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教育批判

——培养独立生存与竞争的能力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接受了别人十多年的教育后，又教育别人十多年。在二十几年与教育“亲密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已经极不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一、“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泯灭学生的个性，扼杀学生的兴趣，束缚学生的创造性。

为什么我把这条弊端列为第一批判对象？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不仅是其受害者，也是其制造者。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这样才是乖孩子、好孩子。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我也是这样来要求我的孩子和学生。对于那些不听话、不守规矩、调皮捣乱的学生，我是“深恶”而“痛绝”并且坚决“打击”之。现在想想，可真是误人不浅。

最近，我看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出发——与智慧同行》，该书的作者王小平以自己的勇敢举动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大胆的挑战，所以我决定把这条弊端列为第一批判对象。

下面，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小平的传奇经历。

王小平，17岁，登上全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讲坛，给专家作关于“大成教育”的学术报告，引起轰动；18岁，在高校主讲“大成教育系列讲座”，精彩的演讲和机智的答问，赢得阵阵掌声，被多家媒体报道。同年在报纸开设“大成学趣谈”专栏；19岁，与人合著《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学巨著！”；20岁，独立写出《本领恐慌》一书。

更让人称奇的是，她高一时，在全班成绩第一的情况下，毅然放弃了人人向往的上大学的美好前程，主动退学，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荆棘丛生的新的成才之路。23岁，成立了北京人类大成教科文研究院，她想把这所研究院办成“人类思想传播基地，天下智慧整合中心”。“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是她的座右铭。

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使我产生了迫切想了解她为何要选择主动退学，走自学成才这条坎坷崎岖之路的愿望。

王小平在上高一时，年仅15岁的她向父母提出退学。理由很简单，学校一个学期才学十来本书，而自己一个月就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在学校学那么一点东西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实在不值得！

她当时还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做了这样一个定位：停止当学生，一步到位成为研究者。母亲激烈反对，甚至还打电话让远在重庆、将王小平带大的外婆来劝她。好在在大学教书的父亲理解和支持了女儿的决定，才使王小平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人生轨迹。

成名之后，王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校最大的弊端是生产出相同的东西。可是人的个性不同，目标不同，学习的方式也应不同。我当初退学，不是迫于学习的压力，而是学校现有课程的设置已远远不够我研究的了。要建立起学术研究，靠现在初高中乃至大学所学的东西远不解渴。成功需要以本领和能力为后盾，而目前的学习以知识为中心，所花的时间与获得的本领极不相称，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场学习的真正革命。所以我不是退学后自学，而是退学后搞研究，我采取的是研究式学习。”

归根结底，我认为王小平之所以选择主动退学走自学成才这条路，根本原因就在于“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以及现有课程的设置不适合她这样个性特殊、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学生。当前这种死板的教育体制不仅泯灭她的个性，扼杀她的兴趣，而且还束缚她的创造性，远远不能够满足她的需要，难怪她要选择这样一条求学之路。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像王小平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太少了，绝大多数在校学生还得接受这种“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大家请看，我们的学生在进入高中或大学的时候，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军训，当这些学生在接受检阅的时候，他们在主席台前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那情景很壮观。我们的教育，不就是这种正步走的教育，不就是标准化的教育吗？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要求学生都要学习同样的知识，而用来评判各科知识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的分数。语文不及格就说明是文科不好，不管他作文拿了什么奖，发表了几万字的小说。英语得了个满分就是外语水平高，不管他那是“哑巴英语”还是“嗑巴英语”。

这种教育忽视学生主体作用，无视学生的主动性、求知欲、创造性，无视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学生被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学校一味加工统一模式的“标准件”，不少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个性特长在这种教育中丧失殆尽。

在我国，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对高中学生的学习年限都是安排三年，对成绩的考评都是以60分为及格，至于高中为什么要三年，及格的分数线为什么是60分而不是50分，恐怕没有一个人认真思考过。我们每一个同学起点不同，悟性不同，爱好不同，潜能不同，把所有的起点、悟性、爱好、潜能各异的学生都装到一样的模式里，学一样的课程，这是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是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悲哀呢！

