难、婚姻、生儿育女、成功、胜利、恋爱、患病、死亡等等中学习？怎样从痛苦、疾病、抑郁、不幸、失败、衰老、毁灭中学习？
平时有许多属于沟通的东西，而被当作联合学习：它是固有的，为现实所需要，而不是相对的、偶然的、反复无常的。
自我实现的人对重复的轻视逐日增加，他们看不起与人交往和随意的奖励，通常形式的广告很可能对他们不起作用。面对广告的自吹自擂，它所宣传的商品的声誉和派头以及广告愚蠢、毫无意义的重复，他们很不易为之动心。这反而可能引起消极的后果——他们不是更可能而是更不可能买这商品了。
事实上大多数教育心理学都只注重手段如学位、奖状、评分等级等，而不去看什么目的，如良好的审美力、知识、理解力。
我们对于获得情感态度、趣味和爱好了解不足，“心灵的心理学”被忽视了。现在的教育主要训练孩子听话，不惹大人生气，不干扰大人的活动等，而更理想的教育是以能使孩子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为教育宗旨的。教育应该教给孩子坚强、自尊、有正义感、抵制控制和利用，抵制宣传和盲目地适应文化，抵制暗示和时髦。对此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我们对于那种无目的的和无动机的学习所知甚少，例如，那种完全从自身兴趣出发的学习。
心理盲目性
知觉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对错觉、曲解、错误的有限研究，韦特海默把它称之为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真觉、阈下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善、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的人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而另一些人没有呢？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无动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
健康者凭借了什么东西把未来预测得更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得更稳妥？对人们的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这是因为健康的人，各种机能联系性比较强，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使联觉在原则上成为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峰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积极情绪的正面影响
积极的情绪可以表现为神情愉快、坦然从容、满足，也可由怜悯、同情、博爱引起。
对于嬉戏、高兴、玩耍、游戏、消遣没有充分的理解。
狂喜、鼓舞、热情、振奋、快乐、异常欢欣、幸福、神秘体验、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体验，情欲高潮所产生的情绪。
心理病态者与心理健康者之间的区别在斗争、冲突、焦虑、内疚、挫折中得到充足的体现。在开朗者身上，这些情绪才能够是好的影响。
对于情绪的组织性的和其他好的、适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对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与知觉、学习、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关系？
认识的情绪方面，比如，顿悟使人情绪激昂，了解使人沉着，对于恶劣行为的深刻理解产生接受和宽恕。
爱情和友谊的感情方面，它们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健康者的认知、意动以及情感之间是相互配合的，绝不是对抗性或相互排斥的，对此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机制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脑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与众不同吗？我们必须了解，如：意动和情感的动员怎样帮助认识，认识与意动的合作支持怎样影响情感，等等。应该把心理生活的这三方面放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们。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心理学家把吃、喝、抽烟等感官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把鉴赏力放在次要位置上。
建设尤赛琴的背后是什么冲动？什么是希望？人们为什么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会的想象？
景仰意味着什么？敬畏和惊异又各代表了什么？
如何使对灵感的研究更进一步，又怎样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着更好的目标奋斗？等等。
为什么欢乐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
冲破盲目防御的内驱力
父母出于什么动机而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人们要孩子的动机又是什么？他们为孩子甘作牺牲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有些行为被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
研究正义、平等、自由，研究对于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人们为什么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攻击，但人们对此己有所防御。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视了它的“导致健康”作用。
体内平衡，均衡，适应，自卫本能，防御以及调节，这些仅仅是消极的概念，我们必须补充积极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护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义，他的困难不是挣饭吃，而是在不吃饭的时候保持不厌烦。假如从自卫本能的角度上我们把机能心理学用来对有用的研究，那么它的外延，超越人性机能心理学就是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研究有用。
人们往往不注重高级需要以及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区别，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将使人们更感沮丧。满足导致的不是欲望的终止，而是在暂时的满足之后，高级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现，以及重新恢复不平静和不满足。
食欲，爱好和味道，以及野兽般的，生死攸关的饥饿和不顾一切的食欲。
希望完美，追求高尚的情绪渴求（相当于挂正一幅歪斜的画、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冲动）。尤赛琴冲动，改进客观世界，纠正错误的欲望。
弗洛伊德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家对于认知需要的忽视。
美学的意动方面，审美需要。
我们虽还不十分明了英雄们、爱国者以及殉道者的行为动机，但我们也知道如果只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过是”和还原论是解释不清健康人的。
那么是非心理学和伦理、道理心理学呢？
科学心理学、科学家心理学，知识心理学，关于对知识的追求的心理学，关于追求知识的冲动，关于哲学冲动的心理学。
鉴赏、冥想、沉思。
通常似乎是把性交当作怎样避免瘟疫的问题来讨论。这种看法错在把性交的弊端扩大化、严重化、单一化，性交或者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医疗和教育手段。
限定智力的思想倾向
我们限定智力的思想应倾向于根据现在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智商的整体概念与智慧涵义不一样，它属于纯技术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却是个蠢人，他无疑是个恶人。我不认为确立高智商这样一个具体的概念有多么大的害处。问题仅在于，在一个以此限制自己的心理学中，更重要的主题——智慧、知识、洞察力、理解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被忽视了，以利于智商，因为它在技术上更令人满意。当然，对人本主义者来说是个恼人的概念。
