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要“泥饭碗”、“铁饭碗”

还是要“金饭碗”？——拼学历不如拼能力

在北京某大学毕业典礼上，一个从教多年的老教授送给学生们这样一句话：“关系是泥饭碗，靠不住的，迟早会破碎；文凭是铁饭碗，用的时间久了，就会生锈；本事是金饭碗，摔不坏，锈不了，可以受用一辈子。”这位老教授的话可谓发人深省：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有真本事才行，拉关系走后门是靠不住的，一纸文凭也并不能受用终生。

对文凭的作用的看法，这位老教授可谓一语中的，不过我觉得钱钟书《围城》里的留洋“博士”方鸿渐说得更妙：“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这段话，对文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不妨看作是对当代教育体制弊端、教育观念误区的尖锐嘲讽和批判。

中国人的文凭情结，源远流长，是与古时候进士情结一脉相承。文凭的中学大学博士博士后，职称的低中高，可与古时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相对应。科举，是古代文人唯一出路，是进入上层社会的独木桥。学而优则仕，学优不优，士成不成功，须以举人进士之衔衡量。“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多少人就这样成了死抠章句的书呆子。

不仅在封建科举时代，而且在当今的中国，追逐学历文凭的热潮也逐年上升。

看看那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招聘的学历要求，全在一个劲儿地拔高。无论大小机关、行政部门、教育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公司职员、做贸易的、搞文秘的、搞街道工作的，中专、大专早就不要了，大学本科也快不行了，非研究生以上不可。

再看看国内一些大城市争相出台的各类人才引进政策。在这些人才引进政策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学历、职称、职务、资格”之类的字眼，这就是时下最为明显的“人才观”的基本特征。依照这一逻辑，学历、职称、职务和资格就等于人才。

再看看政府机关，追求高学历的风头更盛。有些地方大举招聘研究生进入领导层，致使有的政府机关形同“研究生院”；有的省市成批引进、选拔海内外博士，除市长、书记都是博士外，还要求处科级以上干部博士、硕士各占多少比例，似乎是高学历比例越大，越表明那里的干部队伍已经现代化、高素质化了。

看来，我们摒弃唯成份论二十几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在又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唯学历论了。

为什么当前的这股盲目追逐高学历之风越刮越旺？原因就在于：

一、我国现行人才标准过分看重学历职称，人才标准机械片面。在我们的人才市场上，学历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时下，许多行业都在提升所需人员的学历要求。早年用中专、大专、本科学历可以找到的工作，现在则非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可了。面对众多的求职者，用人单位往往分不清何人具有何种能力，为了避免出现错误选择，所以要借助求职者发出的学历信号作为标识物。

谈到现行人才标准的局限性与机械性，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著名人才问题专家沈荣华列举了三个例子——

上海的人才引进计划曾提出，只引进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按此标准，比尔·盖茨来到上海也不算人才，即使他创造了著名的微软公司，股票市值相当于一个半上海的经济总量。为什么？因为他大学没有上完。

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但按这一人才标准，他在上海可能也不算人才，因为只是中专毕业。

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学历、职称的不到三成，却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按现有人才标准，这些企业家肯定不算人才。

沈荣华说，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如果现在我们制定人才规划、人才战略也按学历、职称来进行，将难以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真正的人才，路肯定会越走越窄。

人才专家并非杞人忧天。1995年，尚未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孔祥银获德国马普学会奖学金资助，到马普分子遗传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他听说国内急需生物人才，决定回国工作。他回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幼稚：因为自己最高的学历是大学本科，几乎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在外“漂”了几个月后，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慧眼独具，把他安排到中心从事基因研究工作。

孔祥银随后用自己一流的成绩证实了那些唯学历论者的短视：在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和合作者发现了一系列疾病相关基因，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其研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863计划的资助，成果也获得多项专利，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现行人才标准太机械、太片面了，”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孔祥银感叹不已，“如果这一标准不及时进行调整，肯定会埋没许多能力足够但学历不够的人才，而一些能力不够但学历足够的人又会浪费大量宝贵的研究资源。”

二、身处市场经济的时代，许多政府部门还在使用计划经济式的办法。即用政府作规定将学历与人才画等号，再以行政手段推行待遇与学历高低挂靠的各种规定，从应聘资格、上户口、定职务、薪酬、住房、晋级到进开发区、注册公司、获得贷款、税收优惠、获公司股权甚至于子女的某些待遇等等，由此便产生了我们社会特有的追逐学历现象。