人是有差异的，面对有差异的个体，我们的学校不可能也不应该提供一模一样的教育。在今天，在知识经济、信息化社会初露端倪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应该在发展个性化方面有所进步了呢？

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HowardGardner）于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这种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力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的认识，而认为人的智力是由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音乐/节奏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反省智力、自然观察者智力等八种智力构成，并从新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智力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每个人都同时拥有这八种智力，只是这八种智力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组合存在，使得每个人的智力都各具特色。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而是存在在哪一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聪明的问题。即学校里没有所谓“差生”的存在，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也是出色的。

加德纳认为学生与生俱来就各不相同，他们都没有相同的心理倾向，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智力。但学生都具有自己的智力强项，有自己的学习风格，如果考虑这些差异，如果考虑学生个人的强项而不是否定或忽视这些强项的话，教育如果以最大程度的个别化方式来进行，那么，教育就会产生最大的功效。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在个体的多元智力结构中不存在哪一种重要，哪一种不重要的问题，多元智力结构中的每一种智力在智力的整体结构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再也不能仅凭某种标准测试的分数或几门书面考试的成绩衡量学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应该向学生展示多方面的智力领域，并切实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在真正意义上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展示。

例如，对于具有视觉/空间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通过想象、图片和色彩教学；对于具有身体/运动智力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通过角色扮演、动手操作等方式来组织教学；对于具有人际交往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为学生提供与同伴交往的机会，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学校与班级活动。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比较多地重视多元智力理论所谓的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面对多元智力理论所谓的其它各种智力则很少涉及。学校教育被简单地等同于智育，智育又被简单地等同于以语言能力和数理能力为核心的能力，进而又被简单地和读书、考试和升学划上等号。这样，我国的学校教育就成了以狭隘的知识教育为主，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极大地压抑了广大学生的多方面智力才能的发展，极大地埋没了社会所需要的各具才能的多方面人才，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反思一下，为何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世界第一，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而实践能力却落后于人？恐怕与我们过分注重语言智力和数理智力不无关系。

1921年4月，爱因斯坦第一次到了美国，准备到爱迪生的机构去做研究，抵美后受到盛大欢迎。他到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了他一张纸，上边有一系列实际的问题，包括谁发明“对数”？美国哪一个城市制造最多的洗衣机？纽约到水牛城有多远？声音的速度是多少……因为爱迪生对每一个要聘用的人都会进行考试，问的就是这一类题目，所以记者就先拿这些题目来考一考爱因斯坦，结果爱因斯坦完全不合格。如果仅仅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考试”结果，就嘲弄他愚笨而无知，显然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他是20世纪最杰出、贡献最大的科学家。他代表了物理科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爱因斯坦说：“我永远也不会去记我在任何一本手册中都可能读到的东西。”这是爱因斯坦对那些以能记住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人水平的极大讥讽。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用头脑来想象和思考更重要的东西，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学会如何把记忆交付给书本、词典和百科全书，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本词典。

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至今仍把一个学识渊博得像一个“活词典”的人视为英雄并予以崇拜，我们多少人在以浪费自己生命为代价而去成全一个令人称赞的“活词典”的名声？据说有一个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一生嗜书如命，他共有7万册藏书，并一直乐此不疲地阅读到他66岁逝去的那年。亚克敦终身一无所获，后来把他讥讽为“两脚书厨”。当然，作为一种个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亚克敦，但是假如一个民族把亚克敦式的人物视为一个知识英雄并全民模仿，那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

韩寒，1982出生，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以一篇《杯中窥人》问鼎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因学习成绩6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2000年出版20万字长篇小说《三重门》（“三重门”的涵义出自《礼记·中庸》，是三件最重要的事的意思）。该书一出版便轰动中国文坛，成为超级畅销书，发行量至今已经超过200万册。

韩寒以他出众的写作业绩和同样出格的数理化偏废，被标榜为“偏才”，成为教育界、文化界争论的一个热点。

韩寒认为：学文科的，对于数理化等知识的掌握，有初二学的知识就够了，不必为此浪费青春。他坚持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韩寒的座右铭。在数学方面，他觉得比当年琼瑶强，琼瑶是考不过数学而留级的，而他在中考时数学只差3分就满分了，上高中后是主动放弃而已。全力以赴写长篇小说的韩寒，竟付出了6门功课不及格的代价，因此不得不在高一留级重读，后来他干脆向校方提出休学的申请。