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识、判断力等的法宝有哪些？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不利于它们，而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
一个智力的机体概念？
这种智力测验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背景相关联？
见解的改变、皈依；精神分析的顿悟；突然理解；原则知觉。
智慧与良好的趣味、道德、仁慈等的关系是什么？
纯知识的性和生产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思维，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新颖、独创性、产生新思维，而不是为在思维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测验寻找答案。既然最佳状态中的思维是创造，为什么不研究它的最佳状态？
柏格森主义的直觉。所谓直觉的人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确结论？
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哲学和哲学家的心理学。
如果一个身体健康、思维也极其灵活，那他不仅仅有杜威型的思维。即，由某个打乱均衡的问题或者麻烦所刺激，问题解决后即消失。思维同时也是自发的、愉快的，并且常常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做思维动物是享受，他们用不着在受折磨或烦恼时才产生思维。
思维有时也是相混的，无方向性、无组织性及无动机无思维。幻想，梦想，象征主义，无意识思维，稚气的情感的思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这些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是生产性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健康者得以做出那么多结论和决定，它们在传统上与理性对立，但实际上与理性是合作的。
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
顺应欲望的发展
我们应该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的失败都归在心理病理学病例，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尽管前者的状况不像后者那样明显、紧急。
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满足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
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像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表现在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严重疾病的表现。而从技术角度看，早发性痴呆、强迫性行为以及忧郁症也是严重疾病的表现，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
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使人得到空间的阻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
既然肯为犯罪行为耗费时间，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
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
由于对病人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有关知识，而现时对健康人的研究将改善这些知识，也能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
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有所失调，我们对智者的研究要比对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
直到现在，心理诊断的技术应用在病状的诊断上，而非健康的检查上，我们没有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创造力、疾病抵抗力来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祖人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
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
限制人性发展的因素
饥和渴是动物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课程，我们之所以没有进行一些高级课程的研究，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与我们对于爱、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级需要相比的东西。用目前动物心理学家所掌握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种绝望的老鼠的心理学最要不得，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线上，就是由于害怕电击和疼痛而萎缩逃避。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人类是很难认识和发现它们自身。类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实验过。
从重视程度上考虑，对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对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维的简单而复杂程度以及机械识记、盲目联系学习法上要重得多。对于一般动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视动物智力的高级水准。
当哈日邦德指出一只老鼠能够同人一样绕出迷宫之后，迷宫就不应当再作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们早已得知人类比动物具有更高的学习本领，任何不能显示这一区别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测量一个在低矮的屋顶下弯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所得到的只是屋顶的高度。以迷宫作测量智力工具的游戏是无法测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潜力有多大？这种传统研究方式只能造成一种结果——限制人性发展。
显然，以高级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对象为动物的研究势必把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扼杀，比如说惭愧心理，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爱情、幽默感、艺术审美力、良知、内疚感、爱国主义、理想追求、诗歌与音乐创作，哲学与科学研究等。
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和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的研究却力有未逮。
文化是问题还是机会？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敌意等属于次要力量，因此社会心理学不应只注重它。
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
原来的社会心理学只注重对竞争的研究，而很少对利他主义、友好无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
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异端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里？它们为什么一直被视为病态畸形的东西？它们为什么不属于健康范畴？
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
谈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强大，但同时，它也受到人们更强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