古时科举与做官资格相关，今时文凭、职称与工资、住房、福利等生活待遇及仕途升迁相连。熙熙攘攘，名来利往，能不令天下英雄纷纷入套？

在许多单位里，高学历（而不是高业绩）已经成了拿薪酬、提职务、评职称、分房子的基本依据。这就使得大批的即使没有专业潜质或兴趣、只想从事普通工作、大批并非在攀登科技最高峰的人员也要拼命往上考，也正是出于对文凭不升高就难以升职、就得下岗的担心，让许多在职者和官员们追求学历升格的愿望远高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愿望。

除此之外，学历高低也是影响薪水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近日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不知是否真实），说是本科学历的职场人士的薪资与硕士学历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才，平均年薪要比研究生减少大约20000元左右。这足以让“知识就是财富”这一格言扬眉吐气，让那些准备考研或者读MBA的人更加坚定了拼搏的信心，认为一旦有了高学历，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了。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盲目追逐高学历所造成的危害。

有一首套用流行歌曲《爱的最初体验》的曲调的求职歌谣在大学校园和网上都很流行：

如果说你不想要我/请诚实地告诉我/不要拐弯抹角地说/像上次一样等通知（一直没等到）/如果说你真不要我/把我的材料还给我（好几块钱一份呢）/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去投另一家/什么面试不通过/只是随便说说/你看到了硕士/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深秋/心如寒霜冬夜/想要去一个好单位/却拦着不让往里走（本科与狗不得入内）/是不是我的二十二/注定要为工作劳累/是不是我的二十二/注定要为工作流泪？

这支歌谣所以会流行开来，是因为它道出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迷茫与苦楚，引起大学生们的共鸣。

多年来，学生中考、高考的应试负担未曾减轻。现如今，这一负担又扩展到了大学本科生们的身上。往日家长、学校对中小学生灌输的“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没单位要，就得失业、下岗”的说法，早已在大学校园里“升格”成了“考不上研究生就没有出路”，而且在继续涨行市为“要不上个博士就没地方要”。

照此追逐高学历的速度，或许用不了多久，在我们那保持世界最高学历要求的招聘广告上，不知会不会在招打字员时赫然注明：只招博士后学历者，海归的优先，博士学历免谈。只是那时短缺的技术工人、维修人员可能还得从外引进。而诸如倪志福、陈景润、培养出世界冠军的胡鸿飞教练、优秀检察官方工、优秀售票员李素丽这样的人才更无法脱颖而出。

我们到底是要学历还是要能力呢？纵观各地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求职者如果没有高学历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据说某公司招聘几名清洁工也要求“大专以上文化”，这并非是笑话，在许多招聘场所都有类似的情况。事实上，非高学历者不招，这既缺乏科学理性，也显现了招聘用人的“情绪化、随意性”，盲目要求学历越高越好的做法，暴露出一些企业管理上的“粗放性，低层次”。

对企事业单位而言，陷于高学历怪圈，危害着实不小。有些管理者无心去研究招聘中提出的学历、年龄是否切合所聘职务、岗位的真实需求，盲目实行非高学历不用，不但加大了企业成本，而且阻塞了才路，误导了教育，以至今天人才市场技术人才缺乏，高工、技师更成为高薪难聘的稀缺资源。

更糟糕的是，在许多企事业单位里，高学历（而不是高业绩）已经成了拿薪酬、提职务、评职称、分房子的基本依据，这就使得大批的在职者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学历，专科学历的去进修本科，本科的考研，考研的攻博，一些已身居领导职务的人也迫于“形势”又去带职攻读。但是，一旦学位到手，许多人再与“学问”无缘。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才观”又被另一些急功近利的人钻了空子，假证书、假文凭因此泛滥。几年前，有人就戏谑：“职称=工资级别+福利待遇+住房条件+退休医疗费”。

有鉴于此，我呼吁社会应当大力扭转这不合时代的“学历至上”风潮，将其导入能力主导时代。为此，先要澄清学历与能力的关系。作为对受教育程度的认知，学历并不是不重要，但学历不等同于能力；而作为人才标准的主导，能力有着比学历更丰富、更高的内涵与实质。能力的基本起点是社会责任感，有德行的能力具有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它能激发团队整体能力的释放；能力的基石是学识素养，它源于教育训练又高于书本知识；能力的最佳体现还在于实践，即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能以其智慧创造未来。为检验人的能力高低，现代人把学历视为文化基础，而更看重资格证书，因为对它的考评淡化了工作中的纯知识成分，而强调工作能力、技能熟练度与创新才能。倡导能力主导时代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能激励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为了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让亿万人奋发图强，增强自身素质与能力，共同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统一集团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上市食品集团，也是在大陆投资额最高、投资项目最多的台籍企业。从日常的食品、饮料，到遍布宝岛的2000多家“7-ELEVEN”便利店，以及数十家星巴克咖啡店、家乐福超市，乃至万通银行……统一集团每天都在影响着台湾人的生活；在海峡彼岸，以方便面和冰红茶为代表的统一饮食，也已成为大陆人民生活的一部分。2000年，该集团名列台湾“大学生最爱的一百家企业”第八名，集团总裁高清愿亦荣登“最杰出企业家榜”。