当大多数莘莘学子把高考分数当作“天上的太阳”顶礼膜拜时，韩寒“这匹野性之狼”所向往的却是“长白山的雪和青藏高原的风。”

韩寒从批量生产型的应试教育里挣扎出来，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反叛的质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

美国作家塞林格写过一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的霍尔顿也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叛者，他四次被学校开除，就是因为学校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这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所灌施的读好书、考好试是为了读名牌大学，将来可以赚大钱、出国，不是如出一辙？霍尔顿不愿同污合流，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而且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他又无法找到精神寄托和崇高理想，因为他看到的是势利的伪君子、看到的是庸俗、虚伪的世道，他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最后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上。

韩寒和霍尔顿属于同年龄的青少年，虽然各自所处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但他们相同的是对功利性的教育体制的反抗。教育是为了什么？素质教育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往往只强调教育对人的技能的提高，比如识了字，懂了知识，就可以掌握技术，就有了赚钱的资本，而根本忽视对人的智慧的掌握、对精神世界的充实、对社会观察分析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的学生最终只能成为“应试机器”“得分高手”，虽然能得考场上的高分，但缺乏人应有的感情、心理素质、人文素质、以及思想道德境界和精神内涵。

除了王小平、韩寒和霍尔顿这些常人眼里的所谓“另类”青少年外，我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在青少年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院士是怎么说的——

读书时我特别好动，不是标准的好学生。一直到大学，同学给我写鉴定还要笑我：“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把这两项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

我读书时的特点是太随意，感兴趣的就读，不感兴趣的就不读。我喜欢外语、地理、化学，最不喜欢的是数学。因为小学在学正负数的时候，我搞不懂为什么负负相乘就得正，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你记得就是”；学几何的时候，我对一个定理有异议，去问，还是一样回答。我因此得出结论：数学不讲道理。于是不再理会，学数学兴趣一直不大，成绩不好。

在谈到高考招生问题时，袁隆平院士说——

高考也应该把如何鼓励偏才的问题考虑进去。如果什么都整齐划一地要求，可能会把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箍死，埋没一些人才。当年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不是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吗?若当年清华亦按今例，钱先生必不能被录取，中国将会因此而少了一位大师，所以我认为考试要改革，要突破一些框框，允许一些偏科的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学生平时在学习当中要少考、多学，知识面要宽，学校要特别注意学生自由发展兴趣，甚至鼓励“偏才”。循规蹈矩的孩子缺乏创造力，“全才”不见得今后都会发展，有些是书呆子，没有什么戏唱。过于统一的考试会埋没偏才，将来通过高考改革，学校有了一定自主权，有些专业的考试，考两科基础课，再选一门专业课未尝不可。

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中，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首次进行自主招生试点工作，5%的新生将由本校自主招生录取。其基本原则是，考虑高考成绩，但又不完全凭高考成绩录取，还将涉及考察学生的平时成绩、创新实践才能、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才能，不再是“一卷定终身”的模式。

从2003年开始的高考自主招生改革打破了自1977年以来“以分数定终生”的坚冰。我认为，这种改革尝试表明我国选拔人才的标准，已由原来的一考定终身改为高考加综合评价的方式，对人才的选拔更加科学。它给了一部分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专长的“偏才”、“怪才”们一条特殊的“绿色通道”，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二、注重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忽视了向学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本领。

在中国，一说起读书和教育，似乎就是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一种代名词。我们历来把一个具备了多少知识来衡量其学问的高低，所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就是中国的古人们用一种容器单位和数量来形容一个人学问之丰厚的。

中国人习惯于用知识、学历、文凭来典当一个人的价值，习惯于以考试分数来论成败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孩子考试能力的培养上，学习是为了考试，读书是为了考试，而掌握知识也是为了考试，于是中国学子们一切能力的展示是在一张张白纸上进行的，因此，所谓“纸上谈兵”也就成了中国人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惟妙惟肖的成语。

但是——

书本知识在如今这个充满变数的现实中究竟还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们学生如果只会背诵唐诗宋词，只会解繁琐的数学物理题，他们将来怎样在社会上立足？他们靠什么生存？