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买或作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寻求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为了有机会进行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为什么这个事实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尽管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它一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视。很明显，杰弗逊决不是因为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私利才寻求领导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应该奉献自己，因为他能够将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们应当把研究对象定为有责任感、社会义务感、社会道德心、以及诚实、正义的人，这样才更有意义。
应当研究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为原则、正义、自由、平等而战的战士，研究理想主义者。
应当研究偏见、冷落、被剥夺以及挫折的积极作用。心理学家很少研究病态心理的丰富的多面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后果。特别是那种值得怀疑或内容不健康的文化更应该摈弃，虽然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确确实实是件好事。自我实现的人常常这样自我排斥，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亚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对而论，我们对于暴君、罪犯、心理变态者的了解远比对圣徒、骑士、行善者、英雄、无私的领袖的了解多得多。
习俗有好坏之分，好习俗积极、健康，是健康与病态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爱、慈善在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
能够反映对犹太人和黑人关心友爱的书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描写对犹太人、黑人敌意的书却多得不计其数，这反映出我们侧重于敌意，而忽视了对利他主义、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心。
应该研究运动、道德、公理、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关注。
有关爱情婚姻以及友谊等方面内容应做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部分而被进行研究和探讨。但目前这些问题很少被教科书涉及。
心理健康者对于推销、广告、宣传、意见、建议、模仿和威望的抵制能力以及独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这些心理健康的标志应该由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广泛研究。
成长趋势和内在力量的成熟，社会心理学必须摆脱这一桎梏，它应当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学家无人能够提供人类经验性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一任务本身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实际上，心理学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以失败而结束的，因为它被作为一门技术而应用在己知领域。实际上，二次大战后心理学研究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尽管某些研究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与那些只关心赢得战争、不关心赢得和平的目光短浅的人为伍。他们只把战争视为一场军事角逐，而没有揭示出战争的实质，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但心理学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特性，没有任何原则把技术与科学加以区别，也没有任何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什么是民主的人民，认清为什么而战，认清战争的侧重点在哪里和应该在哪里。这些心理学家只研究涉及手段的问题，而不研究有关目的的问题，他们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纳粹主义利用，他们的努力甚至几乎无助于本国抵抗独裁的力量的增长。
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以健康心理为对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种愿望满足的水库，这一观念同样适合于经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训练、影响个性作用的家庭。
引导生活的崇高目标
每个人都应该把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随风漂流”，他们没有考虑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即警醒，终止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烦恼、恐惧、忧虑。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苇草一样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摧折。干任何事情，他总是要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他也不能逃脱失败和不幸。
因此，软弱无能往往是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一贯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迟钝愚蠢，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莎士比亚指出：“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说过：“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注意力集中，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
人命定是自由的。我们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是，我们常常如此深深地沉溺于成规之中，陷入到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它的选择，更谈不到这样去做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要……”
“要是我有机会遇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运气……”
“只要我能清除掉我习惯的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如此激列的竞争……”
“要是给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这些抱怨以及其它无以数计的类似抱怨，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主宰”的观点格格不人。人们普遍地认为命运主宰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着我们的命运之舟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我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我们命运的小船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倾覆。
最终的结果是，当人们想“自由”时，他们常常凭幻想作出浪漫的结论，认为自由就是“摆脱”担忧和责任，想象存在着一个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然而，尽管这个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却是对自由的错误和不现实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个选择反映了你真正的愿望和最深刻的价值观，坚决抵制迫使你的意志自由向外部的或内心的力量妥协的压力。