统一集团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统一集团总裁高清愿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

高清愿生于1929年5月24日，台湾省台南县人，祖籍福建漳州。他的父亲生前是个牛贩，在高清愿13岁那年因肺结核去世，撇下高清愿母子相依为命。母亲找不到工作，高清愿有时只能到别人刚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找一些残根碎块回家当口粮。由于家境清贫，高清愿勉强上完国小就不得不中断了学业。1996年他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报纸介绍当选委员，只有他一个人的学历是“小学毕业”。

高清愿受过的全部正规教育只有小学6年。到中年时，在逆境中长大的高清愿迎来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由纺织业改行到陌生的食品业中创业，并最终成就了今日的统一食品王国。问及成功的心得，高清愿说：“学问好不如做事好，做事好不如做人好。”

强调做事先学“做人”，这的确是高清愿经营企业的理念核心。他在谈论经营心得时，也就是在聊人生的经验。比如说，高清愿深信“家和万事兴”、“正派是吸引人才的金字招牌”，而认为“做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改造靠嘴巴，一切等于零”等等。高清愿所说这些经营哲理并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而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才逐渐学会的。

看一看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颁布的2003世界富豪排行榜，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拥有资产407亿美元；第四富豪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保罗·艾伦是华盛顿大学的辍学生，个人资产201亿美元；第六富豪拉瑞·艾里森是伊利诺伊大学辍学生，个人资产166亿美元。

再看看《福布斯》2003中国大陆100富豪中的几位：排名第五的陈丽华个人资产5.6亿美元，高中学历；排名第六的叶立培资产达5.4亿美元，学历中专；排名第十一的周正毅，资产3.2亿美元，小学毕业；排名第十二的左宗申初中毕业，资产3亿美元……

看看中国当前的现象，博士硕士给中小学学历毕业的人当高级打工仔比比皆是。在浙江，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学历都不高，甚至是小学毕业文化，但他们的企业依然蒸蒸日上。有时候他们的创业故事会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怀疑。家财6亿人民币的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沈爱琴，初中学历；身价5.5亿人民币的宁波金轮集团总裁陆汉振，高中毕业；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与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人手下不乏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

大家细数如今公司里的高层、高薪者，有几个是高学历者？即使是现有拥有高学历也是小有成就后，做的“锦上添花”的工作，装点自己的门面，博士、硕士、MBA总归听起来很美，他的真才实学其实是不需要学历来证明的。但对大多数仍唯高学历马首是瞻者，高学历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求炭。且不说那些依靠金钱购得高学历者是否真具有硕士、博士应有的能力，单有些货真价实的高学历者的职场生涯就足以让人寒心。有一位博士，三年前毕业到深圳工作，当时月薪3500元，无奈其工作能力实在差，试用期未满就被解除了合同。他只好再去找工作，可想而知，没有工作的能力，他的工资只能越来越低，现在他基本赋闲在家，对工资的要求低到了800元，学历在这里成了一纸空文。

另外，我认为我国还应该构建新的人才标准：变“学历本位”为“能力本位”，重能力重业绩，走出“唯学历”误区。

当今发达国家，选才用人大多已从“学历至上”进入到以创新和绩效为主导的“能力时代”。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又提出要创造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设计了新的绩效与能力素质标准。美国政界招聘公务员，早已告别了以学历取人的传统，提出以能力指向的“人才绩效管理”，有时提出学历要求也就是高中以上吧。比如，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要求极为宽松，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

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近年来在人才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对人才的定义不再局限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能力与绩效并重的人才标准。

连一贯看重学历、资历的日本、韩国，也扬弃唯学历人才观，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

例如，日本“索尼”的成功，人称索尼先生的盛田昭夫有他独特的用人之道。盛田昭夫用人不看学历，只看有无实干的能力。公司在雇佣新职员时，一律不看学历，平时相互间也不过问学历，只凭实际能力。工作成绩或者发挥潜力来进行评价。他说“宁愿让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工作”。6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叫《让学历见鬼去吧》，在日本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他居然将索尼公司的所有的人事档案全部烧了。在盛田昭夫看来，文凭顶多像一张电影票，能保证你在电影院有一个位置罢了。