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有高学历的人也会失业？

为什么老师们教给学生也许一辈子也用不到的知识，而当学生走入社会真正需要用到的知识却没有人教给他们？

根本原因就在于——

中国教育过于注重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忽视了向学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设定并达成目标，开发潜能，调控情绪，投资理财，人际交往，为人处世，求职就业等等。

韩寒为什么能够一举成名？就因为他有一个深明大义的好父亲，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让他去闯吧，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让他走去。教育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学会生存。如果他能生存得很好，又何须高中文凭，又何须走考大学这座独木桥。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又如何呢？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

再说他现在在学校里几乎上什么课都不听，的确是既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又影响别人，还影响老师的情绪。既然书读得精神疲惫，不堪重负，他又适应不了学校的现行规范，那么还不如休学。他只要将来不做政府官员，不当大学教师，不在意进不进单位、有没有正式工作，更不在意学历这个虚名的话，那么一纸文凭对他来说真的比一张草纸还不实用。

他过去常说，他即使读大学也是为我们而读，到时他会将文凭朝我们一丢再也不会去用它。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的话，我去帮你们买一张来。现在，在社会上买张各类学校、各种学历的文凭的确不是件难事，而且绝对比“正版”的便宜。既然国家和社会“尊重知识”，似乎对证明学历的那个本子十分看重和需要，那么总会有“市场”去“弥补”国家文凭“生产能力”的不足。

不过，如果读书读到为我们而读这个地步，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意思了。何况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变得合情合理，社会也在进步，不会永远一概只讲文凭而忽略能力的。作家出版社就并没有因为他是高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而不出版他的小说。再说知识随时可学，随地可学，不为文凭的学习也许更像学习、更派用场。

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来到了一家企业，当他发现老板认为他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文凭的普通员工时，他那种不服气的姿态在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妄中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眼里，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小人物怎么可能与他这样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相提并论，于是他认为老板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一气之下，他离开了那家企业。

为了进一步弘扬他这种孤傲的凛然之态，他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来到了一家企业，并由于学历之高而深受老板的重用，然而不久，老板发现，这位盛气凌人的高学历者其实际的办事能力还远远不如一般的职员，与此同时老板还发现，由于他不可一世和高傲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从而使原本充满团队精神的一个部门变得怨气十足、支离破碎，于是老板愤然炒了他的鱿鱼。

本来，这位高学历者应该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到底是他者的原因还是自己的不足。然而他却不这么想，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除了只会读书考试之外，连一些基本的综合能力都不具备，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该去读博士，以便能够到更大更著名的公司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于是，他又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却尴尬地发现，当他去一家家公司应聘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一方面因为他所开出的条件太高，另一方面招聘者对此人简历中数次闪电般的工作经历似乎看出了破绽。于是，在一次次的拒绝中，这位不可一世的博士终于被无情的现实击跨了。

这位博士不可谓知识不多，学历不高，但他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就在于他缺少一门生存学问的教育——为人处世。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报纸上的一则报道：“童话大王”郑渊洁19岁的儿子郑亚旗——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失败者”，以一家媒体网络技术总监的身份担任招考官，而前来应聘的人群中有一位具有最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的“成功者”——博士。这不正是对那些只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忽视了学习生存的知识和本领的人的一种莫大的嘲讽？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认为高学历就等于高素质，是高薪水的代名词，因此不少人为了提高人生层次，实现人生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一张学历文凭。然而，一张文凭真的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吗？拥有高学历就真的等于拥有高薪水吗？

周涛是一个民办大学的专科生，他在一家跨国大公司的招聘会上，一举打败了拥有MBA的高才生，成为这家公司驻北京的总经理，从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凭并不等于水平，学历不能代表能力。

20岁那年，周涛高考落榜后，父母凑了3000元钱，送他去湖北经济管理大学读会计专业。三年后，周涛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专科文凭。他想自己终于可以找份工作赚钱来给弟妹交学费，减轻父母的压力了。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仅凭那张专科文凭想找份工作竟是这样艰难。1993年盛夏，周涛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湖北省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可面对用人单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门槛，他傻了眼。多次碰壁后，他最后连向用人单位递简历的勇气都没有了。