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当你获得成功时，对你的成功承担全部责任很容易，但是，当失败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躲避掩盖，或责备他人，或谴责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我们上述所列的“要是……”的几种抱怨，就很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心态。许多人都表现了这样的信仰：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干扰，我们就能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解释不过是借口而已。设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责任的软弱和不真实的企图。
显而易见，你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你的遗传基因不仅仅决定你的性别、种族、身体特征，而且也影响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别的双胞胎（因此具有同样的基因“指纹”）在出生后就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对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争议的（虽然复杂的）结果。数年后，尽管他们在出生后的经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的双胞胎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举止和幽默感，相同的子女人数，相似的职业和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基因因素的影响。
我们知道，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确就像海绵一样，他们吸取他们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和其它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为他人着想、承诺和守信等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代代相传，而种族主义和暴力等消极的行为，也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得以长期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基因遗传和环境条件在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方面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又何以有可能认为我们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呢？尽管在我们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受到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在不断地成熟。你的经历不仅在逐渐丰富，而且你还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习。你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看法，而是逐渐地具备了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审视，并确定它们对你是否有意义，你是否应该接受的能力。因此，虽然你可能与你的父母或你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有很多共同的信仰，但是，也可能在许多其它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你的父母可能会认为性生活应从婚姻开始，或认为对职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工作有保障，但是，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与你的父母迥然不同。
对你的人格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你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例如，你的人格可能综合了你父母许多积极的品质，而摒弃了你不喜欢的品质——如脾气急躁。你能决定不让这个脾气在你的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或不恰当地表现出来。用坚定的意志，你可以成功地控制和改掉这个脾气，虽然其中偶而也会有失误。换句话说，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你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你个人的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同样，如果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不满意的品质，如胆怯、害羞、悲观、迟钝、消极等，那么，你会意识到这些品质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为你所满意的人。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自由的选择意味着要正视现存的环境，从有限的条件中作出选择，努力按未来的目标重新塑造现在。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在分析你的人格时，你可能会感到你也常常缺乏自信心，并被毫无安全感所困扰。在回顾你个人的历史时，你可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是由于你的父母批评多而表扬少、不能给予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支持而造成的。你可能发现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其它的因素也对你这种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离婚或求职遭到拒绝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对你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被改变了。因此，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你该如何对待这些事情对你现在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自由选择的切入点。虽然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你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让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影响你的人格，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来超越这些影响，塑造你的未来。
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已，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我们总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当然，变化并不会立即就发生。你的人格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你对你的人格进行认识和重塑也需很长的时间，这就像改变一条巨轮的航程：你需要转舵来改变方向，但是，该轮过去的力量使得转舵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的方向改变。人格的变化也同样如此，有意义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但是，通过转舵确定新的航程，并坚定地走下去，你就会发生改变。