再如韩国“平民总统”卢武铉，至今只有高中学历，足见韩国不仅注重学历、注重知识，更加注重能力，注重绩效。有人戏言，假如以卢武铉的学历来中国应聘，别说国家公务员、大公司白领没门，恐怕连普通企业的一般员工也难。

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队伍不追求高学历，甚至高技术企业也不追求高学历。

现在欧美诸国企业商界招聘选人，几乎没有学历要求，有的只是各式各样详细而明确的工作要求。这表明，那里的招聘者要求的只是能力和潜力，应聘者不管学历如何，重要的在于能否做事情，能否任用且日后能否升职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作能力和业绩。那里，一方面有一大批未上过大学的成功企业家；另一方面也不乏虽得到了当年排名顶尖的MBA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员。分辨人才靠的是市场，只靠不断升高的文凭才能谋职、升职的事情却不多见。

有人研究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招聘广告后发现：除2%要求硕士、4%要求学士外，其余一概不提学历要求。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这与我国时下企事业单位招聘动辄提出本科、研究生学历，也不问所聘工作岗位是否需要，都要在“外语”和“电脑”栏中增添“熟练”条件，恰成鲜明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一些有见识的用人单位已经开始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在招聘人才时，已经把学历排在能力之后。《光明日报》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山东科技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小李曾经参加了厦门人才交流会，会后他颇多无奈：“我投了近50份简历，还是找不到工作。很多公司一听是应届毕业生，就说招进去还要培训，浪费精力，干脆不理你了。”同样参加这个招聘会的小陈是模具专业的应届中专毕业生，企业的招聘人员问了很多操作性很强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协议很快就签了。为何小李的“高学历”反而不比小陈有优势呢？

因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在招聘人才时，不能仅仅注重高学历，而是应该科学地分析每个岗位对于应聘人员来说是不是可以胜任。如果一味强调应聘人员的学历、年龄要求，而忽视人才本身的阅历、经验、学识是否符合工作要求，这也就脱离了招聘人才的实际意义。虽然，企业挑选人才，学历肯定是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它决定了公司整体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激烈，企业选拔人才的观念已经逐渐转变，多数企业对应聘者的综合素质、实际操作能力比以往更加看重，高学历不再是衡量人才的惟一筹码，这也反映出人才市场在逐步走向成熟。

如今，技工在招聘会上比大学生吃香经常被当作新闻爆炒，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其实，技工一直都比较吃香，只不过前几年大学生找工作不如现在这样竞争激烈，没有凸现出他们的优势来而已。就上海的修车、造船业而言，很多高工级别的人学历都较低，一般为中专或者大专，但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那些白领，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也胜过那些等待职位的高学历者。

一位只有25岁的技工，7年前毕业时只是中专学历。但他在工作中勤于思考，不断摸索，在修理发动机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凭借年轻的优势，他又钻研高级汽车的电脑系统修理技能，在业界小有名气。他说自己不担心失业，因为自己有一技傍身，今天失业，明天就可以再找一份同样的工作，他的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学历对他们来讲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能力胜过学历的一个例子，说工作的能力比较空泛，就是熟练掌握一门专长。已经有人开始抛弃学历，求工作能力了，重庆有一大学生，毕业后不想去从事所学的营销工作，而是准备去读中专，希望学得一些扎实的基本功和实际操作技能，以利于今后的工作，这一时让人难以理解，但终有其合理性。

面对就业，学历被排在能力之后，企业对人才需求上的标准转变应当给我们有所启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已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依然存在偏重理论教学现象，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技能培训。尤其是在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最新的技术实用信息并没有及时反馈到高校教学体系中，学科专业的调整、内容更新滞后于市场需求，积极为毕业生补上职业技能这一课，显得十分迫切。

《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这么一篇文章《两本证书打天下上海首创大学生就业资格考试》。文章上介绍：高校学生“现代建筑智能化设施”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在上海市第四十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举行。全国首创的高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制度就此在上海启动。参加考试的80名大学生就是首批“吃螃蟹者”。考生在主考官的主持下从电脑题库中随机抽取考题。开考铃一响，“楼宇自控”、“空调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等十余个考场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考试。不同于通常书面考试，学生这次面对的不是纸和笔，而是实实在在的线路、仪表和电器机械。不同于平常实验，学生不再仅仅停留于验证理论的正确，直面的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据命题者介绍，高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根据职业标准和高校学生的特点，强调工艺、管理和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核。精心安排这样的考试，目的在于加快培养一大批既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同时又掌握职业操作基本技能，既熟悉本行业运作过程和管理，又具有一定解决现场问题能力的高级应用复合型人才。