1996年3月的一天，周涛遇到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高中同学，他告诉周涛北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比武汉多多了。同学的话让周涛原本就不甘失败的心又活络起来，他毫不犹豫地带着这两年积攒下来的2000多元钱来到了北京。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周涛被北京联邦家居公司销售部录用了。由于周涛踏实肯干，勇于创新，不断开发新的销售方法，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业绩一直遥遥领先。他连续两年被评为公司“地毯销售状元”。2000年5月，他被任命为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寻求的往往是最合适的人才，而未必是最高级的人才，比如操作机床，高级技工就要比研究生来得强。有了一张高学历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了高能力和工作的保障。任何劳动力都要进入市场接受检验。只有当你的技能符合买方需求，你的市场价值才会被认可。

2000年12月，周涛突然接到了北京一个很著名的猎头公司的电话，说美国康贝尔家具公司准备进军北京市场，在招聘北京地区销售总经理，请他去面谈。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周涛决定去试一试。

2001年4月10日，周涛以自己雄厚的实力被康贝尔公司录取了，成了公司在北京分公司的一把手，月薪10万。事后，周涛才知道，公司之所以招聘他，是看中了他的营销策略、销售经验以及他对北京市场的了解和广泛的资源网络等这些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财富，这些知识和财富是在学校里学不来的，也是他真正打败刚从学校毕业、拥有MBA高学历人才的法宝。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到一个跨国公司的地区销售总经理，这些年的打拼让周涛对学历和能力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不要因为自己学历低而苦恼、自卑，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筹码。毕竟，大多数用人单位更看重人的能力，而非一纸文凭。

三、课业负担沉重，严重影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心理问题突出。

学生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教育方法的不当和学生们对考试的反感。考试本来是为了衡量一个学生在一段时间的效果好坏的标志，但现在成绩却被老师和家长视为“珍宝”，成绩表现你聪明与否，总之成绩代表了一切，说明了一切。成绩好上天堂被老师家长捧上天，而成绩坏下地狱，老师，家长，同学甚至瞧不起。

教师视学生考试分数为生命线，想方设法给学生硬性灌输知识，搞题海战术，使学生整天有作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公式原理，一天到晚“读死书”、“死读书”，学习时间每天都达10多小时，而家长在望子成龙的心理作用下，对此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极力迎合。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身心负担加重，思想压抑，失去了青少年应有的朝气和欢乐，心身易于畸形发展。

有一个中学生在网上愤怒地写道：

我整日在学校与家这条线上奔波，似已麻木！学习，本是快乐的事，但为何我这么痛苦，制度呀！摧残人性的制度！我整日受制度的洗脑，变得面无表情，心无感触！如机器一般，而教育的根本就是将我们变成机器！但！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机器吗？不！我们要反抗！推翻应试教育制度！永不屈服！

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年级学生徐力，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

2000年6-11月哈尔滨发生了3起不幸事件：一名小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好，怕老师找家长，在家中跳楼而死；另一名小学生因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撵出教室，又不敢回家，在校外服毒身亡；还有一名高三女生因考试没考好受到家长责骂，在家自尽。在一个城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有三名中小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而走上绝路，对此不能不是很好的说明。

在学校，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不顾学生的感受，强压于学生头上各种资料，让学生节假日补课，不是采取积极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是制定出各种“残忍”的规章制度而迫使学生学习。如贵州省电建二公司子弟学校一英语老师考试前要求全班38个学生写保证，保证书上写清期中考试考多少分，如成绩达不到自己规定的标准，每差一分处以十元罚款。考试成绩出来后，李东方，桂猛，甘星江三个同学的考分分别是50.5分，36分，40分，距自己预定的分数分别差14.5分，24分，25分。按保证三人分别交罚款145元，240元，250元，但因交不出罚款又不敢对父亲说，三人一起外出打工途中，李东风发生车祸，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多么惨痛的教训！难道分数竟真的那么重要吗？分数能衡量一个人的一切吗？