假使自由的力量能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由此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认为，人们将会热情地拥抱这个力量进行自由的选择。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行动。实际上，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去设法否定和逃避他们的自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责任。当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取得了成功时，他们通常就很愿意承认他们的自由，但是，当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就会逃避责任。
这种对责件的恐惧和逃避明显地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此你不妨想想你工作单位的情形。工作取得了成功，受赞扬和奖赏常常是上层的事，上层的大小官员们自己举杯庆贺，享受着成功的果实。虽然下层的人可能也值得分享荣誉，得到奖赏，但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被遗忘了。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情况则恰恰相反——谴责和处罚的对象是下层的员工，最终，最底层的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愈益明显的倾向，即通过成为一位受害者而逃避责任。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为这个“新的受害文化”的成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一来能使他们在道德上处于无辜者的有利地位，并避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还能通过法律制度获得经济上的赔偿。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有所作为，经济上富足，事业上成功——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他人的伤害，他人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确信他们不仅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逐渐地增加“权利”的范围——而不承担与这些权利相伴随的责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把权利和责任分割开来。人们注视着他们的权利，但是，责任感却日益萎缩，因此，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认为一定是某人的错误。
从自身以外来解释自己不幸的原因，当然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这种态度最终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还会导致个人的尊严、自尊和自由的丧失。相反，如果你能完全地承担个人的责任，那么，你就能通过你所作的选择，自由地塑造你的命运。
自由是由深思熟虑的选择组成的，这些选择能反映你真实的自我：你真正的愿望和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素限制你的自由，甚至完全压制你的自由。这些限制你自由的因素，既可能来自于你自身以外——外部的强制力，也可能来自于你自身——内在的强制力。虽然外部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你的自由——如受到监禁或从事一项没出路的工作，但是，由你自己内在的强制力所带来的限制，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如，人们之所以一般会有拖延和吸烟的毛病、忍受焦虑的煎熬、感到抑郁和消沉或人际关系紧张，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相反，他们常常是以他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使自己成为受害人。
为了消除强制力，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强制力的存在。例如，如果某人强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思考或感觉，你只有在意识到这种现象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无安全感或感情幼稚等属于个人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形成内在的力量驱动你的行为。一旦你达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水平，你就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使用恰当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许多人对自由选择的性质并不了解，也有的人存在着许多疑惑，因此，下面我们有必要对有关自由的几个主要的误解进行考察。
许多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自由，因为选择是在他人的强迫下作出的。例如，如果你受到了一个行凶抢劫者或一位野蛮人的威胁，身体面临着受到伤害的危险，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就是对这些威胁作出的反应，明显地感觉到不自由。同样，如果你在工作中，不得已而向有权解雇你的人向你施加的不合理压力屈服，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很明显就会受到这种环境的限制。这些对你自由的限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外部的强制力，因为它们是促使你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外部影响力。虽然绑架人质、索要赎金以及敲诈等是这种强制力极端的表现形式，但是，强制力也有许多早期的形式。政治领导人诉诸恐吓、对熟人微妙的操纵、乞丐暗示的威胁、有权人进行的性骚扰等，是限制你自由的外部强制力的普遍表现形式。
把自己从外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是，消除它们或使其成为无效，只有如此，你才能作出反映你真实愿望的选择。例如，如果你的选择受到了野蛮的丈夫或不讲理的上司的限制，那么，你或者必须改变他们的强制性行为，或者你必须摆脱这种环境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受到了你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限制，那么，你或许必须通过搬家才能增加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关于自由的第二个误解，干扰着人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它鼓励人们被动地接受他们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条件。然而，充分地行使自由意味着你要积极主动地创造现实没有提供的选择的可能性。这种能力既涉及到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进行批判的思考，也涉及到通过创造独特的可能性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你不应该只考虑原有的条件来实现你的目标，而是应该积极地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你与某人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处境，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选择，而是应该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人们往往满足于坐在那里，听任环境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塑造环境。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思考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他们有责任去塑造和改变的可锻造的环境，这样就能使他们放手去最大程度地行使他们选择的自由。
“没有人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奴隶”。这句格言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虽然你可能认为你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因为你不是能见到的外部强制力的受害者，但是，你的选择可能的确是不自由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选择可能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一些非理性的冲动限制奴役着你。即使你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愿望”本身也不代表你最真实的自我——你内心最深刻的愿望和价值观。