专家认为，职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符是大学毕业生失业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些职业逐渐被淘汰，一些新的职业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兴起，对就业者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这种信息并没有及时反馈到教育市场中，教育专业的调整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趋势的变动。由此造成一些学生在接受学历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突然发现无从着手，所学不能用于实践。尤其在中国入世后，高学历、低技能的毕业生将不能适应新职业的要求。推广高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实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显然是突破这一“瓶颈”的一条重要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制度的出台，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欢迎。泛亚汽车有限公司执行经理张振华说，一般大学生从就业上岗到真正熟悉行业运作，差不多需要3年的实践期，因此该公司以往不招收应届毕业生。他认为，推行职业资格鉴定，能大大缩短毕业生“进入角色”的时间，今年他们将从取得职业资格鉴定证书的大学生中择优录取。中德合资上海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培德告诉记者，现代企业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互相渗透趋势已经明朗，本科生多数理论功底较好，动手能力不强，该公司对持有职业资格鉴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将优先录取。

2000年，在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福州大学毕业生杨少锋，反其道而行之，自租摊位打出“谁聘我？年薪10万！”的牌子，果真被福州一家公司录用，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数十家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2002年11月，中国联通福州公司在中国率先推出“手机不要钱”的销售策划，当月创下7000万元的销售神话，令人吃惊的是，总策划竟是大学毕业才两年的杨少锋。

2003年，杨少锋以年薪20万的身价，龙门一跃进入大连某保健品公司，出任销售总监，因销售业绩突出，他的年薪飙升为100万元，让无数名校MBA、EMBA们跌破眼镜……

和许许多多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样。杨少锋既没有显赫的家庭出身，也没有流行的名校教育背景，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凭什么敢在刚毕业的时候就在万头攒动的人才交流会上打出“年薪十万谁聘我？”的招牌，24岁时就把世界知名企业咨询机构麦肯锡为中国联通做的CDMA推广方案全盘推翻并另做一套，让许多人为此跌破眼镜，他凭的又是什么？刚毕业三年，实现了从年薪十万到年薪百万的跨越，让许多自诩是名校毕业的MBA们刮目相看，恨不得一头撞在树上。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让他如此地脱颖而出？

1977年12月29日，杨少锋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市上白石镇前阳村，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父母是乡村小学教师。小学时的杨少锋是村里有名的调皮蛋，经常被妈妈责打。在他的记忆中，能连续两天不挨打已经是奇迹了。和许许多多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样。杨少锋不是神童，甚至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逃过课、留过级、打过人，英语四级考了四次、多门课重修、长达两个月未在学校露面以至于差点被开除。

可是，他在大学里也做出了不一般的“业绩”，他用一组数字“23456”表示：“2”代表拉到了约27万元的赞助；“3”代表当过三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等职务；“4”代表创办了四个学生社团；“5”代表被影响较大的五家杂志做过专访；“6”代表曾担任过校团委、学生会的六个主要职务。

杨少锋的成长道路告诉我们，如今的企业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能够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实战型”人才，而不是一个只会读书考试、成绩优秀的“高才生”。关于这一点，杨少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得特别清楚：“在应聘过程中，没有一家企业的老总对我的成绩感兴趣过。的确，我对成绩不重视，但不是对学习不重视。我上大学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当一个成功的企业人，别人在看小说时我在看专业书，别人在看专业书时我在实践了。对成绩不重视，但我对老师很重视，在兼职实践过程中一有疑问很爱向教师讨教、探讨，我是一个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学习的能力太重要了。”

正因为如今一些有眼光的用人单位聘用人才更注重真才实学和经验，所以，我认为有眼光的家长与其让自己的孩子拼学历还不如锻造孩子的能力。拼学历的实际效益其实很低，考试准备工作，少则半载，多则两三年；考取后求学历的时间又是两三年，这么多的时间会丢掉很多其它的机会，也缩短了自己的实际工作时间，降低了诸如年龄、工作经验等竞争优势。况且，拿到高学历也不等于有了高薪高职。所以，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求学历上，不如学得一技之长，多在工作中锻造自己的能力，求一技傍身，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才。