上大学，如今已基本成为父母、教师及学生们全力以赴奋斗的目标。在这种一味强调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的环境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重重“关爱”下，大多成了学习的“巨人”，生活的“矮子”。不少学生由于缺少锻炼加劳动能力的培养，近视眼的多，失眠的多，肥胖的多。学生在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旦他们离开师长的保护进入大学独立生活时，对生活、交往等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并由此引发出心理疾病。

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江西省仅2003年1月至10月，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是2000年的3倍。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只重视传授应试的书本知识、应试的技能、应试的能力，无视学生的个性特点、个别差异和身心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试教育造成的后果是：应试教育强化训练强度，强迫学生读死书，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导致学生学习水平严重分化，差生面扩大；引发学生恐学、厌学、逃学、辍学；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应试教育用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大容量、高密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教师苦教，学生苦学，阻碍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教师素质的提高。

四、教育目标不是以就业为取向，而是以获取知识和文凭为取向。

中国的教育不给孩子非常明确的就业目标取向，而扯什么知识、理想、文凭。知识、理想、文凭都是宝贵的文明价值，但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获得就业能力，取得谋生手段。就业是生存之本。一个学生如果在社会上无法谋生，即使拥有高学历又有什么用？相反，如果他生存得很好，文凭又有什么用？

在瑞士这个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初中生毕业以后不上高中再上大学，而是直接进入职业高中，学习做手表、做军刀、做皮鞋。瑞士是一个以技术为最高价值的国家，职业高中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就能享受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再去上大学。

与中国的教育目标以获取知识和文凭为取向相反，美国的教育目标是以就业为取向。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美国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很多学校都要经常举办“择业日”，请各界人士（包括一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到学校里来，给学生介绍自己的职业，如律师、拍卖师、汽车推销员、警察、消防员、运动员、新闻记者、作家、企业家、技术员、会计师、药剂师等等。“择业日”给孩子带来的并不是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每一个职业的特点，以及大人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立足的。这样一来，孩子们的眼界就绝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文科”、“理科”两个截然分开的社会，而是更为丰富多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也更为理性，更为多元化。你可以选择当总统、当老板，也可以选择当饲养员，当然也可以考虑开货车，打球，当推销员，当美发师，甚至去当家庭妇女。没有人会讥笑你“胸无大志”，更没有学校会有意去把各个职业分出高低优劣，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自主选择。

而与之相应的，是学校里的“职业兴趣分析”。在进高中之前，学校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帮助学生在“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进行评估，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建造一座稳固的桥梁。此外，把每年的4月22日设立为“带孩子上班日”，员工们可以在这一天将自己6岁到16岁的孩子带到单位上班，以便让孩子知道自己父母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工作在社会上生存的。

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很小就对各种行业有所了解，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在进入社会后不至于无所适从，而是胸有成竹地“各就各位”。

再看看中国的教育，孩子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的知识，大多是在真实生活中用不着的，而生活中真正需要学习的，却没有人教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得到好的教育和好的成绩并不能确保成功。实际上有许多成功人士在获得大学学位前就离开了学校，这些人中有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戴尔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米歇尔·戴尔、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夹·吉布斯等。

2001年美国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这所在美国独立前已开办的世界顶级名校，在校庆典礼上请一位极端反对派作演讲。他就是当年被耶鲁大学开除、现在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行政总裁、世界第四富人艾里森。

艾里森说：

“…所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师生都自以为是成功者，其实你们全是失败者。因为你们自以为是在有过比尔·盖茨等优秀学生的大学读书为荣，但比尔·盖茨本人却并不以在哈佛读过书为荣。当今世界众多最优秀的人才不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坚决地舍弃这种荣耀。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在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就是我本人，艾里森，当年被耶鲁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十名左右。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两人的成就差那么一点呢？因为他读了一年研究生才恋恋不舍地退学。不过，在座的各位也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们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

听了艾里森的演讲，你有何感想？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144分的人并不能证明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130分的人同时证明不了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

社会给了我们文凭的势利眼，我们就用这个文凭的势利眼来看待自己的前途。文凭诚可贵，能力更来钱。李嘉诚好像只有小学文凭。毛主席也没有上过大学哩。钻进文凭这个牛角尖里的人，只会死在文凭的死角里。