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外部的威胁能强迫人们进行选择，但事实的确存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对人的限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的自身，这种内在的限制使人们无法进行源于他们真实的自我的选择。你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源于你真实的自我，或它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你必须批判地思考你所处的境遇，以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下面的一些问题能指导你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你感到你能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很容易地“作出相反的选择”吗？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你感到你的选择超越了你意识的控制，你受到一种不反映你真实自我的力量的“控制”，在某个方面，某种冲动“支配”着你？
你的选择丰富了你的经历，为你的生活增加了成功、幸福等积极的品质了吗？或者你的选择为你带来了消极的后果，损害了你努力要实现的许多积极的目标了吗？
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行选择，你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吗？或者你对解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自己。”
当人们吸烟成病时，他们常常感到，他们不是在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吸烟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相反，他们常常感到他们被习惯所困扰，尽管他们也曾作过无数次的戒烟的尝试。
吸烟给一个人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包括对他自己及他周围的人健康的损害、牙齿有锈斑、呼吸困难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认为吸烟能减少忧虑、抑制食欲、缓减社会的压力等。但是，吸烟只能是治标之举，而不是治本之策。总的说来，吸烟最终的后果是消极的。
想戒烟的大多数人对解释他们为什么吸烟的原因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现在我们使用这些标准对吸烟进行分析。习惯性吸烟似乎明显是一个内在的强制力的例子。当然，虽然吸烟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可能要考虑你生活中其它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发现，作出别吸烟的劝告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面对巧克力包奶油小蛋糕的诱惑，面对缺乏安全的恐惧感或严重的消沉抑郁时，你可能就不会很容易地接受这类简单的劝告了。
有的内在强制力来源于他人的期望，而我们渐渐地在无意之中把这些期望“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例如，在你的生活中，某人可能要求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从，你可能逐渐地把这种期望内化，真的认为表现出这种自我克制是你自由的选择。不过，虽然你在表面的层次上可能能使自己确信，但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很明显你放弃了你的心理自由，而服从了他人的要求。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很难挣脱虐待的和破坏性的夫妻关系的原因：他们不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虐待的或破坏性的，相反，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在你全部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同样的心理模式不断地出现。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不过，虽然你可能努力地使自己确信，但是，你在对这些压力和需要作出的反应的选择常常真的是不自由的，因为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自由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作出反应。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关键的自我意识常常是缺乏的，因此，我们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而不是源于自我的选择。
大多数人确信，只要他们不过分地被外部的力量所驱使去做某事，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希望某个东西，那是他们想要它。但是，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已存有的一个大的幻觉。我们的许多决定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由外部给我们建议的，我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所作的决定，但其实我们是在服从他人的期望，被害怕孤独隔绝和对我们的生活、自由和舒适的较为直接的威胁所驱使。
即使你可能认为你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你对内在的或外部的强制力的反应所作的是“虚假的选择”。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对你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你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你看不见的提线所操纵。
虽然每个人都参与了某些虚假的思考和虚假的选择，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如果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内在导向”的人，即你是一个独立地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人。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他人导向”的人，也即你是一个受他人的期望或你几乎不能控制的内在力量决定的人。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具有对“自我”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意志和能力，缺乏这些能力，我们就会处于成为“虚假的自我”的危险境地之中。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你的自由常常受内在的和外在的强制力所限制，因而你的责任就会被减少，因为这些内外的强制力似乎是你无法控制的因素。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仍然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所承受的限制，主要是你以前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虽然你现在可能感到迷恋某些药物，或处于身心上受到虐待的夫妻关系之中，但事实上，你的这种被奴役和束缚的状况是多年来就发生的。现在，你可能感到你深陷其中，甚至想象不到会有不同的可能性。然而你的处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你进行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就如同用线慢慢地把你的手缠住，一开始，你很容易挣脱，但是，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就会逐渐地达到这种程度：没有外界的帮助，你就无法使自己得到解脱。在此，寻求这样的帮助仍然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是，周期性的抑郁消沉、恐惧、情绪不安以及其它的一些心理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也应该对这些情况负责吗？虽然我们已“进步”到对几乎每一种病症，特别是心理领域，都有药可治的地步，但是，我们需要回首去审视，在上述情绪失调中思考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在无意之中，通过我们的思考和选择使情绪失调得以存在，甚至使它们得以强化。当然，在严重的、慢性的和长期的情绪失调的情况下，专业的治疗帮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较为常见的并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失调病症，如果我们能做到清晰的思考和自由的选择，我们就常常能想方设法，努力地冲破这些障碍和困难。
在现实的生活中，以上抽象的观点如何能发挥作用呢？让我们考察一个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很熟悉的例子：抑郁。请想想你上一次抑郁的情况。你对前途感到倦怠、目标不明确、悲观了吗？你感到这种低落的情绪即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是无力改变的吗？
对慢性的抑郁症有两种传统的解释：
第一种，它始于由来已久的心理疾病，反映了悬而未决的童年期精神上的冲突和无意识的愤怒，它需要数年的临床治疗来进行分析和改善。自然，这种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即使如此，这种症状也没有把握彻底治好。
第二种，它始于大脑的化学失衡，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实际上，这些化学的治疗不仅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正变得日益普遍，而且对一般的病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正寄希望于科学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简便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治愈复杂的心理疾病。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服用药片就能“治愈”抑郁症，或许我们用同样的药物手段就能治疗任何的情绪疾病。
如果对抑郁症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遗弃了自由呢？从表面上来看，抑郁似乎是一种如此普遍和衰弱的内在强制力，以至于用任何认真的方法谈论选择的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如何能为他们似乎明显所无法控制的处境而负责呢？另一方面，如果能说明抑郁症常常是人们进行选择的结果，他们能在其生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来祛除这种病症，那么，很明显，自由和清晰的思考就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走向幸福和成功的关键。
生活力量的感觉如何？你使用了哪些方法来消除抑郁症？它们是成功的吗？为什么你认为抑郁症最终能被消除？
首先要意识到，即使当你处于抑郁症这样强有力限制的痛苦中时，你仍然能够进行选择。
同样，当你感到特别的抑郁时，你可以选择向抑郁屈服，让它剥夺你过有意义和有作为的生活的愿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战胜抑郁。你用什么武器来打败这个始于你自身的敌人呢？你具有思想的力量，能够进行批判的思考，清楚的推理以及自由的选择。这也正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的非常直接和容易使人误解的方法。顺应不良的行为和神经过敏的情感，都是基于不合逻辑和自我毁灭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可以把行为和情感转变到积极的方面来。虽然这种疗法把重点放在无意识的童年期创伤和长期的治疗上，但实际上所有严重的情绪疾病——如抑郁——和神经过敏的行为都是“不良的思考”的结果。不明晰、不合逻辑和方向错误的思考会产生心理疾病，通过清除不恰当的思考模式，这些心理疾病可以得到缓解和减轻。艾利斯通过研究发现，个人通过选择他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变思考的模式。以前学者们认为，人们的思考或是被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所“推动”，或是被外部的力量所“拉动”。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思考，也就能够控制他们如何感觉和如何行为。
假定你正耐心地排队等候公共汽车，这时，突然有个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你一把，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有意地推你，那么，你很可能会感到很气恼或甚至是愤怒。现在，假定当你转过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时，你看见那个推你的人戴着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向前探着路。你现在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如果你认为那个人是个盲人，你可能对你最初的愤怒感到很尴尬，认为你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现在，假定每个人都上了汽车，你把这个人领到了座位上，他摘下墨镜，开始读报，现在你的感觉又如何？是的，你肯定明白了一切。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情绪反应，直接建立在我们对事情如何思考的基础上。当你的思考变化时，你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
“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它是建立在以下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神经过敏的倾向常常是天生的或是在童年期就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由于个人不断重复早期就有的神经过敏的信念而延续下来。
既然情绪是密切关联的，是人的思考的产物，那么，神经病就是由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信念组成的，这些信念导致某人会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感觉和行动。
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他们不正常的思考模式，并代之以明晰的、理智的思考模式，来清除他们身上这些自我毁灭的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出那些不断反复，使人们的情绪失调和行为失当的不合逻辑的信念，向这些信念提出挑战，并代之以正确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影响生活每个方面的个人生活哲学作基本的调整。
这种“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的方法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被证实为特别有效。因此，让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抑郁这个问题上，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方法如何运作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你就能够把它运用到你生活的任何领域，使你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幸福。
慢性的抑郁症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思想失调，是对世界悲观认识的自然结果。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不幸降落在一个悲观者身上时，悲观者对此反应的方式是抑郁：“这完全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它将损害我所做的一切。”这种反应是习惯性的和自动的，反映了一种在塑造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考模式。当同样的不幸降落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时，他的反应方式是尽量减少挫折和不幸感：“这个错误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无论如何它会很快地消失。此外，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这种反应方式在帮助乐观者深处逆境而不抑郁是很有作用的。