看一看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颁布的2003世界富豪排行榜，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拥有资产407亿美元；第四富豪保罗·艾伦是华盛顿大学的辍学生，个人资产201亿美元；第六富豪拉瑞·艾里森是伊利诺伊大学辍学生，个人资产166亿美元。

再看看《福布斯》2003中国大陆100富豪中的几位：排名第五的陈丽华个人资产5.6亿美元，高中学历；排名第六的叶立培资产达5.4亿美元，学历中专；排名第十一的周正毅，资产3.2亿美元，小学毕业；排名第十二的左宗申初中毕业，资产3亿美元……

看看中国当前的现象，博士硕士给中小学学历毕业的人当高级打工仔比比皆是。在浙江，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学历都不高，甚至是小学毕业文化，但他们的企业依然蒸蒸日上。有时候他们的创业故事会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怀疑。家财6亿人民币的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沈爱琴，初中学历；身价5.5亿人民币的宁波金轮集团总裁陆汉振，高中毕业；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与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人手下不乏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

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假如我们还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中，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更是失去了人之为本的东西。

阳光教授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刘金华告诉我们，一位女大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学习尖子，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读研，老师和家长都对她寄予了厚望。即将毕业时，开始找工作的她却几次碰壁，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不愿意与同学交流。后来，她竟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巧克力之父弗斯·贝里一生几乎没进学校读过书，然而凭着灵活的头脑，他经营的乔治王巧克力公司，资产达98亿美元，在同行业名列世界第一。

2003年，乔治王公司获准登陆中国。消息一经发布，该公司在美国的总部信箱，就收到来自中国的400多份自荐信，它们大多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去的，他们要求进入中国分公司工作。

弗斯·贝里获知此事，非常高兴，可是在他阅读了这些信件后，却犹豫起来，因为在这400多份自荐信中，有300多人的学习成绩每科都在90分以上，并且有80%以上的学生曾担任过学生干部，从老师给他们写的评语看，每个学生的在校表现也都是尽善尽美的。

弗斯·贝里读完自荐信，没有对自荐者的诚信产生怀疑，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中国学生无论在哪个国家读书，成绩好都是出了名的。不过，他觉得仅凭这些还不能确定谁有资格进入他的公司。他想，要在这些好学生中选一位适合自己公司的人，还必须测试点其他的东西，于是一份别具一格的问卷，被以回执的形式发回自荐者的信箱。

回执是这样写的：请你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回答下面四位著名人士到底在说些什么？

1、1954年4月2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邀请爱因斯坦回母校演讲，爱因斯坦在演讲中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不过后来我发现，能忘掉在学校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

2、1984年10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在接受学生的提问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3、1999年3月21日，比尔·盖茨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会，在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时，盖茨向那位记者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4、2001年5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返回母校耶鲁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当年他成绩平平，在被问到现在接受这项荣誉作何感想时，他说，对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毕业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

接到回执的400多名同学，均发回自己的答案。2003年3月10日，乔治王巧克力公司中国分公司在北京开业，有一位学生被通知参加开业庆典，他是这么回答的：学校里有高分低分之分，但校门外没有，校门外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排。

《北京文学》2002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我读了好几遍，为这位母亲的独特教育方法和执着的信念所感动。这篇报告文学说的是：北京一家杂志的资深记者曲兰由于非常热爱本职工作，以致忽视了对儿子的关心和教育，后来因儿子令人头痛的学习成绩而导致离婚，离婚的痛楚促使她转而全身心投向儿子的学习，母子俩疲惫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偿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儿子最终却只考上了中专。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得教儿子学电脑，不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教育却让原本顽劣的儿子插上腾飞的翅膀：儿子不但因不屑于中专文凭毅然中途退学，有一天竟然还走上大学讲台给学历和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大学生讲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年仅18岁的儿子因闯过了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性考试而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

黎巴嫩诗人纪伯仑曾说：“如父母是张弓，孩子就是搭在弓上的箭”我认为这句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诚然，孩子将来的成就如何，“射”向哪里，毫无疑问取决于父母这张“弓”的影响。愿我们的家长向曲兰学习，做一张合格的“弓”，把你们的孩子从分数重压下解救出来，让你们的孩子从文凭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培养他们独立生存与竞争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上立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