悲观者对不幸的这种习惯性的消极反应方式，反映了错误的和不合逻辑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带来许多的情绪问题，其中包括抑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正确的信念代替错误的信念，以确立新的思考和反应模式。例如，悲观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解释风格”，学会像乐观者那样去思考和感觉，“解释风格”是悲观者习惯性地向他们自己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的方式。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对自己和世界的基本信念——它体现了你的生活哲学。你是一个可尊敬的、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一钱不值的人？你能完善你自己并提高你生活的质量，还是你对有意义的改变无能为力？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心目中的世界”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随着你对自己不断地重复音信——这也反映了你的解释风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就会建立塑造你人格的思考和感觉的模式。
例如，假定你刚知道两周后你将失去你的工作，你对就业的前景感到很渺茫，每个人面对此种情况都会有这种心理体验。虽然同样的事情可能既会降临到悲观者的头上，也会降临到乐观者的头上，但他们对此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解释风格。让我们来作一个比较：
（1）个人化：正如这些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倾向于指责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从而导致削弱自尊心，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毫无价值，才能平庸，不值得人们去爱。相反，乐观者清楚地看到了外部的环境在其不幸中的作用，他们能够客观地评价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失败，乐观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完善自己，这样使他们的自尊心比那些不断责备自己的人更强。当好事来临时，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悲观者习惯地把荣誉和赞扬送给外部的环境和人们，而乐观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自己应受到赞扬。
（2）永久；正如上面所陈述的所表现的，悲观者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永久的、一系列消极的事情，它们总要发生，并毁灭他们的幸福。相反，乐观者则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暂时的，把消极的事情看成是他们能克服和战胜的暂时的挫折。从积极的事情来看情况也恰恰是相反的：悲观者倾向于把成功和幸福看成是暂时的，而乐观者则坚信这样的成功和幸福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3）渗透：最后，正如上述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认为，不幸的事情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表明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相反，乐观者认为，消极的事情是特定的和孤立的，与生活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联系。在积极的事情方面，两者恰恰也是相反的：悲观者认为他们的成功仅限于那一件事上，而乐观者则把成功看成是他们生活获得全面成功的标志。
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学习、工作、运动、健康，甚至是长寿——乐观者都比悲观者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就像才能和动机在取得成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乐观可以被看成是继才能和动机之后第三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当你面对逆境时，不能给自己说泄气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乐观技能，它能使你学会一系列新的认识的技能和态度，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你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会使你获得解放，给你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力量，这种选择能反映你最真实的和真正的自我。当你学会了这些积极的思考技能时，你也能把它们传授给你的孩子和你生活中其他的人。
你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努力要实现的幸福生活是什么？
幸福生活不像美德、满足、离世或愉快一样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也不是像得到调整、实行和实现这类的目标状态；也不像是驱动力或减少紧张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相反，幸福生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但是，是什么方向呢？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构成幸福生活的方向是当心理自由能指向任何方向时，由全部的有机体所选择的东西”。换句话说，幸福生活的核心就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择来创造你自己，把自己从外部的和内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当你过着这样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发挥出你的潜能，就能够完全地向你自己敞开心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体验自己内心的力量。你就不仅能较清楚地意识到像恐惧、失望和痛苦等这样的情感，并坦然地接受它们，而且也能体验到勇气、体贴和尊敬这样的情感。你就能完全基于自己的体验生活，而不是通过防御和否认而把它们都排除在外。
你怎么能知道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最有利于创造你想象中的自我，并实现幸福生活呢？随着你达到了心理的自由，你的直觉就变得越来越可信，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你真正的愿望和你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受到内外强制力对我们自己的阻碍时，我们的直觉就会受到曲解，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毁灭。如前所述，你需要对自己作明晰的思考，有一个乐观的解释风格，因为它能使你尽可能地用最有成效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当你达到了这种思想明晰和精神和谐的境界时，“感觉不错”——你的反映意识和常识的证明——就是对你应该进行的选择的一个有力的和可信赖的指导。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中，所进行的选择将有助于你创造一种丰富的、令人振奋的、具有挑战性的、有激励作用的、有意义的和有所作为的生活。它将使你不断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摆脱虚假的自我
你的自我感要通过你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强化。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像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作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